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补习“退热”: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

课外补习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教育和社会现象,如何给补习"退热"成为国家和学者关注的焦点。在生态系统理论的框架内,以社会治理的视角归纳出课外补习发展的成因:一是在传统育儿思想影响下,家长出现课外补习行为偏差;二是课外补习的市场化特征,迎合了家长的"应试"需求;三是学校教育均衡发展,增强了家长对课外补习的依赖;四是政府治理权责模糊,成为课外补习发展的"政治资本"。我国课外补习治理的特征与问题是:以政府治理为主导形式,缺乏其他利益主体协同参与的理念;以设置准入门槛为主要措施,但政策退热的方向有失偏颇;注重监管职责划分,缺乏问责机制的构建;增强学校主流教育竞争力,缺乏学校教育与补习教育融合发展的路径。结合我国主要地区课外补习的治理成效与经验提出由以政策规范为主的"政府治理模式",向协同各方利益群体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形成涉及家长、学校、社区和行业协会共同参与课外补习治理的责任联盟和命运共同体,以更加有效地实现课外补习治理的目标。     

课外补习研究:问题与方法

随着课外补习的日渐盛行,相关研究的数量显著增长,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补习的规模、性质及其政策启示等等,但这一研究领域仍处于发展初期.在现有文献中,在课外补习的概念界定上,还较为混乱;课外补习数据的收集亦比较困难,一方面调查对象可能没有能力提供所需信息或者不愿意透露相关补习信息,另一方面课外补习的调查问卷设计也有难度,问题设计难以做到既精确又能被调查对象完全理解;已有研究尝试用定量、定性或混合方法来分析课外补习的数据,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需基于特定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对课外补习的现象及相关研究问题进行阐释;比较教育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视角,但在进行课外补习的国际比较时需格外谨慎.这一研究领域在不断发展,课外补习这一现象将会得到更好的研究和深入的理解.     

网络舆情对地方政府课外补习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机制研究——支持“双减”政策优化落实的一项实证研究

“双减”政策的优化落实需要精准把握民众对于课外补习的真实诉求,提升对于诉求的高质量回应。研究我国课外补习网络舆情对地方课外补习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机制,能够为“双减”政策优化落实提供实证依据。基于2008—2019年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数据和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课外补习治理政策数据,文章利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探究网络舆情对地方课外补习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研究发现,课外补习网络舆情难以及时推动各层级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的制定,但得到地方政府积极有效回应的课外补习网络舆情能够有效推动各层级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的制定;同时,课外补习网络舆情对于地方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且滞后影响随着时间先增强后减弱,呈现倒U型曲线。“双减”政策要求地方政府须强化督促检查,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重视群众利益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基于此文章建议,为进一步支持“双减”政策的优化落实,地方政府需要加强对课外补习舆情的重视,及时有效地细化政策制定以回应社会需求,以治理有效性推动基层政府治理合法性建设。     

国内课外补习研究回顾与展望

课外补习在国外被称为“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国内有研究者将其称为“择教“,是与“择校“并列的教育选择形式之一.国内的课外补习研究主要是从课外补习的概念、成因,现状、影响和政策启示等方面展开的.未来该领域需要加强基础性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     

小学文化课课外补习的问题研究

当前小学文化课补习的现状为:课外补习主体低龄化与边缘化,课外补习规模不断扩大,课外补习内容超前、目的单一,课外补习教师队伍复杂,课外补习导致学校教学陷入"怪圈"。家长的急功近利和盲目攀比是小学文化课课外补习发生的心理诱因;现行教育制度不完善是小学文化课课外补习产生的制度诱因;相关教育政策的误导与冲突是小学文化课课外补习产生的政策诱因。解决小学文化课课外补习问题的对策为:促进学生家长形成科学的教育观念;建立课外补习的市场准入制度;充分整合公共教育资源。     

课外补习与儿童人力资本——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课外补习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靡,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相较于我国课外补习发展的盛况,有关研究还稍显不足.本文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基线调查数据,分析了补习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补习能有效提高儿童认知能力,但学科之间存在差异.2.适度补习可以提高儿童非认知能力,但过...     

我国课外补习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相关课外补习文献和著作的分析,综合比较国内外课外补习的发展情况,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开展问题研究,并对课外补习问题研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     

我国中小学生家庭课外补习需求收入弹性分析——兼论“双减”背景下缓解课外补习需求的有效策略

基于2019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利用tobit模型,从需求收入弹性的视角探究我国中小学生家庭对课外补习需求的依赖程度以及学校课后服务对家庭课外补习需求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中小学生家庭对学科类和兴趣类课外补习需求收入缺乏弹性,两类课外补习都已经成为家庭生活必需品。(2)中小学生家庭对课外补习需求收入弹性存在异质性。高收入家庭对学科类课外补习有刚性需求,中高收入家庭对兴趣类课外补习有刚性需求。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对学科类课外补习的刚性需求更强烈,农村家庭对兴趣类课外补习的刚性需求更强烈。(3)参加学校学科类课后服务会削弱家庭对于学科类课外补习的刚性需求,而参加学校兴趣类课后服务会增强家庭对于兴趣类课外补习的刚性需求。因此,落实“双减”政策要在供给侧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的同时,在需求侧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帮助高收入高学历父母树立科学育儿观念,保障学校学科类和兴趣类课后服务的时长和质量,加大农村地区学校兴趣类课后服务投入保障。     

一部系统探究我国基础教育领域课外补习问题的力作——评专著《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

2021年7月24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参加课外补习问题再次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如何落实"双减"政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的挑战,亟须相关理论研究予以支持.遗憾的是,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有关课外补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还很薄弱,我国亟须针对课外补习问题的系统性理论与实证研究.     

爱的边界:家庭教育焦虑是否会增加课外补习投入?

家庭教育焦虑已在我国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与课外补习投入存在一定关联,也是当前"双减"政策出台的重要原因之一.罗洛·梅把家庭教育焦虑分为正常焦虑和过度焦虑.本文围绕"家庭教育焦虑是否会增加课外补习投入"这一核心问题,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两种家庭教育焦虑对课外补习投入均有正向影响,其中正常焦虑型家庭注重子女"学科类"和"艺体类"双重补习,而过度焦虑型家庭只注重"学科类"补习;(2)经济、文化资本高的家庭更易有正常焦虑,经济、文化资本低的家庭更可能过度焦虑;(3)经济、文化资本高的家庭可通过课外补习投入转化教育过度焦虑,经济、文化资本低的家庭则由于资本的有限性使其陷入过度焦虑的恶性循环;(4)过度焦虑型家庭的教育常会逾越父母爱子的边界.基于以上结论以及对"中国特征"的分析提出完善政府作为外部治理主体的政策引导、强化学校作为中介治理主体的质量保障、提高家庭作为内部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等建议,旨在促进教育公平,引导过度焦虑型家庭谨守爱的边界.     

起跑线竞争：我国中小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分析——支持“双减”政策落实的一项实证研究

"双减"政策的有效落实需要精准识别学生选择参与课外补习的深层原因,研究我国中小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能够为疏解家长和学生的课外补习需求提供实证依据。本文基于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 2017)数据,采用生存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中小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进行了刻画,探讨了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1)我国中小学生大多数参加过课外补习,且许多学生在较低年级就参加了课外补习。(2)我国中小学生首次参与学科类课外补习时间明显早于兴趣类课外补习,随着年级的升高这一差异更为凸显。(3)城乡地区和不同阶层家庭的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随着学段的上升而逐渐缩小。(4)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有显著正影响,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越好的学生首次参与学科类和兴趣类课外补习时间均越早,但这种差异随着学生学段的上升而减小。"双减"政策背景下,建议政府进一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校内课后服务品质,更好满足家长和学生对个性化教育的需求;重点照顾弱势阶层家庭,为学习成绩较差的弱势阶层学生提供校内学业辅导帮助;引导家长理性选择课...     

课外补习对我国初中生减负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5数据分析

学业负担过重是我国教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为此国家不断提出各种减负政策.近几年,我国减负政策聚焦于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因此研究课外补习对我国初中学生学业负担的影响可以为我国更好实施减负政策提供重要参考.基于CEPS2015全国大样本基线调查数据,利用卡方检验、ordinal回归分析和shapley分解法,分析课外补习对我国初中生主观学业负担和客观学业负担的影响差异和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参加课外补习增加学生的客观学业负担,却减轻了学生的主观学业负担;个人因素对学生主观学业负担和校内客观负担的影响程度最大,课外补习影响程度较小,但课外补习对学生校外客观负担的影响程度最大,是造成学生校外客观负担较重的主要原因.政府、学校和家庭应根据课外补习对我国初中生学业负担的影响差异和程度,实施精准减负政策,有效减轻我国初中学生主客观负担.     

韩国课外补习政策述评

课外补习热席卷全球,其中在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中国、韩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尤为盛行,其治理问题随之而来.本文着重探讨了韩国课外补习政策的演变和得失,以期对我国制定和执行课外补习政策有所启迪.     

国内课外补习研究回顾与展望

课外补习在国外被称为“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国内有研究者将其称为“择教”,是与“择校”并列的教育选择形式之一。国内的课外补习研究主要是从课外补习的概念、成因、现状、影响和政策启示等方面展开的。未来该领域需要加强基础性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     

21世纪西方教育政策研究的后现代特征——以美国《Educational Policy》(2002-2008年)为样本

本研究以美国教育政策权威刊物<教育政策>(Educational Policy)2002-2008年的192篇文章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近7年来西方教育政策领域研究的理论基础、方法、研究视角的运用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西方教育政策领域的研究呈现四个主要的后现代特征:教育政策研究理论运用的后现代性、教育政策研究视角的后现代性、教育政策研究方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教育政策研究中质的研究方法的倾向性.     

希望与无奈:家长热衷课外补习的动因及策略——基于构像理论的质性研究

基于构像理论,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考察13名母亲为孩子报培训班的动因、目标和执行策略。通过访谈调查发现,课外补习既是各类家庭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一种主动选择,也是弱势家庭面对自身文化水平不高、时间冲突等问题时的无奈之举。在参与补习的孩子中,重视综合素质的培养在低龄儿童母亲中较为常见,当孩子进入中学之后,素质培养逐渐让位于文化课程的补习。基于此,父母应该树立理性的教育补习观;补习机构应提高课程品质;政府不仅要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规范补习教育,还需在政策制定上充分考虑弱势家庭的现实困境。     

中小学生家庭背景性资本对其参加课外补习的影响研究——以内蒙古赤峰市为例

本文对内蒙古赤峰市的中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父亲的职业和学历水平对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有显著性影响;父母对课外补习的态度以及对孩子学习的期望等是课外补习行为发生的重要内在影响因素。政府应积极引导学生家长树立正确的补习态度,加强课外补习的监管力度,对社会弱势家庭给予教育补助,促进义务教育公平以及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     

课外补习能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吗？——基于21项实证研究的元分析

“双减”政策实施三年来取得初步成效,但家长和校外培训机构仍然是影响政策落实的重要因素。为探明课外补习与学业成绩之间的真正关系,寻找关键调节变量,对21项原始研究,涉及54个独立样本、79个效应量、242 601名被试进行元分析。结果显示：课外补习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存在低相关,采用剪补法修正后,课外补习对学业成绩影响不显著。在9个调节变量中,学生性别、学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所处地区、补习科目、补习时长、补习班类型等变量对课外补习效果均不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澄清人们对课外补习作用的片面认识,为教育决策者、教育研究者、教师、家长及学生提供新的思考。     

家庭资本对初中生参加课外补习活动影响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执行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CEPS2014),从家庭资本的角度系统分析了家庭的各个资本对于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情况的影响。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家庭资本对学生是否选择参加课外补习的影响,采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家庭资本对家庭的学生课外补习费用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中家庭资本越高,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就越高;家庭课外补习费用支出也越高;经过结论的分析,家庭资本对于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有着重要作用,课外补习维持和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现象,成为家庭资本在代际间传递的重要手段。据此本文提出:政府应提高主流教育的质量,抑制学生课外补习需求,对家庭资本较差的学生给予优惠政策等政策建议,以此来调节课外补习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影响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因素——以中国上海和日本大都市为例

选取PISA2012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HGLM模型研究影响中国上海和日本大都市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因素。研究发现:影响两个国家(地区)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因素主要为学生层面的因素,具体而言,女性的数学课外补习参与率高于男性,独生子女学生数学课外补习参与率高于非独生子女学生;ESCS和家庭教育资源充裕程度对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有正向预测作用;数学成绩对数学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