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自2001年以来,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历经碎片化政策支持、整合性政策融合和“造血式”战略布局等三个阶段。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政府决策、经济发展的底色、传统“西部意识”思维的制约是政策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受制于“回报递增”和“体制锁定”机制,政策变迁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2010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首次提出及2017年其升级版的出台是政策变迁的关键节点。政策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部高校整体实力的增进;同时,引导中西部高校在发展思路上实现了转变。     

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系与路径

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是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必然选择。在新发展格局下,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中西部高质量发展是相互促进,协同共生的。当前阻碍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性矛盾即是缺乏在地化意识。遵循当前的“发展”主题,中西部高等教育要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重构制度体系、布局体系、目标体系、要素体系和供给体系以凸显其中西部规定性。未来中西部高等教育应在外向的政策建设的支持下,从办学理念重塑、耦合机制加固以及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等内生型路径出发,以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适切性回应当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战略。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政策效应评估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政策旨在解决制约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然而,目前多数相关研究仍然集中于政策文本的质性分析。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构建计量模型评估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其一,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的省属地方高校的科研课题立项数提高了13.40%,科研成果产出提高了14.80%,科研成果获奖提高了28%。其二,随着“中西部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政策的相继实施,中西部省域高等教育的专利授权转让数提高了22.1%,并通过科研成果转化参与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中西部省域高职称教师规模增量获得了5.50%的纯政策效应,充实了师资队伍的骨干力量,但青年教师却没有得到有效补充。展望未来,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重心应放在政策的可持续性和省域自足能力的培育上,并为青年教师的成长提供空间。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理念及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具有时代紧迫性与特殊重要性。中西部高等教育应持续强化政策引领、突出结构优化、深化机制创新、促进要素融通,深度激发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以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为“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贡献力量。     

新中国70年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革的回顾与反思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是不同程度和要求的高等教育的相互关系和构成状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革经历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橄榄球型”结构、高等教育层次愈发失衡、以两端为重点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恢复与升级、层层递进的“金字塔型”结构、高等教育层次内涵式发展的演进阶段。面向未来，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变革应着眼于质量提升、层次衔接、结构优化的目的，从构建成熟的“谷仓型”结构、创新各层次办学模式、建设“双一流”重点高校和培养应用型人才等方面入手，不断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结构。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战略逻辑与发展路径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是推进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是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从当前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逻辑理路而言,质量提升是核心目标,协同发展是重要使命,对外开放是战略选择。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需要坚持整体性发展目标,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需要突出综合能力建设,夯实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需要发挥政策引领作用,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跨越发展;需要统筹区域发展布局,助力中西部高等教育的特色发展。     

共同富裕视野下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追赶规模还是攻坚质量

促进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是否有助于推进共同富裕是抉择振兴重点及对策的根本依据。立足共同富裕视野，基于我国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在中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高等教育发展差距缩小对于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缩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高等教育发展差距缩小具有显著的“收入追赶”效应，这主要源于高等教育发展质量上的“追赶”，而绝对规模上的趋近较为次要；质量“追赶”产生的“收入追赶”效应主要由研究生教育规模、生均教育经费投入、生均固定资产规模、校均科研固定资产规模等要素贡献；生均教师规模差距、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差距对于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具有显著负效应，从侧面反映出直接在高校数量及规模上“削强补弱”的振兴手段与共同富裕的逻辑相悖。中西部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也主要集中于质量与结构方面，在师资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需警惕“收入追赶”效应驱动的办学规模扩张。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需要站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跳出就教育论教育、就差距补差距的局限；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     

西北高等教育全面振兴的“特区模式”研究

振兴西北高等教育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以“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式发展为借鉴,提出建立西北高等教育“特区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其面临的区域性国家政策支持和地方政府投入有限、区域内学科建设与产业发展耦合度不高、外部环境对西部高校人才建设的冲击等不利因素进行了回应与分析,提出优化顶层政策设计和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增强产业升级贡献度和构建人才共享机制等对策,以期为振兴西北高等教育,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西北地区共同富裕提供“靶向治疗”的重要依据。     

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见》的“工具-目标”分析

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的落地需要有合理的政策工具为其保障。以《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见》(简称《意见》)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基于政策工具与目标要素维度构建起《意见》文本的二维分析框架，以内容分析法为研究工具，剖析《意见》在政策工具使用方面的特点与不足。研究发现：《意见》在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上存在差异，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多、供给型政策工具其次、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少；三类政策工具内部的次级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不够均衡。结合目标要素来看，政策工具在十大目标要素的达成上都有所运用但各目标要素在使用政策工具的比例上存在一定差别；各类目标要素在具体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存在差异，整体呈现出具体政策工具使用单一的特征，同时为达成特定的目标来选择基本政策工具时存在一定的偏好性。未来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应着眼于：优化政策工具使用的结构，提升需求型政策工具比例；调整次级工具内部的失衡，加大“短缺工具”的供给力度；重视目标要素的整体发展，改变工具使用的单一特征；以目标为工具选择的依据，提升目标与工具的契合度。     

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发展分析

中外合作办学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已经由“高等教育的边缘”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内容不断完善,合法性不断增强,政府的政策态度也越来越积极,政策发展成果值得肯定,但是政策本身和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整体而言,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甚为薄弱。从中外合作办学政策产生的背景、演进、政策执行等方面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健全政策的若干建议。     

实施“4 X”工程 大力推进陕西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我国教育信息化正迈向数字化转型新阶段。陕西作为西部高等教育重镇,抢抓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历史机遇,充分发挥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引领作用,大力实施“4+X”工程,聚焦平台搭建、课程建设、教师培养、学生管理四大领域,实施系列推进举措,以数字化转型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高等教育何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规模、结构和质量要素的协同效应分析

规模、结构和质量要素协同发力是高等教育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而目前关涉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和质量要素协同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尚未得到有效验证。以我国省级地区为分析对象,利用2005—2019年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分析高等教育规模、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和质量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国层面上,高等教育规模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层次结构、质量要素的门槛效应,同时,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和质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规模要素的门槛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规模要素促进类型结构要素取得经济增长收益的作用自东向西呈“倒U型曲线”分布;规模要素促进层次结构和质量要素取得经济增长收益的作用自东向西呈“U型曲线”分布;规模要素促进质量要素获得经济发展收益的作用呈现出自东向西的“区域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层次结构和质量要素促进规模要素获取经济增长收益自东向西呈“U型曲线”分布。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规模、层次结构和质量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持续增强。因此,高等教育在普及化发展阶段,应注重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和质量要素协调发展,推动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以实现高等教育...     

世界银行对越南高等教育援助探析——以“第一阶段高等教育项目”和“第二阶段高等教育项目”为例

世界银行以其金融力量和知识力量,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知识银行”角色转变需要对外提供高等教育援助。时逢越南因自身发展诉求寻觅外援,世界银行对越南高等教育开展援助,其中“第一阶段高等教育项目”和“第二阶段高等教育项目”成效最突出,主要通过构建全新信贷管理体系以提高援助效率、针对性资助加强教育公平、办学资金来源多样化助推教育拨款合理化三个方面的努力,帮助越南初步建成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与竞争性融资机制、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并丰富办学形式、实现高校教学质量大幅提升。援助策略的独到之处在于：树立权威形象,增加政策制定话语权;引入竞争性融资机制,促使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改革;联合本土学者发声,扩大政策的公众影响力。     

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特征

19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连续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突出表现在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显著突破,基本实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自然是社会经济极大发展的产物,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带有几个明显特点:经济后发型,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政府主导型,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办学内涵型,主要通过挖掘现有学校的潜力扩大招生数量;人口众多型,即承载着巨大的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数量的包袱;模式单一型,所有高等学校走均衡化的办学模式,办学特色不明显,学校之间缺乏利益竞争。上述特点使我国高等教育在理念更新、资金保障、制度完善、培养目标、办学活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仍存在较大差距,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反思与重构

从界定人才培养模式概念的定义和内涵入手,对当下我国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深入反思。从办学的理念、制度和技术等三个层面指出存在的问题。只有更新办学理念,变“学历型”教育为“能力型”教育;变革办学制度,变“普教化”模式为“成教化”模式;丰富办学技术,变“一元化”体系为“多元化”体系,才能重新构建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和成人需求的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双减”政策的网络舆情特征、公众关注与政府回应——基于全国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研究

“双减”政策引发社会公众广泛关注,成为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基于对全国网络问政平台留言板公众关注与政府回应的大数据分析,发现“双减”政策网络舆情在2021年8月、9月大规模爆发并主要集中在部分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和中西部教育人口大省,其中家长留言和义务教育阶段诉求占比很高;机构退费难、政策咨询、机构违规、课后服务等是公众关注的重点议题,且在时空分布、情感态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中西部及部分沿海发达省份政府回应积极性和有效性较高,以“善治型”和“逃避型”回应模式为主。建议地方政府继续强化对“双减”政策网络舆情的重视程度和治理力度,提升对部分重要议题的回应性,切实解决公众实际诉求;综合利用各类网络问政平台,构建网络舆情常态化监管机制,加强“双减”政策舆情规律分析,以适时调整政策;将统一治理与因地制宜相结合,注重政策的本土化,兼顾地区教育发展实际和需求,科学、有效地推进“双减”政策实施。     

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意图、效应及其深化——基于《高等教育法》首次执法检查报告的分析

当前,受政府高权管制思维和高校治理能力不足的“双重束缚”,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面临着沦为政府规制强化的工具和合法化“外衣”与侵害高校自治权限的风险。与此同时,高等学校自主办学能力的低下则进一步制约了“放管服”改革的实施。《高等教育法》第32条到第38条规定高等学校享有办学自主权。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呼唤政府监管模式的重塑与高等学校自主办学能力的强化。一方面,破除管制型政府的窠臼,促进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法治型政府、责任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增强对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监管体系的合法性控制,明确政府的法定责任,提升政府的服务能力,真正实现政府权力“放得下”;将“放管服”改革纳入法治轨道,避免地方政府或某些政府部门以“放管服”为名变相设置新的审批权或其他监管权限。另一方面,强化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内控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高校自主办学的风险预防与管理体系及法人治理结构,充分保障高校扩权后能够“接得住”。     

自定“一流学科”政策分析与优化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工程中出台了赋予个别高校自主遴选建设学科权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不断深化改革过程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基于政策分析的基本框架,从事实、价值、规范和可行性四个维度做了全面剖析。从政策事实维度看,这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新阶段对政策创新能力的必然要求,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阶段不断提高政策创新能力的现实需要,是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新阶段所做出的实质性探索和举措。从政策价值维度看,能提振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制度自信,是对政策实施对象办学主体性的价值承认,能对其他办学主体产生示范价值。从政策规范维度看,自定建设学科是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阶段的重大政策创新,需要在充分尊重办学主体决定权基础上加强宏观政策指导。从政策可行性维度看,该政策的试点具备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在全面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新阶段,需要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举措,具体包括：进一步提升政府的高等教育宏观政策创新能力,进一步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以提升自治能力,进一步探索和凝练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模式。     

省域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的新突破与老问题——以长三角“一市三省”为例

本文对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十二五”以来省级政府关于高校分类发展的政策文本与改革实践进行了梳理分析。结果显示,“一市三省”已初步建立起各具特色的省域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省域高校正在向多元化的发展样态转变,逐步聚焦于差异化的目标定位,开始关注人们个性化的教育需求。但从国际化视角出发,与美国加州的经验相比,我国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尚需进一步扩大,还应进一步激发高校分类发展的内生动力,完善不同类型院校间的融通机制。作为本土化应对策略,可以考虑以完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健全高校分类发展政策体系、优化人才培养体系为关键突破口,加快推进我国省域高等学校分类发展改革。     

农村“教学点”相关教育政策分析

农村“教学点”至今仍为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办学不可或缺的组织形式。“教学点”发展规模先后经历了扩张-压缩-调整的过程。分析相关教育政策的演变,对“教学点”问题重视不足、政策问题不甚清晰等原因,使得教学点政策效果不能尽如人意,导致“教学点”成为农村教育的短板,不能适应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需要。全面提升农村地区教育质量,必须从政策视角全面重视“教学点”,解决其办学过程面临的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