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视角看儒道会通

中国哲学素以儒、道互补而著称。儒、道两系均以《周易》为经典。《周易》以自身的特质和内蕴包含儒道发展的种子,含有容纳儒道的基因。《周易》古经是儒道同源的思想文本,《周易》传文使儒道会通真正实现,《周易》成为儒道共同的言说框架和思想场域,《周易》中奇偶符号、阴阳之道、天人合一等都为儒道会通提供了方法、载体、根据和视域,实现了儒道的兼收并蓄和圆融会通。     

魏晋神仙道教中的儒道关系论——以《抱朴子·内篇》为中心

神仙道教是魏晋时期独特的道教形式,其理论奠基者是东晋的葛洪。《抱朴子·内篇》多处论及儒道关系,为我们了解魏晋时期神仙道教的儒道关系论提供了基本的线索。葛洪通过对儒道的比较,论证了道本儒末,道先儒后,道简儒难,故可离俗世而求神仙。同时,葛洪还一再强调积善立功的重要性,将道教的长生成仙与儒家的内圣外王统一起来,把儒家的忠孝仁信纳入道教戒律,按儒家的伦理纲常建构起道教的神仙体系。葛洪会通儒家和道教的思想。不仅是魏晋时期神仙道教关于儒佛关系论的一大总结,也对南北朝的道教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得之《老子通义》之诠释特色探析

朱得之《老子通义》之诠释特色有三：一为注重字训考据,在注经风气较为随意的明代,《老子通义》是一部难得的字训与义理并重的老学著作;二为以自然为宗,朱氏以“自然”作为《老子》思想之核心,认为万事万物皆不能外于“自然”,展现出不同以往的诠释路径;三为会通儒道,朱得之为阳明之弟子,受王学“三教合一”思想之影响,其在《老子通义》中也力图突破儒道对立论,从而会通儒道之学。     

清代的翻译会通思想

清代翻译会通思想在多方面不断丰富和发展:会通领域由天文历算、科技翻译到制度译介;会通手段由合译、广译、转译到独译;会通方式由"入吾学之型范"、以中会西到中西互相会通;会通目的由超胜到寻求富强,再到维新救亡;会通心理由"中学西源"到"中体西用",再到"体用不二"。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试论陶渊明的思想与魏晋佛教的关系

陶渊明的思想在儒道玄学之外,还受到了魏晋佛教的影响,从陶渊明的家族背景、交友往来、所处时代的特色、诗文的语言和思想内涵中,都可以看到其与魏晋佛教的密切联系。     

从方以智王夫之《庄子》内七篇诠释的异同看儒道会通问题

17世纪后半叶清统治下的明遗民方以智、王夫之对于《庄子》内七篇的诠释,在时代遭际与庄学史思想背景的影响下,从各自的思想立场来理解《庄子》,体现了当时讲究会通、崇尚实学的学术趋向,都具有《庄子》诠释史上大量著作所具有的以儒解道,会通儒道的特征。从他们在诠释二家庄学的要旨中的差异又可以看出儒道会通的可能与分际。二家的解《庄》也表明,一个文化传统内部不同的小传统之间以至不同的大文化传统之间如果可以达到相互的理解与视域的融合也必须要有方法论的自觉。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的时代特征——以戴逵为例

《世说新语》是由南朝·宋刘义庆召集众多文士共同编撰,记载着汉末到魏晋时期名士言行的志人小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名士的形象和当时的时代特征。本文选取东晋名士戴逵作为研究对象,以《世说新语》中的记载为主,分析他身上折射出的魏晋士人的时代特征,得出魏晋士人以"名士"的形象出现,思想上有着儒道兼容、玄佛兼容以及崇尚闲游隐逸等特点的结论。     

何晏诗考

魏晋文学的风格,是在儒道两种思想消长而又相互结合的情形之下的流转,所以要说明魏晋文学的风格,必先了解其时代思潮的本质。在那种特殊的历史境况下,无论是建安文学还是正始时代都受到儒道调和作用的影响,魏晋文学的风格才开始有文学实用与声气合一的转化。何晏的诗虽然仅存世3首,但不难发现何晏的诗在这种文学精神的转变过程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试论魏晋名士对儒道身心思想的整合

魏晋名士在诸子思想大融合的背景下,以娱乐当下的生命视点,积极整合儒道身心思想,倡导贵身适性、称情则自然、当以乐死的身心观念,从而形成了魏晋名士与无境相通相容的生命境界观.     

源于襄阳 成于襄阳——浅谈道安般若学与荆州学派的渊源

东汉末年,刘表在襄阳开办了荆州官学。荆州官学教官宋忠等人儒道兼综,形成了荆州学派。魏晋时期,山阳王弼在荆州学派的基础上,通过注释《老》、《庄》、《易》,将儒道融合研究,又形成了魏晋玄学。东晋时期,释道安在襄阳弘法时,大胆革新,"洋为中用",以王弼的"贵无派"玄学理论解释佛教般若学,创立本无宗。形成了一种既像印度的般若思想,又像中国的玄学思想;既不同于印度的般若思想,又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的新理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印度般若思想和中国《老》、《庄》、《易》思想的合流。道安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般若学与在襄阳创立的荆州学派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源于襄阳,成于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