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文本与空间: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的三重勾连

借鉴三重勾连理论，采用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探析老年人智能手机媒体使用行为。智能手机作为科技与媒介集合体，能多方面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中不同方面的需要，帮助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并满足老年人的“面子需要”。健康状况则是影响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重要因素。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文本消费，显示其老年人群体特色，并促使老年人突破传统的交友格局，实现其原有生活交往空间的连接和拓展。     

基于手机媒体使用的青少年亚文化族群研究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应用,在青少年群体中形成了若干亚文化族群.自拍族群,利用手机媒体塑造自我印象,重新召唤记忆, “自拍神器”的使用赋予了青少年“观展/表演”的意指,通过展示“理想我”建构虚拟社区中的身份认同;手游族群,借由进入“播撤”结构的虚拟手游世界,随时随地组织和重构场景活动,依托于社交媒体的手游为青少年提供了获取满足感与成就感的途径,溢出了现实社会中的稳定身份;果粉族群,通过消费美国的苹果手机彰显自身的时尚文化和身份符号,在各类虚拟网络社群塑造群体认同,期望对于主流话语与文化工业进行颠覆性抵抗,但仍难以选离被市场逻辑与资本霸权收编的影响.     

温州地区人情消费状况及奢靡风气调查

温州是全国范围内“熟人社会”现象较为泛滥的区域,可以说已经发展到“畸形”的程度。温州人奢靡的人情消费风气长期以来是一个难以根治的社会陋习,本文作者为了做有关温州“熟人社会”问题的研究,对温州的人情消费状况作了初步的调查,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以场景交叉理论分析“伪娘”的社会身份

“伪娘”一词源于网络,现如今已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男性群体。他们以女性装扮为特征,活跃于大众媒介中。在《消失的地域》中,梅洛维茨用男性身份与女性身份的融合,为我们定义了这类群体的身份特征。本文试图用《消失的地域》中的“场景交叉”理论,对“伪娘”社会身份进行分析,了解在大众媒介的影响下,这一新生群体的社会身份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听障群体智能手机使用与满足研究

本研究以听障群体为研究对象,了解听障人智能手机的使用与满足程度。通过问卷调查和量化研究发现,手机易用性以及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听障人智能手机的使用满足感。根据实证结论,结合听障群体智能手机使用现状,对提高听障群体使用智能手机的满足感,加强听障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注重媒介表达,重塑听障群体的媒介身份提出改进意见。     

智能手机对彝族青少年生活方式的影响及对策 ——基于四川凉山彝族青少年的调查

本文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青少年群体对智能手机的使用为实证考察对象,分析了智能手机使用对彝族青少年生活方式的影响,认为智能手机在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两个维度都给青少年群体带来了影响:改变了该群体的消费、社交、文化及政治生活方式。针对智能手机使用对彝族青少年生活方式的消极影响,本文从政府、媒介、受众三个层面给出了对策建议:政府要扮演好宏观"把关人"的角色;媒介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彝族青少年群体应积极提高媒介素养,勇于承担文化传承重任。     

从“服务对象”到“服务者”:山东博物馆老年志愿者群体的扎根理论研究

在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博物馆应当在文化养老的进程中被赋予更重要的角色。相较于将老年群体视为博物馆的“服务对象”,选择“服务者”的视角,围绕着老年志愿者这一群体,探讨博物馆志愿者身份对老年群体带来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以山东博物馆为例,对长期在馆内提供服务的老年志愿者进行深度访谈,并通过扎根理论的编码逻辑开展质性文本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分别从动机、行为、体验和反馈四个维度来塑造她们对博物馆志愿者身份的认知。这一结果为拓展博物馆服务老年群体的方式提供了来自实证层面的证据,有助于重新思考博物馆在老龄化社会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价值。     

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

以广州市的四家日报为例,本文运用叙事分析的方式考察了我国当代城市新闻媒体对于农民工这一城市“差异人群”的“再现”或曰群体素描,并分析了这些“再现”对于该群体之社会身份形成及在城市社会获得文化认可所造成的意义和影响。基本的发现是:我国城市报纸采用了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方式,进而产制了高度类型化的公共形象,其中得到最频繁再现的形象是“受难形象”和“负面行为者”形象。这两种叙事和形象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后果,其中,“受难叙事”和受难形象有助于农民工群体自身主体经验的表达,并促进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理解和认同;负面行为叙事和负面形象则倾向于将农民工再现为城市社会的“威胁”和“麻烦”,抑制了农民工群体的主体经验表达,并阻碍了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获得文化承认。本文比较了不同市场取向报纸在上述方面之表现的差异,提出了改进对“差异人群”进行新闻报道的可能途径。     

农民工的自我赋权与影响:以北京朝阳区皮村为个案

近年来,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融入城市文化等问题日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同时,有关“赋权”概念及相关理论逐渐被纳入到社区发展的研究框架内.赋权理论强调社区、个人的自我行动与社区发展的有机联系,强调制度框架给予底层群体的赋权观照.本文以皮村打工者自我赋权为个案,对其自建文化活动进行实地研究,进而探讨我国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与发展中的身份认同、文化传播及其影响.     

存在性依赖困境：老年人智能手机依赖的生发机理研究

[目的/意义]随着数字融入度的提高,部分老年人出现了智能手机依赖行为。文章探究了老年群体存在性依赖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后果,进而为促进其更加健康地使用智能手机提供参考。[方法/过程]文章对27位老年人及8位老年人亲属开展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并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结果/结论]研究构建了老年人智能手机存在性依赖的促进和掣肘机制,老年人的智能手机存在性依赖行为是促进因子与保护因子角力的结果。促进因子包括技术压力、社会文化压力、易感性弱点、情感焦虑;保护因子包括自我控制、数字反哺。此外,老年人智能手机存在性依赖会引发社会联系减弱、代际关系失调、睡眠质量下降的问题,进一步增强了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依赖。     

城市老年人的智能手机使用与实现幸福感:基于代际支持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

本研究以城市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智能手机使用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整合了幸福感理论和代际支持理论,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建构了一个扩展的技术接受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感知有用性显著影响智能手机的使用态度,感知易用性通过中介感知有用性显著影响智能手机的使用态度;代际技术支持显著影响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态度、使用意愿、实际使用和实现幸福感;而感知趣味性对使用态度无显著影响。本研究提出在信息技术程序开发设计上应考虑惠老,方便老年人使用;社会应倡导年轻一代对老年群体的代际技术支持以提升其幸福感。本研究的"代际技术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研究和技术接受模型建构有拓展和贡献。     

乡村女性的媒介使用与自我赋权

新媒体的赋权功能促进了乡村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其成长提供了无限可能.研究发现,乡村女性作为传统社会的"弱势"群体,通过对新媒介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可以打破传统话语控制模式,改变乡村传播场域中的男性一元中心格局,实现自我赋权和构建新的社会角色与身份.乡村女性由"弱者"到"自主""自立"的身份变迁过程,为乡村振兴语境下乡村...     

危机与抗争：老年身份的媒介生产与话语批判

“银发浪潮”来的同时,社会呈现出人口老龄化与“老年污名化”并轨的文化症候,老年认同出现危机。文章以构成主义为立场,将老年身份视为媒介建构的产物,以批判话语理论为进路,研究老年何以成为今日之老年,即其身份在媒介话语场域下如何进行意义生产,并实现从年龄身份到弱者身份再到“坏老人”的身份转向。通过对危机之下老人不“老”的抗争话语进行批判分析,揭示媒介、话语与身份的权力交织,以期探究老龄社会下老年身份的解困。     

个体化进程中智能手机与农村留守儿童的新型社会化

研究以留守儿童的新媒介使用为研究对象,将一起玩手机视为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与同辈群体的“嬉戏”（play）方式,致力于讨论媒介与同辈群体这一社会化机制的关系。研究发现,“一起玩手机”对留守儿童同辈群体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起关键性作用,是他们的同辈群体社会化过程（媒介嬉戏）,同时也是他们抗争社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身份轻视、建构个体尊严的个体化过程（尊严游戏）。     

手机传播与底层群体的抗争情绪疏导研究——基于N市周边县、镇、村的调研

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受制于技术门槛和教育水平而未能充分接近、使用媒体,这与社会转型时期受众对新媒体赋权要求形成张力.本研究从手机传播的特质和影响力出发,深入实地考察底层群体的情感心理现状,并探寻底层群体的手机使用与群体情感之间的关系.经研究发现,底层群体情感缺失带来心理风险,并容易酝酿“浮层抗争”情绪.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手机传播对底层群体的抗争情绪具有疏导作用.     

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及调节变量研究——基于权重分析与元分析

[目的/意义]通过对智能手机成瘾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探析其影响因素与调节变量，有助于深入理解该行为产生的诱因、过程及后果，从而为该领域未来研究提供新的思考和启示。[方法/过程]将权重分析与元分析结合进行综合量化分析，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筛选与编码，将81个研究样本纳入分析范畴，通过异质性、发表偏差、整体效应及调节效应检验，揭示智能手机成瘾影响因素及调节变量的作用效果。[结果/结论]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包括人格特质因素、情感与认知因素以及习惯性使用与态度因素三类；自尊、自我控制、责任心、领悟社会支持、宜人性和自我效能6个影响因素显著负向影响智能手机成瘾，包含错失焦虑、抑郁、焦虑和智能手机使用频率等在内的19个影响因素与成瘾呈显著正相关；文化特征、被试群体以及用户性别等调节变量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不同研究样本中某些影响因素与智能手机成瘾之间关系的异质性。28组变量关系中的15个“最佳预测因素”可直接应用于指导实践，8个“潜力预测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检验其对成瘾行为的解释效力。研究结论可以在理论层面为该领域下一步研究提供启示，在实践层面为智能手机成瘾的预防干预及健康引导提...     

青年群体在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

作为微信上的热门功能,微信朋友圈维持既有的熟人圈,通过呈现个人生活起到沟通联系的作用;另外,微信通过“弱关系社交”将陌生人带入熟人圈子,用户的自我呈现相应发生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微信也是对用户自我存在的一种展示和确证.①这种通过朋友圈呈现的自我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是经过加工后的“媒介自我”.本文根据戈夫曼的拟剧理论,采用网络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对不同性别、职业身份的微信朋友圈青年用户的媒介使用行为进行分析.     

不断替换的意义:网络社会符号消费与关系互动研究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以事物能指与所指关系链的断裂,揭示了消费需求无限性的本质。研究发现,符号与物的转换表现为“升维”和“降维”的过程,而伴随事物符号化的是不断替换的意义;意义的替换总处于“稳定”与“变动”的间歇区间,消费主体可以发挥能动性,不失时机地在符号消费中寻求与他人的关系互动。不过,这种关系建构出的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归属与认同,其中映射出的身份焦虑现象值得更多的关注。     

青年群体消费转变对广告投放的影响

互联网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变量,而青年群体是社会的主力军,他们渐渐成为互联网消费的有生力量.因此,研究青年群体的消费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互联网+”的大环境出发,分析“互联网+”环境下青年群体消费方式的特点,进而探究其对广告投放的影响,希望能够为针对青年群体的广告投放提供一些参考.     

微信表情包使用对大学生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

在本次实证研究中,研究者探究了大学生群体的微信表情包使用行为与其所拥有的黏连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桥接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的相关性。通过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对209份有效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发现不同关系网络下表情包的使用类型有明显的差异,熟人关系中表情包使用更偏流行化、诙谐化,而生人关系中表情包使用则更为传统化和礼貌化;同时,表情包的使用频率和黏连社会资本与桥接性社会资本呈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