学术与政治：国际传播研究在美国的兴起

国际传播研究作为大众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冷战的背景下由美国政府、基金会、社会科学学者共同促进兴起。回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中,国际传播研究脱胎于美国国内的传播效果研究,却在多种因素的共谋下与拉斯韦尔式功能主义结合,形成了理论与实践背道而驰的景象。结构功能主义指导下的国际传播经验研究最终以现代化理论的方式得到了总结,形成了学术与政治的暧昧纠缠。这一后果并非简单是心理战或者文化帝国主义的产物,还是方法论主导的经验研究避免认识论问题与价值反思的结果。社会科学"价值中立"原则带来的危险在国际传播领域凸现出来。     

中国传播研究中的两种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传播研究对于中国传播研究者而言,"功能主义"是一个被谈论得多,反思得少的理论。从上世纪70年代末传播理论进入中国,拉斯维尔的"传播三功能"说就和5W理论一样最早为国人接受。然而究竟什么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对传播理论的建构具有何种影响、它与管理学派是否存在必然联     

媒介帝国主义与意识形态效果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衍生于“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是70年代以来西方传播学批判性研究的产物。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早期学者们从政治、经济等制度语境下进行研究;至上个世纪90年代,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用文化的话语分析“媒介帝国主义”,他否定了现代     

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兼谈“民族志传播研究”CSSCI

本文从“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这一问题入手,首先对“媒体人类学”与“媒介人类学”在表述上的差异进行了说明,然后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理论视野三个方面对媒体人类学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回答。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作者之一的研究经验(主要是相关的理论表达),对“民族志传播研究”所做的理论进行简要说明,该说明也可以理解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对媒体人类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可能的“回馈”。这样的讨论对于更好地理解学科之间的交融与区隔,彰显中国传播研究的自主性,或许均有一定启示意义。     

“范式革命”与中国革命：参与式发展传播的学术政治与中国经验的斗争性

本文重新追踪冷战发展传播学中民主参与问题的全球史脉络,并将中国革命的历史意涵带回这场发展传播理论所谓“范式革命”的重新语境化中。原本旨在抑制第三世界革命、维系资本主义霸权体系的发展传播理论与实践,具体会以何种方式处理中国发展传播经验中的革命要素？通过爬梳冷战史材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传播领域的理论写作和海外中国研究,本文发现,冷战发展实践中的社区参与在70年代“参与式范式”形成之前就已存在,但只有当自上而下的国家发展模式遭到质疑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地方参与经验才被引入西方发展传播理论家的视野中。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甄别”机制下,中国参与式经验的革命斗争问题被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惯性所过滤,产生了去政治化的“政治折扣”。     

影像传播中的后现代主义倾向思考

笔者建立在“后现代主义研究”和“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影像传播”两个维度上.首先,在海量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中,抽丝拨茧,进行研究,以呈现后现代主义研究的轮廓.在此基础上,透过影像传播中日益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对其进行理论分析.最后,得出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     

从“人”出发的传播学研究--对传播学研究维度的再思考北大核心CSSCI

在以媒介效果研究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路径的主导下,具有原创性、有影响力的传播学理论贫乏。传播研究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从"人"出发,打开结构功能主义之外理解传播的崭新视野。特别是在以网络、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下,探讨传播与人的生活实践、人的生存发展、人的情感认知的关系,提高传播研究的解释力,尤为必要和迫切。本文在对传播学思想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将各方理论中关于人在传播中的存在方式的相关论述抽取出来,进行认真的分析,以求能够对以"人"为维度的传播理论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20年来中国传播史研究回顾

对中国古代传播史的研究，即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发掘传播的理论观念与史实，源自海内外华人学者对传播学“本土化”的学术追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此研究大致经过了3个阶段，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规模逐渐扩大。本文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回顾。     

朝向后人类的智能媒体星系——试论广播电视“全国一网”融合发展

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业处于黄金时期,新闻、电视剧、纪录片、综艺和娱乐节目,构成了几代人的记忆.从学科发展来说,媒介技术和传播实践也使得特定的知识体系与学科建制的确立有了可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刷术推动下报纸的繁荣催生了新闻学;二战后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穿透”了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乃是欧美两陆传播研究(功能主义进路的大众传播学、批判学派、媒介环境学和文化研究)生长的历史语境.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将传统新闻学与新引入的传播学并置,渐成枝繁叶茂的“新闻传播学”,也与媒介技术和传播实践密不可分.     

重返美国传播研究史前史:宣传远离传播学的原因和反思北大核心

美国主流传播学史叙事中对于“批判的宣传分析”出现集体性误读,将“批判的宣传分析”误解为一种原始的功能主义研究,本文通过补全20世纪初美国传播研究史前史,对“批判的宣传分析”诞生的背景、发展的脉络及其与美式主流传播研究的勾连进行梳理与再叙述,试图回答宣传远离传播学的原因并进行反思。研究发现,尽管“批判的宣传分析”曾经作为主流出现在美国的社会研究领域中,但是它并非一种学术范式而是美国进步主义语境下出现的社会思潮,随着这一社会历史语境发生根本逆转,“批判的宣传分析”落寞退场。随后传播学的建制化以及社会科学的底层逻辑不断将宣传的概念边缘化、意识形态化,往后美国传播学史对于“批判的宣传分析”的有意误读,反映出美式现代性危机下传播研究的合法性焦虑,美国理性主义语境中宣传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与张力始终难以解决。     

图书出版与“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力研究综述北大核心CSSCI

文章立足于“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有关图书出版的研究现状,基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环境、传播路径以及传播效果这五个维度构建了图书出版文化传播力研究框架,对既有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资料收集、数据分析与理论研究。研究显示,近年来,相关主题的研究规模不断扩大,研究热点纷呈,但是在传播效果方面的研究比较匮乏,事实层面及建议对策方面较多,而相关理论应用与体系研究亟待加强。     

试论“功能主义”文本分析法在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发瑞于德国的“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强调译者应根据译文所属的具体情境或翻译任务委托者对译文功能的要求进行翻译,反对刻板追求对“神圣原文”的模仿。该理论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盛行于欧美学界,其对实用文本翻译的指导性得到了广泛认可。“功能主义”旗手之一德国女学者诺德提倡的“文本分析法”是“功能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抽象的翻译理论落实于具体的教学法,在译者培训机构中得到了普遍运用。本文旨在探讨“功能主义”理论运用于德汉科技翻译课程教学的可能。并通过详细介绍“功能主义”文本分析的对象和方法推广这一翻译辅助步骤．最后．本文还将以教师的课堂授课实例比较运用了“功能主义”理论的翻译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异同。     

劝服理论与我国报纸新闻评论的发展

任何传播活动都是为了取得某种效果,“不为效果而从事传播及传播研究,同不为胜利而进行战争,是一样荒谬,一样不可思议。”[1]在传播效果研究中,最具实用价值的当属劝服理论。西方传播学中的劝服理论(p e r s u a s i o n),又译为“说服理论”,是传播者试图利用传播的信息来改变他人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研究。最早对劝服理论开展系统研究,并卓有影响的是以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霍夫兰(1912-1961),他是传播学的四大先驱之一。1953年出版的《传播与劝服》被视为霍夫兰及其耶鲁学派的代表作。新闻评论作为一种传播活动,也是…     

互动——传播新走向

在大众传播理论中，拉斯韦儿提出了“五W线形传播模式”，构成了传播研究的五个方面，即传播研究、内容研究、媒介研究、受传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这种模式一直指导着新闻传播的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一模式开始受到挑战。尤其是第四媒体——“网络”的兴起，     

中国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本土化致思

议程设置理论是20世纪60、70年代风靡于全美的比较经典的传播学效果研究理论,在传播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以我国目前对议程设置的研究为依据,参考中国知网(CNKI)上的相关文献,分析了中国语境下的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的区别,探讨了新媒体语境下的议程设置的特点,反思了中国语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     

当代中国传播效果研究得失述评

效果研究是传播学领域中最受瞩目的研究环节,一直稳居西方传播研究中的“主导范式”。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传播学成果逐渐进入中国传播研究的视野,效果研究在中国开始受到重视,并在9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现了加速发展之势。对当下效果研究的成就和不足进行认真思考,有利于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     

用“两级传播”理论分析贵州家有购物频道

一、理论渊源 所谓“两级传播”,是传播学先驱、美国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的一大发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传播效果研究上．传播学界盛行“魔弹”理论,也称为“子弹论”或“皮下注射论”,其核心观点是：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对于受传者就像子弹击中躯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     

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意义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衍生于“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 是７０ 年代以来西方传播学批判性研究的产物。早期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以国家主权为核心, 注重分析社会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 认为西方媒介对第三世界的“文化输出”具有侵略和控制等负面的影响, 是二次大战后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发展的新形式。８０ 年代后, 传播研究者对“媒介帝国主义”影响过程中内外因素的作用, 以及西方文化的实际传播效果,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产生了热烈的争论, 推动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发展。９０ 年代以来, 有关“全球化”与传播霸权的讨论, 使早期“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宏观性的批判研究取向, 再度引起传播研究者的重视和思考。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考量, 也已超越媒介与大众传播的领域, 是世界各国面对新的世界格局与“全球化”的挑战, 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探寻２１ 世纪的国际战略和竞争决策的重要依据。     

传媒·仪式·社会:西方学术语境中的媒介事件理论

戴扬和卡茨的经典媒介事件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功能主义传播学受到社会人类学启发的产物。90年代初,文化研究和社会学者从"传媒与仪式"的角度对之进行了验证和修正。之后,媒介事件被整合进仪式传播理论、媒介仪式理论和"媒介化的仪式"理论,成为媒介社会学和媒介人类学的重要概念。     

技术主义研究传统在我国传播学界的“理论旅行”：从麦克卢汉理论受关注谈起

通过简单梳理技术主义研究传统在我国传播学界的传入,继而对这一研究传统在我国传播学界的“理论旅行”进行简单透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这一“理论旅行”面向未来、继续前行的展望。这一“理论旅行”具有如下脉络特点：拓展/延伸;深入;跨学科性。我国传播学界在这一“理论旅行”中面向未来、继续前行,须突出三点：（1）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展开研究;（2）注意跨学科吸收理论滋养,并从新闻传播领域学界、业界和管理界优秀成果的融合中吸取养料;（3）更加注重从我国的传媒实践中提取研究问题和研究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