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史学价值

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并行流行于世,由于《三国志》过于简略的缘故,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广征博引,补充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史料。裴松之的注开创了史注新的研究范式,发展了历史考证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东晋孙盛的《三国志》研究

孙盛曾对《三国志》做过系统的专门研究,并且有他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方法义例体系.可是,史学界对于他在《三国志》研究史上的拓荒之功及其时裴松之《三国志》注例形成的借鉴价值,一直以来并没有引起重视并给予积极的评价.对孙盛《三国志》研究的探索和考论,既有助于为还原东晋的《三国志》研究史提供科学依据,也有助于重新认识和评价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文献的来源以及体例取法的样本依据,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三国志》研究.     

“史学三裴”略论

我国历史上南朝的宋、齐之际,裴松之及其子駰、曾孙子野,分别撰《三国志注》、《史记集解》和《宋略》,以史学名世,被称为“史学三裴”。这是河东裴氏颇具特色的家学传统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杰出贡献。     

谢陛的正统观与《季汉书》的编纂

谢陛在继承前人正统说的基础上,提出“古今有有统之世,有无统之世,有分统之世”的观点.并认为三国时期应该属于有统之世,而正统应归于刘备.基于此一认识,他对《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尊魏为正统,大为不满.因此决定遵张轼和朱熹的叉例,编纂《季汉书》.该书主要依据《后汉书》、《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晋书》等编纂而成,但不是简单照抄,而是对旧史中相关人物传记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补充.其全书的史料价值自然难以超越旧史.     

赤壁鏖兵:从历史向文学的转化——《三国演义》成书过程中的演进轨迹举隅

中国古代的演义小说,总受历史的影响,或直接,或间接,这是肯定的。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就是据史而创作的。最早是明嘉靖元年(155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其首页就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明人高儒亦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卷。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     

明代南京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评点本及其意义

明万历十九年南京周曰校万卷楼首先将传统经史注疏学作为一种商业手段应用于通俗小说的刊刻,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基础上,增加广告识语和大量注释考证并分类,刊刻出版《新刊校正出像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评点史看,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评点是早期通俗小说评点由传统注疏向文学评点的过渡,对明清坊刻本通俗小说注重以评点作为有效商业手段和传播形式具有开创意义。     

事·文·文：从历史到演义

演义小说这一文体源自史传。历史叙事的三大要素事、文、义与《三国志演义》的事、文、义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史上首部历史演义《三国志演义》,对《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史“事”进行推演,通过《资治通鉴纲目》远绍《春秋》之“义”,而发之于通俗生动之“文”。事、文、义三者的融合促进了“演义”的正式生成,并规定了“演义”的体式特征;三者的游离和矛盾促进了演义与历史的分化,进一步使充斥于古代小说中的道德劝戒逐渐虚化为空洞的说教。     

何亚南:《(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

《（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是一部句法专题研究性质的专著。此书运用穷尽描写与历时、共时比较相结合,形式分析与语义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对《三国志》（下称《三》）和裴松之《三国志注》（下称《注》）中的若干句法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中古汉语断代史乃至整个汉语史的构建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和阶段性的成果。此书的讨论虽立足于《三》和《注》,     

《三国演义》在韩国不同年龄人群中的阅读取向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之作,成书后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外国人对《三国演义》的喜爱比之中国毫不逊色.在韩国《三国演义》是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翻译小说.“没看过‘三国志’(笔者注:日韩等国所言的‘三国志’,是把以‘三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统称‘三国志’,与中国本土意义的《三国志》是有本质区别的)就不算男人”“不要和没读过‘三国’的人说话”是两句妇孺皆知的谚语,从中可管窥“三国演义”对韩国民众文化生活的影响.     

《三国志校笺》脞录

以钱剑夫标点整理的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三国志》陈乃乾点校本、《三国志》吴金华点校本等参校,对《三国志校笺》及相关论著中存在的点校进行探讨.     

《三国志演义》在韩国的传入及出版之研究

根据文献记录,中国陈寿的史书《三国志》传入韩国的最早记录是韩国三国时代。小说《三国志平话》版本在高丽时代末期已传入。此外,《三国志演义》传入韩国的时期大略至少于1522年-1560年以前。从当时的传入情况来看,很可能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早就传入到了韩国。在朝鲜时代,中文版和韩文版的《三国志演义》曾几次出版过,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新刊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贯华堂第一才子书》等,其中《贯华堂第一才子书》本最为广泛流传。朝鲜时代《三国志演义》的翻译本有两种类型,一为翻译的坊刻本,二为翻译笔写本。《三国志演义》的翻译作品大略分为"全文翻译"、"部分翻译"、"翻案(改编)"。     

多元化的文学创作语境与《三国演义》成书之关系

作为中国文学史第一部典范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有着自身与众不同的独创性和特殊性,还有集体累积的成书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广传播,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国演义》的成书历时长、途径多、样式杂,有史书记载亦有文学演义,《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后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到《全相三国志平话》、三国元曲杂剧、《三国志通俗演义》,最后到《三国演义》。在这漫长演变过程中,丰富而多元的文学创作语境对《三国演义》的成书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罗贯中与《罗氏家谱》

在中国小说史上,罗贯中无疑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作家,他不仅创作了著名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而且还写出了《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两朝志传》等小说以及《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杂剧。此外,《水浒传》的成书,至少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徐福的传说与秦民东渡

徐福东渡的传说,在中国和日本都广为流传.在中国,大致经历了从《史记》的"入海说",到《三国志》与《后汉书》的"渡亶洲说",再到义楚《释氏六帖》的"渡日说",最后衍生出宋欧阳修的"赍书说".而日本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起源较晚,14世纪以后才逐渐流行起来.徐福东渡的传说,与秦汉之际"秦民东渡"这股大规模移民潮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中日两国之间源远流长的交往史.     

《三国志》及其演义之文化解析

史学名著《三国志》与《史记》、《汉书》流誉千古,时人评其书曰“并迁双固”。依《三国志》而通俗化的各种话本,戏剧乃至成为演义式的小说,其最著者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人称《第一才子书》,士林及民众莫不喜读其书,可谓雅俗共赏,家弦户诵。从文化视野考察,文、史各行其道,两苑各撞其芳。随时代之演进,民众需要文化,文化之持续发展亦有赖自身的通俗化,以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满足大众对文化的渴求。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是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成功的典范,彼此交相辉映,体现了雅、俗文化自身的价值规律。     

日本又掀《三国志》热

《中国文化报》消息,长久以来,不论是日本社会哪个阶层,喜爱和追逐《三国志》里中国古代将士的读者数不胜数,《三国志》故事对日本各界读者影响很深。在当今日本社会激烈的经济竞争     

论《三国志演义》在戏曲系统的接受与传播

《三国志演义》在中国社会产生的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与其借助戏曲系统的广泛传播关系十分密切.其在戏曲系统的传播可谓时间长,剧目多,范围广.各种样式的明清三国戏对《三国志演义》文本传播范围的拓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三国戏的接受效果要比阅读小说强烈得多.不识字或未读过小说的人,可以从舞台上了解《三国志演义》的内容,读过小说的人也会在观赏三国戏中加深对《三国志演义》文本的理解,增强接受效果,获得进一步的审美愉悦.     

《隔江斗智》杂剧与《三国志通俗演义》

本文认为,就孙刘结亲故事而言,《三国志通俗演义》从情节设置、人物性格刻画、喜剧情调三个方面都有《隔江半智》杂剧影响;《隔江半智》杂剧是《三国志平话》发展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桥梁.     

何谓“经、史、子、集”？

何谓“经、史、子、集”？经、史、子、集是我国古代对典籍的分类法。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如《四书五经》、《六经》、《十三经》、《白虎通》等。史，是指历史典籍。如《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     

“四史”之名起何时

<正> “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四部纪传体史书的合称。早在汉代,刘知几撰《史通·自叙》叙其少时,“读《左传》、《史》、《汉》(兼插前后《汉书》)、《三国志》,迄皇家实录”,四史并列举之;宋代苏洵《嘉祐集》云,唐代史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辈,而卒无一人可与范晔、陈寿比肩”,四史的撰者也齐名并称。但唐宋统治者与学人普遍重视《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科举考试特设“三史科”,故时有“三史”之称。至于“四史”之称起于何时,向为学术界所忽略。当今出版的《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