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增殖逻辑及其批判

数字资本主义是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其凭借数字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固有的剥削本性,反而使得数字剥削内容更多样、剥削形式更隐蔽、剥削范围更广泛、剥削程度更深入,由此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特有的增殖逻辑。同时,在私有制资本逻辑支配下,数字算法、共享平台等新的生产要素丧失其辅助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属性,沦为资本的附庸,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用户自由访问遭受限制、数字泰勒主义盛行、数字排斥与数字鸿沟等社会问题。回归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分析视域,通过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增殖逻辑,审视数字生产资料的根本价值,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推动数字技术合理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样态及本质透视——基于马克思“资本—劳动”二元对立关系的分析框架

马克思对“资本—劳动”二元对立关系之生成前提、本质结构、发展趋势的深刻揭示与批判,为科学透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新样态提供了分析框架。表面上,数字经济的新特质使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缓和”迹象,如部分数字生产资料“复归”劳动者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松动”、数字技术赋能下劳动过程监管的弹性化与“无资本家在场”、数字劳动者个性自由有所彰显等。实际上,这些新变化并未根本撼动资本宰制劳动的权力格局,因为核心数字生产资料依然与劳动者相分离且被资本家独占,所谓“无资本家在场”的背后是资本与数字技术“合谋”的全景式“后台”监控,而在“被设定”的劳动自由幻象掩盖下则是数字资本剥削的隐秘加重。     

从消费社会到平台消费社会：资本魅影下的现代消费范式跃迁

消费社会是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社会样态的基本判断。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在生产流通领域广泛应用,平台消费成为主导型消费样态。从符号消费到平台消费两者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深层资本逻辑的继续和剥削样态新近演化的结果,其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隐线,即加速逻辑。增殖而且是加速增殖是资本的“唯一生活本能”,刺激消费而且是加速刺激消费是资本增殖的内在需要。对社会消费样态的不同理论判断影响着对资本主义超越路径的探索。象征交换是鲍德里亚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径设计,而平台则成为当代左翼加速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基本技术“超信”,主张在当代资本主义技术速度的基础上再加速,以冲破资本主义外壳抵达后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对马克思的“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再考察

西方学术界始终逗留于“资本的现代史”视野去谈论解放、主体,一直无法寻找突破资本主义围城的出口,最终徘徊于资本逻辑派与劳动逻辑派两种话语之间。当然,这一困境也影响了汉语学术界的讨论。之所以如此,在于研究者遗忘了对“资本的形成史”的研究。通过厘清“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三重内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资本主义科学认识论起点、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所分析的“资本的形成史”,着重强调了资本主义本质中的“分离”与“颠倒”,以及为如何瓦解资本主义提供出路的方向,这些内涵无疑为摆脱当下资本主义批判仅仅局限于“资本的现代史”的拜物教视野、实现从批判理论提升到解放理论的研究路向提供必要的思想支撑。     

数字经济时代虚拟偶像产业的资本逻辑及其超越

以虚拟偶像代替真人偶像成为资本主义偶像工业降低风险、生产虚拟空间的重要方式,虚拟偶像产业由此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与控制,成为资本缓解过度积累与生产过剩矛盾的新领域。为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阶级不断扩大剥削范围,提高剥削程度,从粉丝的免费劳动到雇佣工人的付费劳动均被纳入资本主义增殖体系,由此完成剩余价值的最大化生产。与此同时,为将这些剩余价值最大化实现,资本家阶级将消费主义应用到虚拟偶像产业,使虚拟偶像符号化,实施符号消费主义,利用数字平台等现代传播手段编织和构建虚幻意义,使消费动机超越使用价值,转而追求符号价值。按照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从虚拟偶像产业生产与消费现象抽象出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资本逻辑,以及数字劳动剥削与符号消费主义的必然性,最后回归到中国虚拟偶像产业发展的具体实践。     

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劳动异化批判

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劳动成为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双重把控下的一种新型劳动形式，仍然属于异化劳动，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数字劳动者遭受着隐秘的剥削。对数字劳动异化的批判，需要探索和洞悉数字劳动异化的本质，探究处于数字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数字劳动异化的新特征，在对数字劳动四重异化现象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的基础上，积极探寻扬弃数字劳动异化之路径，更新劳动观念，秉承共享的价值理念，共同建设共享的社会主义数字空间。     

数字平台创始人与资本所有者的博弈关系演化分析

数字平台作为新型生产组织形式,其形成需要具备创意、资本和技术三大条件,牵涉创意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两大主体。从数字平台的发起、运行到成熟与垄断阶段,数字平台的创意所有者“创始人”同资本所有者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化过程。由数字平台发起之初的创意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博弈制衡关系,演变到“创意劳动对风险投资资本的驾驭关系”;伴随数字平台的成熟与垄断,演变到“平台资本与风险投资资本”的关系,创意劳动被资本俘获演化为平台资本,形成资本与资本共同分割剩余价值的关系。数字平台创始人与资本所有者关系演化的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扬弃;“创意劳动”演变成平台资本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分工、技术与组织互动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化的终极力量。我们可以通过政策干预规范数字平台资本行为,强化数字平台上的劳动者主权;利用数字平台组织控制模式的优势,引导数字平台进行创新性的资源配置;在数字经济中应更加重视劳动者的活劳动和创新活动。     

数字文明的出场语境、历史必然性及现实路径探析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资本主义表现出数字殖民扩张、数字资本剥削的野蛮状态,未能产生文明形态。社会主义中国首次提出数字时代的文明逻辑,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引领,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数字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数字文明朝着造福全人类的方向演进,为追光数字文明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算法控制、“自我剥削”与数字劳动的时空修复——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LPT研究

劳动过程理论(LPT)强调,围绕控制、同意与反抗的劳资博弈,始终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如影相随。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生产正在推动劳动过程发生深刻变化。数据驱动的算法控制,成为资本主义劳动控制的新形态;劳动者身陷“老板游戏”的“自我剥削”,演绎资本主义“同意制造”的新机制;而来自数字劳动的时空修复,则开辟了数字化时代劳动主体性重塑和劳动抗争的新路径。深化对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规律性认识,科学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对于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也不无实践启迪与经验镜鉴。     

如何理解数字劳动、数字剥削、数字资本?——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数字劳动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西方学界对此观点各异.为回应这一争论,首先就要对数字劳动本身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阐释数字劳动的物质属性;论证数字劳动产品向数字资本过渡的进阶逻辑;进而得出数字资本家全面剥削数字劳工的结论.数字信息技术是人的劳动的对象物在资本主义的应用,数字劳动在本质上仍属于生产性劳动.那么就实现了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数字资本从未改变资本增殖的本性,它依旧无法规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数字消费主义的逻辑生成及其批判性考察

作为消费主义向数字领域拓展的产物和形态,数字消费主义是资本逻辑支配下消费领域数字化和数字领域消费化双向进程发生异化的结果。数字消费主义借助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的交相强化,在消费主体“产消化”中实现了“主动性”的劳动剥削、在消费需求“订制化”中削弱了消费主体的自主性、在消费关系“虚拟化”中加剧了人际关系的新异化、在消费体验“致瘾化”中催生了不节制的享乐主义、在消费模式“流量化”中诱发了庸俗化的消费审美,从而对人与社会发展产生了远甚于以往传统消费主义的危害。科学揭示数字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实质,坚持以制度优势遏制数字资本恶性增殖、逐步实现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以及弘扬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科学消费观,是防范和应对数字消费主义的重要路径。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劳动探析

不断发展的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而第三产业中的情感劳动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新形式。情感劳动是作为人类交际和互动而产生的，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社会性活动。这类活动通过数字平台、数字移动设备发生。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感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同时，受到了比以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劳动更为严重的剥削。     

“算法革命”背景下数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算法革命”不仅是生产力的革命,也是生产关系的革命,两者具有辩证统一性。为了适应以“算法革命”为标志的新的技术进步要求,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发达资本主义进一步向数字帝国主义演变。数字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和新形态,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而是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得到新的发展。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数字生产垄断引起数字劳动异化,扩大了对全球劳动者的剥削;利用国际平台垄断的数字霸权,造成全球交换的更加不平等;借助算法规则的控制权重新分割全球财富,形成了数字分配鸿沟,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性;采用数字消费依赖机制放大数字消费歧视,加强对全球消费性的掠夺。     

后现代主义的祛魅与反思——艾伦·伍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观评析

艾伦·伍德认为,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并不代表出现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时期,也不能说是现代性的终结,而只能说是资本逻辑在当代新的发展。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潮,其具有否定一切、怀疑一切,否定宏大叙事和普遍主义,主张差异和多元化等特点。后现代主义否定阶级政治,强调话语政治,质疑启蒙运动的价值,但是后现代主义自身就是启蒙运动产物,并走向启蒙运动的反面。无论后现代主义如何标榜自己,其背离马克思主义,粉饰资本主义,走向逻辑自戕的结果并没有改变。后现代主义实质上主张一种碎片化的解构式的历史观,它否定启蒙运动的价值观。伍德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能够解蔽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揭示资本逻辑与全球化的关系及其当代效应。伍德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的这个时代的确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向着“普遍的人类之善”方面发展,反而越来越显露出其非正义性和矛盾性。     

数字劳动异化研究——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视角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与压迫,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奠定理论基础。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化阶段,并产生了不同于传统雇佣劳动关系的新的数字劳动关系。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劳动形式,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阐释。数字劳动通过劳资关系的重构,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的主体性丧失。为此,需要正确对待数字技术与数字劳动异化的关系,摆脱数字劳动异化、突破数字资本逻辑的统治,积极寻找缓解数字劳动异化的可能。     

资本批判逻辑下的技术批判——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一个重要路径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是通过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来实现对工人的强有力的统治和剥削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科技的进步受制于资本增殖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劳动资料和劳动组织方式的改进等技术进步形态,都强化了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和控制。因此,资本批判逻辑下的技术批判构成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马克思批判思想是资本主义批判和技术批判的结合,也是技术历史进步性与社会变革的统一。     

网络平台、资本与主体境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

网络平台作为文化工业的延伸领域,加深了经济与社会的融合,促使主体用被数据加工的认知图式接收感性经验。在网络平台的俗化效应下,伴随消费主体需求结构变迁而发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的转移。伴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主体被吸纳到平台系统之中。在此,主体再生产涉及的不仅是抽象的身份认同,而且是作为经济范畴人格化的再生产。网络平台一方面通过新文化工业的建构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性平台将更多的主体吸纳为有效劳动力,使得更多的剩余人口被吸纳到资本的体系之内,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积累方式的灵活性和流动性。要改变网络平台“以资为本”的逻辑,需要紧紧围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理念,将网络平台打造为开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有效渠道和扩大人民收入的有效渠道,发挥平台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防止平台资本野蛮生长。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日常生活异化及其批判

由于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规定,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充满异化的社会,这突出表现为日常生活异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日常生活异化,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日常生活异化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日常生活异化,以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为关键环节与力量凭借,是技术的资本化运作与资本的技术化运作协同演进、相互融合、交互强化的结果。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日常生活异化,在数字拜物教的形成中表征为“自然需要”“自由建构”“真实交往”与“科技承诺”的四重幻象。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我们仍须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继续深度反思与批判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异化,探求对之加以扬弃的可能路径,克服其对实现人类美好生活造成的阻碍。     

论马克思资本辩证法的思想价值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自己创立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系统性考察中,创立了属于无产阶级的科学资本辩证法思想,并对资本主义的成因和过程,发展与“消亡”的规律做了剖析和揭示,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指明了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理论论证。通过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辩证法思想,可以更好地了解资本历史生成、运动发展、否定和“消亡”过程,了解资本当代运行逻辑,探究资本主义当代运行发展规律,深化对资本必然趋于“消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好利用、规范、引导资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数字劳动异化的实质、表现及其超越

马克思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劳动概念,并科学揭示其本质内涵。在工业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虽然劳动模式、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数字劳动异化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对数字技术的私自占有和运用,使剥削愈发隐蔽和深入,突出表现在劳动时间被无限制延长、劳动空间被全方位监控、劳动主体遭受多重剥削、劳动关系呈现弱联系性4个维度。要实现对数字劳动异化的超越,就必须构建以劳动主体为中心的数字生产关系,打造数据和数字平台共建共治共享生态,完善劳动保护的相关法律规范体系,以实现劳动自主意识的增强和劳动情感需求的回归,重塑劳动主体地位,维护劳动力市场的公正有序,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