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说史与学科史:教育史学史研究的两个维度

教育史学说与教育史学科的关系问题,是关系到教育史学科建设能否取得整体性进展的前提性问题.在传统与现代释义中,学术包含学说与学科.教育史学史涵盖学说史与学科史两方面的内容.教育史学科是教育史学说发展的产物,教育史学史的考察,应以教育史学说史的考察为重点,而对于教育史学说史的考察,又必须建立在对学者的教育史学实践的理解之上.     

浅谈中国古代教育史中的科举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有上下几千年、纵横几千里之美称,从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发展了教育。而中国教育史中的科举制度,曾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虽然已成历史,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笔者将古代教育史中的科举制作一阐述,古为今用,以飨读者。     

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时代特征

教育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不管是世界教育史学,还是中国教育史学,无时无刻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这是由历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正像英国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所说: "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1]P28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和教育学基础学科的教育史学,同样具有这样的...     

史梦兰的科举历程

史梦兰自幼好学,从县试、府试到院试,试辄一等。19岁始应顺天乡试,连续7次秋闱,中式举人。后参加4次春闱,不第。第5次会试本已拟中,适因房师与总裁为选刻闱墨事发生冲突,内监又借端生事,本房拟中闱卷被撤,史梦兰遂与进士无缘。榜后议叙选山东朝城知县,以母老未就。再经2次会试后,方绝意进取。自此在家奉母教子,修身弘道,课徒会友,著书立说。史梦兰学问淹通,著述宏富,是晚清卓有成就的文史大家。     

少数民族教育史：中国教育史研究不应忽视的学术领域

受＂一点四方＂与＂汉族中心主义＂的传统史观影响,少数民族教育史研究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少数民族教育史的研究,有着促进中国教育全面和整体发展的现实功能,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更为深刻的表征,而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将会对构建＂多元一体＂教育史观,焕发教育史学科活力与促进教育史学科学术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教育史学科建立时期的中国问题  ——解读舒新城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理路

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建立是一个过程,是知识建构与社会建构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在后五四时期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人拥有了自己的现代教育经验,并能对这种经验进行系统反思之时,才获得了自己的"现代"历史意识,并取得了相应的知识形式.舒新城是中国教育学科建立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有关学术理路,是基于教育和学术独立的历史需要,去重置中西古今教育关系的知识化形式.他所面对的实际难题,是如何既认同于自我的独特性,又能充分领取西方的现代教育经验.由于他是立于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危机基础上安排中西古今关系的,故其具体文本的学术理路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教育史学科困境及其对策

教育史学科面临发展困境成为学界共识。目前,教育史学科所面临的困境,从外部讲,主要表现为人们对教育史学科存有观念意识的偏见、价值理性受到工具理性的普遍压制和科研队伍的危机。从内部讲,主要表现为学科研究方法和视角缺乏开放性和建设性。而摆脱这种现状应采取相应对策,树立“大教育史观”,整合现有力量,进行联合科研攻关,推动教育史学科的稳步发展。     

浅谈教育史学科教学的改革

教育史学科在其确立以来的发展过程中,曾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史教学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文章在此基础上,就其教学如何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教育科学改革实践的需要,粗浅地谈谈有关的改革。     

明代科举史分期研究

明代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成熟期与鼎盛期,科举制度趋于完备,并最终定型。根据明代科举发展历程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阶段性,可以将其分为探索期、发展期、繁荣期与衰落期。总结每个时期的特点,厘清明代科举史发展的轨迹,对研究中国科举史有一定意义。     

关于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思考

教育史是教育学与历史学的融合,既是教育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又具有历史学的鲜明特征.近年来教育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同时也面临着学科地位下降的逆流.因此,深入研究教育史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拓展教育史的研究领域,从动态中研究教育史实,树立服务于社会的观念成为教育史学科发展与变革的有效途径.     

教育史学科的现状及未来思考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史学危机"以来,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逐步缩小,研究经费紧张,惨淡经营。教育史学科面临发展困境已经成为共识。为摆脱这门学科孤立的处境,教育史学界需要进行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为探索改革的新路开辟重要的思想阵地。     

英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历程

姜丽静在《教育学报》2009年第5期撰文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者对高等学校校史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最初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历史悠久的著名学府。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除去对国内外知名学府的研究热潮不减之外，研究重心开始“偏移”，开始对西南联合大学和教会大学等非常规办学的成功案例显示出浓厚兴趣。     

探寻教育史学科重建的出发点

近三十多年来探讨教育史学科重建的成效不彰,其关键原因在于忽视对教育史学科本体问题的思考.本文通过梳理部分教育史教材和专题研究成果发现,受正统教育理论和线性历史观的双重影响,教育史学科将视野局限于正规学校教育的变迁,导致研究领域狭窄和对教育史本质的曲解,从而使教育史学科陷于困境;主张更新对教育史本质的认识,强调作为教育史学科研究对象的教育史是过去一切时代人类所开展的社会化活动及其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系.     

界面研究:外语学科研究的新增长点

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领下,我国高校的外语学科专业建设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几乎所有高校都设置了外语(主要是英语专业)专业的本科,且其中有几百所高校设置有英语专业的硕士点,30多所高校设置有英语专业博士点;在几乎所有的一本和二本院校中,外语院系基本上都是学校里教师人数最多的教学单位.依据传统的理解,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某种语言的文学、文字与文化,而以其下属的二级学科设置的硕士博士点主要也是以研究文学、语言、翻译和文化为主,譬如在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下面常常设置有英语语言研究、英美文学研究、英语国家文化研究、翻译研究、英语教学等方向,而开展学术研究也就主要是以这些方向为"界".由此,国内就有了以其中某个方面为研究中心的学术团体譬如美国文学研究会、英国文学研究会、认知语言学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语用学研究会、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而多数教师都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参与其中的学术活动.毫无疑问,这种专业方向的划分对培养某个方面的专精人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这些专业性很强的学术组织为推动我国外语学科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意义不言自明.     

教育器物史:一种“可视化”的教育史

教育器物史是一种可视化的教育史,是教育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可视化历史形成于研究者与历史实物不断的对话过程,主要表现为史料选取的可视化、方法运用的可视化与成果呈现的可视化。教育器物既是可视化的历史实物,也是人类教育活动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教育器物史研究一切与教育有关、服务于培养人才的教育活动的器物历史,旨在重现教育器物承载的教育活动,探索教育器物演变的教育规律,叙述教育器物潜藏的教育故事。     

科举史研究的一朵奇葩 评戴显群教授的《福建科举史》

福建师范大学戴显群教授的《福建科举史》于2012年12月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对促进科举史研究以及社会普及科举知识,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近些年来,科举研究方兴未艾,各种科举论著如雨后春笋,接踵推出。仅以已出版的专著而论,有通论科举发展的,如张希清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     

论科举文化学的学科基础

从科举文化学的视角而言,"考试"在中国具有独特的文化韵味。从科举考试诞生的1300多年看,它已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体。随着考试文化的积淀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华乃至世界考试文化圈。其中最有文化张力的是"科举"和"高考"(准"现代科举"),它们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在其运行过程中,筛选、传承并创新着中华文化。     

农村教育史研究的别样视角:受教育者的口述史研究

从受教育者的角度运用口述史的方法在农村教育史的研究中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它的意义在于:农村受教育者的口述史研究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中国数以亿计的平凡人物的声音,让我们能捕捉到教育历史发展中普通人的诉求和需要。农村受教育者口述史的研究能为中国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问题的研究补充声音的证据和史料,进而呈现出不同历史条件下,农村教育生活的原生态。     

《中国科举史》出版

该书由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和湖南大学教师李兵撰写,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全书共分6章,依次是:科举考试的渊源、科举时代的开创、科举社会的出现、科举魔力的体现、科举制度的鼎盛、科举命运的终结。书后还附有:历代登科表和中国科举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