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索民族志：互联网传播研究的新视角

随着数字技术迅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场域,并且成为了传播学和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不过,传统以微观观察以及社区研究见长的田野调查是否适用于当前的互联网研究?虚拟民族志是否能够对互联网进行有效研究?这些问题亟待回答。本文通过梳理田野调查的历史演进,对比互联网发展现状,指出了传统田野调查以及虚拟民族志研究方法在互联网研究中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线索民族志",这种研究方法突破了静态的定点观察方式,转向围绕人或者物的行动轨迹及其生发的各类现象进行探究,从而超越了对点的理解,实现对线和面的整体把握。这就要求研究过程中必须将人或物放置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中考察,形成一种动态开放的研究新视角。本文结合互联网研究特点,指出了线索民族志在以问题为导向的互联网传播研究、以事件为中心的互联网传播研究、以过程为核心的互联网传播研究中的可能及其策略。     

复杂社会中的新探索：中国互联网人类学的10年研究与发展

中国互联网人类学走过的10年发展历程,是在不同学科交叉和对话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研究问题、方法论和学科意识的过程。回顾中国互联网人类学研究的阶段性面貌,梳理互联网人类学的核心议题、内容范畴、方法和理念,可以发现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呈现出三个显著变化：研究成果的数量“由少到多”,研究涉及的学科范围“由窄变宽”,研究方法由“摸着石头过河”到“方法自觉”。面对互联网的流动、变化和互动性,互联网人类学研究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其核心方法、概念等也与传统学术话语保持连接。中国互联网人类学需要在不同学科、学者的流动与连接之中,以一种更开放包容的姿态去面对未来复杂世界中的变与不变。     

藏族人类学纪录片发展述略

藏族纪录片是华语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轨迹映照出传统藏族社会政经、宗教、文化、生计等多方面的变迁脉络,以及藏人心理的嬗变.转型期的藏地民族志影像以镜头语言来诠释地方文化,揭示其内涵和结构关系的过程,并承载了与以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成为连接不同族群的文化纽带和一种可分享的文化资源.     

互联网对箐口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基于传播人类学的调查研究

近两年来,互联网对元阳县箐口村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本文使用田野调查及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箐口村村民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同时对其互联网使用的社会语境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互联网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作用及影响。     

浅论人类学视域下传播学研究取向

人类学不但对早期传播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并且正不断开拓当代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传播学研究移植和借鉴人类学的民族志、田野调查与功能理论,不断拓展社区、乡村和社会学研究,逐渐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新取向和新亮点。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人类学融入中国传播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虚拟媒介观开启的媒介人类学研究进路

实体性二元论束缚了媒介人类学发展,三元虚拟媒介观是可替代的研究范式方案.虚拟性是媒介的基本属性,人类以虚拟方式超越现实性建构理想世界.媒介是人造世界的内部程式,它不是物质性实体,而是人与世界建立信息性实践关系时的情境和形态,是人的文化属性.人的再生产和进化是媒介化和信息化进程,媒介化生存就是文明化生存,其实质是创造和完善人造虚拟性存在,并向以赛博格为代表的后人类形态发展.     

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兼谈“民族志传播研究”CSSCI

本文从“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这一问题入手,首先对“媒体人类学”与“媒介人类学”在表述上的差异进行了说明,然后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理论视野三个方面对媒体人类学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回答。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作者之一的研究经验(主要是相关的理论表达),对“民族志传播研究”所做的理论进行简要说明,该说明也可以理解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对媒体人类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可能的“回馈”。这样的讨论对于更好地理解学科之间的交融与区隔,彰显中国传播研究的自主性,或许均有一定启示意义。     

重建"天下":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新视野

没有后门的教室——人类学随谈录王铭铭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近些年来,国内学科本土化的探讨不断在社会学、人类学界出现,形成一股热潮。李亦园先生曾指出,一个学科研究的本土化或本国化,不但应该包括研究的内容要本地化、本国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要在研究的方法上、观念上与理论上表现出本国文化的特性,而其最终的目的仍是在建构可以适合全人类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行为与文化理论。(?)在人类学界,我们看到。费孝通先生从村庄到小城镇、再从小城镇到大区域的研究策略为研究方法本土     

互联网：徘徊在虚拟与现实之间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而不仅仅是一个辅助现实、让现实世界变得更好更有效率的工具。     

理解当代:2020年海外民族志述略

海外民族志是一个极具中国人类学特色的概念,其创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殊的学科与现实语境。概念最初指涉的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理空间的具体社区中,使用符合人类学田野作业规范的实地调查方法而形成的研究报告。[1]因此,早期的海外民族志多是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围绕研究对象与所在地理空间的普同性特征而进行的实地研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研究取向受到地理尺度的约束,但这一时期的民族志书写已逐渐彰显出中国人类学凝视世界的知识追求。     

物性与共感：论元宇宙的媒介美学机制

作为一种模仿真实物性的纯符号,具有物符双重性的虚拟物构成元宇宙景象,其物性建造来自人类感官渠道的集成投射,从而在人类脑海中再现“物感”。虚拟物不仅在元宇宙通行,通过物物交互形成的物体间性不断增生虚拟物的符号意义,还能塑造主体间性,反作用于现实世界产生相应价值,实现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相互作用的效果。元宇宙给受众带来一种沉浸式的美学体验,这是经由技术媒介将数字身体的虚拟意识投射到真实身体,并与真实身体曾经的经验和感知置换而构成的跨媒介、跨场景、跨身体的共感真实。     

新媒体视域下的影视人类学发展脉络探析

随着历史的演进,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人类学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文字记录、图画、照片到摄像的嬗变。摄像技术的出现对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结果直接促成了人类学新分支——影视人类学的出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得益于计算机、通信、数字广播等技术的支持,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和卫星的输送渠道,以及以电脑、电视、手机、PDA、MP4等设备为终端的新媒体背景下,传统的影视人类学影像在制作方式、传播方式以及存储方式上发生变化,而早期人类学家设想的人类学档案的建设也将在此背景支撑下得以实现。     

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综述

20世纪60年代,西方音乐学研究者首开始了对城市音乐的研究,既而产生了人类学的另一个新的分支城市音乐人类学。伴随着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和中国城市的发展,中国学者也不再局限对民间音乐的研究,而是逐步开始了融入到了对城市音乐多元化的研究中。本文章主要对中国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现状,研究的价值意义进行了总结,另外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展望。希望中国省市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更加走向成熟。     

流动与嵌入：数字时代媒介人类学对村落研究的实践与拓展

在村落社会展开媒介技术与人的互动性研究,探究村落与文化的变迁,是媒介人类学研究者长期关切的核心议题之一。在网络社会与数字技术的影响下,村落社会面临着新的流动性加剧的问题。流动性既是今天村落社会的重要特征,还成为人们的日常实践与生活。流动性作为媒介人类学介入村落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具有不同层面的表达：首先,是时空上的流动形成新的村落社会关系;其次,是媒介技术促发的信息多元和网络中的流动,塑造出村落社会新的流动性景观和文化。对流动性的重新理解是对当下开展村落研究的一种拓展,但同时,这种流动又深嵌于村落社会情境和文化结构之中,需要研究者在具体的结构和关系系统中对社会事实进行总体把握;须将流动和嵌入视为媒介人类学视野下村落研究的一种操作性路径,围绕和聚焦人的媒介实践活动展开探索,进而为乡村传播在数字化时代提供新的方向。     

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境遇

影视人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诞生得益于影视技术的出现,同其他学科的诞生一样经历过一个从孕育到发展到走向成熟的一般性阶段,也经历过一个从无意识的记录到有意识的研究的阶段。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命途多舛,好在经过两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在今天的中国正迅速成长,很多高校和研究所开设了影视人类学的课程,到目前为止,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薄弱,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学科以后的发展研究铺平道路。     

互联网：一个真实的世界

“有人说，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它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什么是真实的世界？就是人离不开的世界。”     

云计算：互联网之后的产业革命

中国的云计算产业应尽快跨越概念讨论,转向落地应用实践     

管窥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行为艺术

本文主要站在艺术人类学的视野下,对行为艺术进行研究。笔者首先对行为艺术的历史沿革进行介绍,包括行为艺术在西方的生发与在东方乃至我国的发展。接着以规训与身体、功能与隐喻为落脚点,剖析了行为艺术这种具备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艺术形式,破除了传统分析方式中关于行为艺术研究的限制,彰显了利用艺术人类学对行为艺术进行解析的优势。     

调查性报道的人类学视角与方法

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对于调查性新闻实践有借鉴意义,同时可以丰富和深化新闻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