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文学思想述评

作为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班固 ,在阐述传统的儒家文艺观时 ,特别注重结合汉代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 ,作比较深入细致的评论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 ,他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主张文学应发挥其社会功能 ,起到政治教化的作用 ;班固对屈原、司马迁及其作品的批评体现了他文学思想中正统的儒家文学观 ,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对汉赋的评伦中 ,班固的文学思想充满着矛盾 ,那就是浓厚的儒家正统观念与严谨的史学家、审美的文学家的矛盾。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循吏的不同

《史记》和《汉书》都有循吏传,但是司马迁与班固在对于官吏的选择和评价上有很大的差异,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论司马迁、班固的“实录”精神

随着汉朝专制统治的加强,社会上“为尊者讳”之风渐兴,使得司马迁、班固著史的“实录”精神存有一定差异。本文通过比较马、班两人记载高祖、惠帝、武帝、元帝等西汉尊者的不同笔法,指出司马迁敢于逆批龙鳞,针砭当世;而班固在《汉书》中为西汉尊者隐恶扬善的心情表现得比较明显,他在著史的“实录”精神上逊色于司马迁。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佞幸

本文对《史记·佞幸列传》与《汉书·佞幸传》进行对比研读,从中发现司马迁与班固在对待佞幸这个社会特殊群体评价上的不同之处及其原因。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

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对于研究《史记》、《汉书》乃至两汉历史有重要意义。以天人关系、封建正统史观、历史进化、经济观点为着眼点,并分析原因,力图找到学习两汉历史的门径。     

司马迁、班固义利思想比较

由于西汉武帝年间经济政策的转变、儒学思想的强化，两汉人对待义、利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司马迁、班固承此影响。在《史记》、《汉书》中虽然都为货殖立传，但目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义利思想亦存在有差异。司马迁重货殖，倡导义利并重，班固主张以礼法约束货殖，强调重义轻利。     

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司马迁和班固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家庭影响有异、著书体例的差别等原因,其编辑思想也各有特色。在编辑指导思想方面,司马迁注重儒道互补,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指针;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则为了“宣扬汉德”;在写书笔法方面,司马迁基本上秉笔直书,班固则突出地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     

论司马迁和班固之孰优──《史记》、《汉书》同篇目比照评述

《史记》、《汉书》被誉为古今文史两大书。该文通过对两书同篇目的比照,从作者所处时代、各自经历、思想崇尚、史观笔法及文章风格五个方面深入研究、分析,从中揭示出两者之孰优。     

司马迁与班固“游侠观”之比较

司马迁、班固＂游侠观＂的差异是多方面的,表现在游侠的定义、精神内涵、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及作者立传目的等方面。而造成这种种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史家个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个性品格,也影响到他们的史学观。     

关于司马迁与班固对屈原批评的思考

对屈原及其《离骚》的批评,理论界认同司马迁而贬斥班固。比较起来,在对屈原的人格评价上,司马迁虽道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但神化了屈原。而班固虽有贬抑,却区分了诗人的屈原与政治家的屈原,更接近屈原的本来面目;在对《离骚》的评价上,司马迁只注意到了与《风》、《雅》相同的特征,而班固则更多地看到了相异之处,并认定屈原在政治上虽“非明智之器”,但在创作上却是“妙才”。这个评价客观而中肯,是对屈原研究的一大贡献。因此,对班固的上述观点应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     

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

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马班夷夏观异同探究

司马迁和班固的夷夏观有异有同。在＂夷夏之辨＂问题上,马班都有＂别夷夏＂的观念,都以华夏礼义文化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并强调＂德化四夷＂,但司马迁不斤斤计较于夷夏之别,而班固反之。在＂夷夏一统＂问题上,马班都主张夷夏一统,坚信各民族出于一元,主张各民族间应该和平相处,但在实现一统的策略上,司马迁倾向和亲、盟约,而班固则主张以羁縻之道应对。大一统的政治背景和独尊儒术的学术背景造就了马班夷夏观之同,马班夷夏观之异则与两汉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变迁以及史家个人思想的差异息息相关。     

班马比较论纲：思想史的地方性视野——简论关中学术文化的精神气质及其影响

班固和司马迁是关中文化孕育出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们用自己终生的志业参与了根源于关中地理空间的长安文化的建构;班固和司马迁都继承了由屈原开拓的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精神,在各自的人生境遇中,他们表达出一种对浪漫主义内在矛盾的自觉及其超越的可能性;虽然班固和司马迁所依托的时代背景有明显的差异,但共同的地方性视野促使他们形成共同的问题意识;共同的问题意识决定了班固和司马迁的历史叙事具有某种神学本体论的意味。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试论司马迁的学术整合思想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不能以或道或儒一家标准去规范。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其父司马谈的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精神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对此前的学术思想一视同仁 ,兼收并蓄 ,进行了不同于董仲舒、班固的学术整合 ,达到时代的最高水平。     

司马谈、司马迁思想异同辨

司马谈的思想是以道家为主兼取诸家,而司马迁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兼取诸家,二者有着显著的不同,但都带有“集大成”和“与时俱进”的性质,因而都处于当时思想界的前列。     

论司马迁的义利观

“义利观”是司马迁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文章探讨了司马迁义利观的渊源,评述了其义利思想的几个要旨。     

一次影响深远的史学辩论——司马迁与壶遂对话的再认识

《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记司马迁与壶遂的对话,本质上涉及史书的社会作用、历史撰述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史官的神圣职责等重大问题,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关于史学价值的辩论,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此作深入的再探讨、再认识,依次论述了壶遂对司马迁的质疑,以及司马迁在回答壶遂所问中对《春秋》一书、修史传统和史官职责等问题所作的精辟分析。     

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

司马迁最早以史家身份为庄子立传,使一个闲散模糊的历史人物走上了中国文化史前台。他对庄子的著述数量、风格特点、师承渊源及其影响的考察、评价与定位,是最早对庄子学术的系统研究。同时,他还抽象继承了庄周愤世嫉俗、冷面热心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神;而在具体的语言风格和词汇方面,《史记》与《庄子》血肉相连,有着共通的经典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