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文士隐读修业的私学模式

就教育模式而言,唐代文士的隐读修业具有自学的特点,是一种成人化的教育,同时也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隐读的盛行,主要原因在于官学的衰微及科举制度的兴盛。文士隐读之时,多聚于名山或交通便捷之处,习业以儒经及诗文典籍为主,有时在寺院中尚有题诗之举。另外,文人隐读修业会形成一定聚众教学模式,对宋代书院的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     

唐代文人的隐读修业及其诗歌创作探析

中晚唐时期,时局动荡,官学教育渐趋式微,文士多隐读于山林。唐人的隐读修业,或地处繁华,或地近两京,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另外,文人隐读山林以备科考,相互之间有一些传习教学的色彩,这种聚学山林的模式,不仅弥补了官学式微造成的教育空白,还开宋代书院之先河。从内容上看,文士修业传习多以儒家典籍与传统诗文为主,而他们的诗歌创作,受佛理禅思的影响,有着疏散淡远的情趣,但有时也略显僻涩,并流露出时不我待的忧虑。     

谈唐代隐士的隐逸动机与归隐之路

唐代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隐逸之士,这些隐士们很多本身就是文士.他们的隐逸状况多有不同,有一心一意坚定不移的纯隐,也有半路出家的隐者,也不无先隐后仕或先仕后隐,乃至亦官亦隐者.他们的隐逸动机以及走上隐居的道路是多种多样,难于一概而论的.对于隐者的隐逸动机与归隐之路的探索与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有唐一代的文士和隐者,并且对于探讨这一类人群所产生的社会原因,分析他们隐逸的思想与心理状态是必要而不无裨益的.     

香港普通中学生物教育简介

香港教育主要受英国影响。普通教育现行学制为六～三～二制。即小学修业六年,初级中学修业三年,高级中学修业二年(并分文、理科),其中小学和初中实施普及强制教育。中学生每周上课为40～48节,每节上课时间为40分钟。     

汪琬隐逸思想探寻

被文学史誉为“清初三大家”之一的汪琬，不仅以“古文名播海内外”，而且还是吴中著名隐士。“仕而隐”是吴中文士惯有的传统，而再仕而隐则是汪琬独有的经历，他的二度仕而隐颇让人费解。     

英国研究生就业的现状与启迪

一英国的研究生教育大致可分为博士和硕士两个层次。博士的全称是哲学博士（ＰｈＤ．），修业３年，培养学术研究人才。硕士又包括两类。一类是哲学硕士（Ｍｐｈｉｌ．），也以科研为主，程度低于哲学博士，修业２年或１年。这类硕士生近年来大大减少，在全部研究生中所占...     

《长门怨》与中晚唐幕府文士的政治道德观

唐诗《长门怨》的主题体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不仅是时代氛围的作用,也与创作主体的生平经历相关,中晚唐一部分幕府文士借《长门怨》所包含的君臣关系寄寓了自己的君臣遇合之感,从中不难窥探其深微隐曲的政治心理之变化。     

从社会角色看唐代文馆文士与文学之关系

唐代文馆系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等文化馆所的统称。各馆文士因所从事职务的不同,社会角色内涵和规定性也彼此相异。文馆文士或在朝或在野,朝野之间的迁转促使文人地域空间流动。因此,从社会角色这个特定角度来考察文馆文士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是文士群体共相,二是文士角色流动。通过对文士社会角色的研究,以期引起对唐代文士群体性和流动性的进一步关注。     

隐还是现——《三国演义》中文士全身之道的两难困境

文士阶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大奇景,《三国演义》通过一系列生动具体的人物形象,将当时文士们的政治抱负、处事原则、个性特征以及人生轨迹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刻画。人尽皆知"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规劝,却疏于体认文士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个人价值与天下国家深刻关联,故而"功成、名遂、身退"才是终极追求。以此观之,《三国演义》中的文士们大都未得全身:司马徽为代表的隐士们虽于乱世中得以保全性命,却空负才华未得施展,算不得全身;诸葛亮为代表的谋士们积极入世一展才华,又皆无法逃避自身的工具性价值而难求善终,更称不上全身。全身之道难得,究其根源,并非文士们无一例外地匮乏保身智慧,而在于中国古代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之间的重大差距。     

《长门冤》与中晚唐幕府文士的政治道德观

唐诗<长门怨>的主题体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不仅是时代氛围的作用,也与创作主体的生平经历相关,中晚唐一部分幕府文士借<长门怨>所包含的君臣关系寄寓了自己的君臣遇合之感,从中不难窥探其深微隐曲的政治心理之变化.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武力强大,士人精神腾越,盛唐边塞诗不仅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基调,还把唐人尚武传统变成了审美对象和时尚内涵。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为唐朝鼎盛时期国家过剩精力的显现。盛唐边塞诗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边塞诗树立了一面崇尚阳刚、标举慷慨的大旗,舍弃了六朝宫体诗的诗歌道路,延续、发展并超越了建安风骨的内涵,属于唐人在吸收了包括罗马、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后所缔造出的新的文化品类。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论略

根据对唐代科举选官制度和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情况的考察,本文提出:唐代的科举制度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往古的读书士子人群,也造就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在科举制度下形成的唐代士风--科举士子所共同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心理、文学风习等,是中国散文体短篇小说在以往叙事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得以成熟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精神内容和美学风貌。     

论唐代“定命小说”之兴起

唐前定命观念的演变和定命故事的出现为唐代定命小说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唐士人的命运遭际催生了大量定命故事,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士人出于功利目的,将当时流传的定命故事搜集整理、再创造,“定命小说”因之兴起。     

论《太玄》研究的历史变迁

扬雄准《易》而作《太玄》,在历史上引发《太玄》研究之学。汉末三国时期,《太玄》研究形成第一次高潮,推动和促进了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发展。晋范望《太玄解赞》成为象数学的代表之作。唐王涯注《太玄》,引入王弼解《易》方法,《太玄〉义理学张显。宋代的《太玄》研究极为兴盛,对宋学尤其是象数性命之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明清两代,《太玄》研究转入低谷,但仍有值得关注的著作传世。现代的《太玄》研究更有兴起发展之势。《太玄》研究与传统学术发展息息相关。     

求仙——中国士人的超越精神追求

求仙是中国士人超越追求的重要表现形式,庄子、嵇康、李白则是这种超越追求的三个里程碑.庄子与嵇康的超越追求建立在对现实的批判基础上,李白之求仙则因大唐盛世的历史理性而表现为对现实的同向超越,并因对先秦魏晋以来士人人格觉醒的历史成果的继承而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孟浩然"仕"与"隐"的矛盾心态探微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孟浩然是一位纯粹的隐逸诗人,但近年来却有一些学者认为他有强烈的入仕之心.文章从文本入手探寻孟浩然"仕"与"隐"的矛盾心态,认为孟浩然的入仕情结是时代精神的充分体现.     

师心论与唐音说的理论演进

师心论通过圆融处理物我关系,形成了物我双观、两忘与合一,成为盛唐诗歌基本的观照方式。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搜求于心”,成为中晚唐诗歌创新的出口,推动了险怪诗风的发展。晚唐“心师造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活法为诗,成为宋调中的唐音论,被作为宋诗救弊的参照。     

先秦田庐(舍)辨析

汉唐以来,各家受《汉书.食货志》的影响,从先秦文献中推演出井田制度下农夫的居住形式,即自春至秋居于田间庐舍,入冬回到聚居的廛里。宋代《陈农书》的"居处之宜"将这种先秦农人的生活方式做了进一步的系统发挥。通过对这种说解形成过程的梳理,及对秦简文字的分析,发现,先秦农人是住在里之中的,他们并没有两处住宅。田间即使会有一些简易的茅舍,通常也是不居人的,偶有住人的时候也都属非正常状况,并有诸多的限制,这样的茅舍就是《汉书.食货志》所谓先秦田庐的蓝本。     

姚铉与《唐文粹》

《唐文粹》是姚铉编撰的一部唐代文学总集,其目的是呼应宋初文学的复古思潮,为当时的学子提供一个简便、全面的唐代诗文精华范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姚铉也是宋代诗文革新的推动者。《唐文粹》的宗旨是崇经尊儒,注意文学的教化作用,但也有开通的释、道观。它收集的唐代诗文风格多样,因而能真实的反映唐代诗文的嬗变过程。本文对《唐文粹》的编辑体例、文学思想和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梳理,以期引起大家对《唐文粹》的重视。     

王士祯“神韵说”意蕴的再考察

到了王渔洋时代,士人心中又逐渐横亘起尊唐与宗宋对垒的审美心理之障。王渔洋并不是象一般文学史家所定位的那样尊唐,而是在试图以自己的理论重新锁定唐宋诗人的价值。"神韵"一语从盛唐以来就一直被诗人学者所关切,宋、元、明、清各代学人均表现出对其内涵的揣测与充实。王渔洋毕其一生,一方面以其真情投入,一方面以其气势宏大,从而再造了神韵,以至于被后人称为"神韵说"。今天回过头来看他的理论有得有失,历史印迹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