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时代多伦多传播学派的传承和发展——兼评德克霍夫的媒介思想

本文试图通过管窥多伦多传播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德克霍夫的媒介史观,特别是网络观,将其与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进行比较,以此阐释其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传承和发展。     

字母表、数据统治与数字孪生:一切都是现在——对德里克·德克霍夫的访谈

德克霍夫认为,麦克卢汉具有一种永恒的文化视野.麦克卢汉对德克霍夫的影响不是学术思考,而是思考本身.麦克卢汉一生都在寻找一种研究方法,但从未真正实现.图形/背景实际上成为德克霍夫个人的研究方法.麦克卢汉对字母表效果的理解给德克霍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数据统治是数据主宰我们生活的力量,数字孪生则是一个灵活和自我更新的数据库,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可能使人失去做出决策的权力.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美国已经接受了麦克卢汉.关于现在流行的短视频和网络直播,德克霍夫认为,抖音完美地契合了当今年轻人和老年人短暂的注意力广度,它几乎是一场社会运动.就疫情等谈及未来新媒介技术会给人类行为带来的变化,德克霍夫寄希望的新媒体技术是量子计算和量子技术.德克霍夫从麦克卢汉周一晚上文化与技术研讨会中学会,不要被学术思维所禁锢,不要从过去的角度思考问题,而要坚定地从现在的角度思考问题,一切都是现在.     

人即媒介：智能传播时代的人类传播革命

当下的智能传播时代是一个人即媒介的时代。人即媒介从根源上说,是智能传播时代人类信息传播活动中出现的两种智能,即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在两种智能的加持下,整个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互动合作,催生出参与智能传播的三种存在：真实人、虚拟人和人工人。这三种人共同促成了人即媒介的出现。人即媒介,意味着智能传播时代的伦理规范必须是人的伦理规范,唯有推动智能向善,才能实现人类信息传播的良善秩序,从而促成智能传播环境的良善之治。     

数字媒介环境的视觉艺术传播创新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全面高质量发展,当代艺术也迎来了创新变革的机遇期.其中,数字技术的出现与应用为视觉艺术传播带来诸多可能性,同时不断推进新兴数字媒介实现多元化变革.本文结合数字媒介环境对视觉艺术传播带来的不同层面影响,针对视觉艺术传播的发展现状和创新趋势,展现视觉艺术借助数字媒介在艺术媒介、活动、受众、技术等方面实现的传播创新.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智能问答应用

研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智能问答应用有助于探寻智能问答的系统化应用路径,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品质与效能。文章运用场景分析法,研究智能问答技术在不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场景与服务层次中的应用特征与优势,以此作为构建智能问答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应用框架的基础。研究表明:智能问答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应用需要整合“云端”信息咨询、“场馆”服务融合和个性化文化“空间”定制三大模块,朝着系统、协同方向发展,激发技术创新活力,赋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数字媒介语境下的视觉艺术文化传播

当代视觉文化艺术是在电子视觉传播技术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多媒体视频技术等一系列高新技术的运用,现代传播媒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艺术也与"数字"联姻,并对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和研究。     

参与式文化：一种全新的媒介文化样式

Web2.0网络带来了媒介文化样式的转变——由传统的被动式媒介文化转向更注重创造与分享的参与式文化。本文从个人、媒介、社会层面分析了参与式文化对社会的影响。     

虚拟数字人:一种体验性媒介——试析虚拟数字人的连接机制与媒介属性

虚拟数字人是一种体验性媒介,它凭借扮演各种角色身份的能力,承担起连接个体与场景和提供各类场景体验反馈的功能和任务,帮助人们在体验过程中完成新的学习和社会化过程。本文基于虚拟数字人的体验性属性,探讨它在应用与实践过程中的连接机制与媒介属性,并探讨其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以及人际交互机制对人与虚拟数字人交互模式的效应,进而提出二者的全新连接模式,以期对未来虚拟数字人的研究与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媒介特征与传播偏向的优势——当前我国数字报纸的媒介形态变化探析

寻求报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前正处于调整期的我国报业的一种重要的探索。这种探索,在报业的多个领域展开,已经取得的进展,也为未来的数字报纸乃至整个数字报业架构出了一些基本的框架。本文将从数字报业变革的核心之一——报纸媒介形态变化入手,来分析数字报纸的媒介特征和传播特点,认识其优势所在,进而为其未来的发展作出一些判断。     

数字媒介推动汉语国际传播的策略研究

随着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媒介日益发达和成熟,在传播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本文结合数字媒介技术发展的现状与特征,以及汉语国际传播的实际,从传播主体、渠道、受众、机制等方面出发,重点探讨了数字媒介技术推动汉语国际传播的主要策略.     

社交媒介实践中面向“数字弱势群体”的传播赋权

互联网和智能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给特定群体带来边缘化效应,致使其相关权利缺位,表现出资源贫乏、政治影响低、地位边缘等特征。本研究立足数字化转型新风口,以中国社会中的城镇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关注“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化生存问题。在数字化生产境遇中,通过提供媒介教育、网络养老服务、“代际文化反哺”等社会帮助与支持,鼓励老年群体恰当地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民主参与、公平对话、环境监督等各项社会实践与活动,从而获得平等享受数字社会红利的权利。     

智能传播时代的社交媒介景观：特质、趋向及反思

“智能+社交”已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交形态,以泛在化的态势浸入大众现实生活,凸显出多元化的媒介景观特质。人们利用智能技术制作影像争夺流量,关注自我形象的视觉呈现,同时也沉浸在由平台制造的虚幻景观中。随着技术的演变升级,沉浸式虚拟社交体验将进一步模糊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建构出更为深度化的景观世界。然而,隐藏其中的传播范式偏向与媒介伦理风险,正在逐步导致社交生态环境出现失衡的危机。面对智能技术隐性力量的冲击,我们应在警惕反思后积极建构出以人为本、技术向善的治理体系与行动方案。     

智媒时代的数字鸿沟：议题聚焦、理论拓展与实践理性

伴随智能手机等智能媒介的广泛使用,媒介技术发展及其深度应用宣告了智媒时代的到来,铺就完成了数字社会的新型基础设施。但在社会日益技术化与媒介化的同时,“数字鸿沟”也在不断加剧与升级,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智媒时代的数字鸿沟,在性别、阶层、年龄、代际等方面不断衍生出新的议题,也同步推进了传统数字鸿沟理论在鸿沟生成基础、核心表征、技术逻辑等层面的深化拓展。面对全球性的数字鸿沟难题,需要在技术应用方面坚持价值理性、制度理性和实践理性,以综合治理的方式弥合数字鸿沟,以切实的社会行动促进实现美好数字生活。     

媒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传播、物质性与数字劳动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播研究过于关注虚拟层面的媒介传输,却忽视了背后物理性的基础设施和政治经济景观。文章试图跳出传播功能主义视角,来论证媒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并展现传播的物质性特征。本文以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送餐员及其电动车的使用为例,通过田野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电动车作为一种媒介如何展现物质的传输与交换、社会权力关系的建立与维持,以及政治话语的抗争与赋权。送餐员与电动车所建构的"人""物"关系凸显了中国数字劳动的形貌与内里,并影响着数字经济下的劳动政治和中国的社会转型。     

智能传播时代媒介公信力的挑战及应对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着新闻内容生产与分发的业务流程,但同时对新闻真实性、专业权威性、导向正确性、情感贴近性等要素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作为媒体生存与发展根本的媒介公信力.本文认为,在智能传播时代,媒体在有效利用技术的同时,应正视技术的挑战,通过算法设计的把关、智能求证与核实平台的搭建、对内容品质的强调、...     

数字鸿沟演进历程与智能鸿沟的兴起——基于50年来互联网驱动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机制变革与演进的视角

日趋严重的数字鸿沟问题与缺乏新突破的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亟需我们重估数字鸿沟的时代挑战,重塑学术界的时代使命,推动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如何更好地理解并应对数字鸿沟对人类数字时代的全局性挑战,需要深入历史,追根溯源,系统梳理半个世纪以来数字鸿沟概念的演进和发展历程,梳理数字鸿沟从早期接入鸿沟、素养鸿沟到智能鸿沟的重要特性和矛盾转移,总结内在规律和演进趋势,洞察人类面临的全新挑战。随着资本主导与驱动的智能技术深入社会,逐渐主导甚至“接管”人类信息传播、商业模式、社会治理和全球传播等各个层面,智能鸿沟全面兴起。由于缺乏新的理论认知和相应的正确治理机制,AI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临近,将危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甚至整个文明进程。中国在破解智能鸿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方面,具备了为全球进程贡献力量的全新契机。     

数字时代重塑融媒报道：主流媒体智能传播实践的转向

主流媒体在智能传播实践过程中逐步树立了数据支持、用户优先和交互思维以指导建设性和实验性的公共新闻生产,为融媒报道充分注入主流价值底色。重大媒介事件通常具有周期性特征,主流媒体通过提早进行布局策划延长议程设置周期,引入数字技术扩大了仪式传播时空、庆典氛围广泛触达用户,多元传播主体进行跨界联动生产、实现多渠道多平台分发,全面提升传播效力,借助人—媒—机的深度连接、协同生产和融合共生,多方共同绘制智媒传播新图景。     

智能传播时代虚拟与现实的交融

5G、人工智能、VR、AR等新兴技术飞速发展,打开了“数字交往”之门,让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社会交往互动的方式与样态发生重大变化。智能传播时代,坚守“以人为本”原则,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交往互动良好有序进行。     

数字时代的媒介仪式:解读建党一百周年全媒体传播实践

本文立足于媒介仪式的概念体系,以建党一百周年全媒体传播为个案,尝试探讨数字媒体环境下社会文化生态被编织和塑造的基本规律和实践方式。研究认为,社会整合是媒介仪式的基本功能,展演是媒介仪式的基本实践方式,而诉诸情感则是媒介仪式的基本传播逻辑。数字技术的发展在总体上强化而非弱化了媒介仪式的上述特征,媒介逻辑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性得以提升,受到权威性力量更高程度的重视。本文据此得出结论:数字媒介仪式是一种用户广泛参与和深度介入的仪式;媒介仪式的传播有赖于对中心化和层级式的媒介逻辑的延续;数字媒体文化理论的发展要立足于对“网络化实践”的解释。     

智能媒体嵌入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的风险样态与治理策略——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智能媒体对以数字政府传播系统为代表的政治生活系统的深度嵌入,影响传统政治传播生态的解构或重构进程,并诱发信息传播失灵、过度依赖技术、权力越界、资本侵蚀和治理失范风险。文章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为切入,发现数字政府传播范式的转型及其诱发的信息传播失灵风险、智能媒体技术权力的扩张、数字政府治理权力的迁移、智能媒体技术资本对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的侵蚀等因素导致了上述负外部性的滋生。因此,需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优化数字政府传播模式的转型升级进程并提升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的民意吸纳水平,提高整体性治理模式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机衔接程度与网络风险综合治理效能,强化数字政府传播的整体性治理效果并优化数字政府资源的配置水平等,进而持续推动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由风险变量转为事业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