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我记忆中的“大江大海”

因战局的变化,自家颠沛逃亡的宿命是从桂林这座城市开始的。“我们全家两边八十多口人啊,一起跑。”这一跑,就从1944年跑到1949年     

我亲历的日本关东军投降

<正>我叫康登勤,出生于1935年2月,家在山东省金乡县化雨乡袁集村。1941年,我6岁的时候,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在我们山东老家有着闯关东的传统,当生活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亲邻们往往一起携家带口去东北谋生,闯关东虽然也很艰苦,大多都是干苦力活,但毕竟能吃上饭。在此之前,我们村里就有人到东北谋生,并在哈尔滨落下了脚。我的父亲康于林就和本家的康登贵、康登云、康作财等人携家带口准备去关外谋生,我们一个家族的十多口人就这样离开了家乡,一路上有火车就坐火     

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领导和各位同志在我父亲住院期间多次去探望,9月11日还向我父亲作最后的告别,尤其是彦修同志,这么大年纪也抱病参加,这些都让我们全家十分不安、十分感动。     

春下扬州

咱也算个孝子,标志之一就是来北京快50年了,从来没在北京过过春节,基本上都是全家三口回家和二老团聚。今年的回家路有点儿赶——都腊月二十八了,我还在扬州做节目,回到家已是大年三十了。     

我的自述:从朝鲜战场到传染病医院

正我出生在浦东彭镇一户贫农家里,家里种了几亩地,但那时产量低,一年到头只有三百斤左右粮食,其中一半还要交给地主作为地租。平时父亲会弹棉花贴补家用,天热时也会下河捉些河鲜,加上番薯等农作物,一家九口才勉强能够吃饱。我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祖父母也一起住。若是碰上蝗虫危害,产量大减,甚至颗粒无收,全家都要饿肚子。     

我的求学之路

我于1926年1月12日,出生在辽宁省瓦房店市福州湾炮台村。爷爷是一名私塾先生,叔叔是瓦房店福州城小学的校长。三岁时,爷爷回村用家里空余的4间房,办了一所小学,设四个年级,有前后村的七八十个孩子读书,一个孩子一个学期才4、5块钱。这是全家主要生活来源。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     

一个家庭的1970年代

下放 　　全家下放应该是在1968年,那时最小的弟弟刚出生不久,我不到五岁.之前我们全家和祖母生活在一起,我和两个弟弟都是由祖母带着的.关于下放,最初的记忆也是最早的画面,是全家挤在一辆大卡车上,卡车沿着盘山公路一圈一圈往下转,总也不到头.……     

人生航标——我与图书馆

“文革”开始后的几年,我们全家还生活在东北。那时我只有四五岁。由于父亲的缘故,我家被抄了,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个被责令迁回山东农村老家。我不记得母亲当时挎的包袱里带了什么东西,但有一样东西却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那就是父亲为我     

我的夏令营

今天又是晴朗的一天,我怀着高兴的心情参加这次的夏令营。我早上7点多就出发了,到省委后还没有人到,看来是我太兴奋了。过了不久来的人越来越多,许伯伯接见了我们,这次是由他带领我们,他看起来虽然很严肃,但其实还是和蔼可亲的。他分配好队伍后,我们便乘着汽车,赶赴我们的目的地,一路中大家谈笑风生,很是开心。大概过了2个小时,我们到了部队,这半天我将在这里度过,满心期待!跟着队伍,我们来到放映厅观看关于战斗机的历史。     

刘晓庆:我在毛泽东时代

部队里思想进步.人人都在争取入党。我的全家都是共产党员,而且上一辈还是地下党员,可以说是一个党员窝。我所有的表兄表妹包括我妹妹都学理工科,就我一个人学文科。我搞文艺,也不在党,十分各色。我的表哥曾开玩笑说我是无产阶级的土壤里长出的一朵资产阶级小“臭”花。我没有入党也是我革命父母的最大遗憾。毛主席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如此众多的因素加上解放军里人人都积极进步的气     

我们的“全民裸婚”时代——几个“50后”、“60后”的结婚纪录

因为没房我曾经被民兵抓进公安局吴新民,男,1955年出生,1981年结婚那时我们家有6口人,40多平米的三间平房,在院子里又搭了个厨房,在当时不算是很差的.我是老二,我哥比我早两年结婚了,住在家里,算上嫂子,家里就是7口人.爸妈住一间,我哥嫂住一间,剩下一间房里,我和弟弟睡一张稍微宽点的床,16岁的小妹妹在一个行军床外侧拉了个帘子.因为房子太挤,我经常不在家住,到单位的单身宿舍和同事挤着住.在我们那个年代,全国大多数单位都规定,职工只有结婚才能分到房子,但多数单位就是职工结了婚也没有房子可分,往往结婚后要排几年队,才能分到一间筒子楼里的房子.     

剪报本为我当“红娘”

剪报本也能当“红娘”?也许很多人都不相信,但剪报本确实为我当了“红娘”,而且还成功了!当兵6载,年逾23,我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贵族”,父母却为独生子急得嘴角起泡。好心的亲友虽给我介绍了几个,但终以“Goodbye”而结束。去年12月底,父母发来指示:休假回家,给你找媳妇!我正踌躇该不该回去,当时新闻报道工作很忙,我能鞋底下擦油吗?得知情况的领导干脆替我请完假,不由分说“撵”我回家。我只好收拾行李。啥也没买,只带上新闻书籍和剪报本,还有两个三等功奖章、优秀士兵奖章,就算给父母一个惊喜吧。回到家,我屁股还没坐热,父…     

我谈写文章

《新闻战线》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写文章。我自己的文章写不好,这个题目我怎能谈得好呢?我推辞了几次都不行,只好硬着头皮谈几句。文章是写下来的语言。文章和语言都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我们不应该把文章和语言分割开来。现在许多写文章的人,从中学生到新闻记者、大学教授,拿起笔来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心里想,我现在是写文章,跟说话不一样,要写得“文”一点,多加上一些辞藻,多加上一些政治名词,多绕一些弯子。这些人在小学     

我与家人参加“2002年家庭梦想大挑战”随想

今年春节，我与全家十分幸运地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我开心、我幸运，2002年家庭梦想大挑战”，我们一家祖孙三代组成家庭团队从容应对著名节目主持人王小丫、李咏的提问先后击败了来自全国的4个家庭团队，在2月18日(正月初七)播出的《开心辞典》冠军家庭和《幸运52》擂主家庭总决赛中摘取了“我开心、我幸运，     

我的同事和难友黄裳

像我这样的人,当然要劳动改造啰。1959年8月,我跟着小队长从闵行摆渡到西渡,步行6公里,才到了我们的劳动基地——邬桥公社6小队。到了目的地,才知道这里不仅仅是《文汇报》的,而且是上海新闻界的劳动改造基地,那些受三、四类处分的右派,都集中在这儿。《文汇报》的右派,有陈钦源、黄裳、黄立文、徐凤吾和朱嘉树,连我共6人。其中陈钦源与黄裳一直是副总编辑柯灵手下的大将,我在解放前就认识他们。     

编辑风范与职业良知——记我所接触的编辑们

转眼,我从事新闻工作已近40年了。回想往事,打过交道的编辑们可谓最令人难忘。1968年,我由南京九中按初中"毕业",到苏南高淳县永宁公社插队,那时只有16岁,初中其实读了还不到一年。1969年,我迁往父母全家下放的苏北洪泽县岔河公社落户,不久当起大队的通讯报道员。开头并非乐意,因小学时总感写作文头疼,多是命题作文。如《我的一家》,写作套路就是"家里有几口人,爸妈在哪工作"等,记忆最深是老师看后,要我改"我家是个比较幸福的家庭"。其实我那时并没感到"较幸福",因困苦生活时常会带来阴影。1965年考中学,作文题也是"我的母校",写些环境、教学等,也没留下印象。因此写通讯报道,开头感到很吃力。     

承载我十八年记忆的的老照片

在不经意间。我离开自己钟爱的岗位已经两年多了，和别人说起以前的工作时，经常都是说“我们档案局……”．因为在我骨子里就已经把自己认定为是档案局的人了。其实，在曾经的十八年里。在我曾经工作的档案局，十八年的时间里我只换了两个岗位，几乎是一个岗位就干了九年。这两个岗位一个是管理建国前档案，一个是研究档案（姑且称为研究吧），     

我尝到了家庭建档的甜头

我是兴隆县档案局的一名退休干部,于2006年在我县率先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家庭档案。不但教育子女有了活教材．改善了家庭关系．而且还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我的大姑父沈尹默

沈尹默先生是我的大姑父,出生在陕南(今陕西汉阴),一口地道的陕南话伴随着他的一生。陕南那质朴的民风、厚重的人文环境造就了他的沉稳个性、包容万象的修养。我大姑妈褚保权是我爷爷的大女儿,排行第二,浙江余杭人。她个性开朗、好学、聪明。1932年,沈尹默在上海任中法文化交换委员会主任兼孔德图书馆馆长,我大姑妈任秘书。那时他俩在一起工作,虽相恋却未成婚。沈尹默的办公室距离我们家很近,步行只要几分钟就到了。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我爷爷奶奶、爸爸     

我跟老梁去执行

3月26日上午8点,庭长安排我和书记员小韦跟法官老梁一起去执行。路上,老梁对我们两人说:这次我们要到50多里外的高头村执行一件离婚案,被执行人应补偿给申请执行人3000元,但因多种原因,案子拖了8年还未执结。昨天我已请示院长,如果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我们将对其进行拘留。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法警,想建议老梁多带两个人去。老梁说:不用担心,3个人足够了,又不是去打架。我开着吉普车颠簸在山路上。到了一棵大松树旁,老梁让我把车停下,说:前面再拐两个弯就到那个村子了,警车目标大,我们走一段路吧!老梁带着我们三转两弯就到了被执行人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