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

“镇远号”铁甲舰是北洋舰队两大主力舰之一，甲午战后该舰遂为日军所得。     

晚清直隶绿营裁军述论

近代以来,由于国家战略态势的变动,直隶成为战略敏感地带,亦是朝廷重兵集结之区。甲午战后,清政府锐意裁兵,直隶绿营的裁撤程序也随之启动,历经王文韶、裕禄、袁世凯、陈夔龙等人的裁撤,迄至清亡,尚未完成裁撤任务。直隶绿营的裁撤在不同的时段,裁兵诉求也迥然相异,映射出多重的政治信息,是观察晚清绿营裁军的窗口。通过对直隶绿营裁军的研究,为我们考察晚清绿营裁军提供了极好的面相。     

北洋新军——现代性与反动性的较量

甲午中日战争后,袁世凯对北洋新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现代化军制改革,使之成为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强大军事力量。然而北洋新军的现代性终究改变不了其反动性,它最终未能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这对于以长远眼光来研究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人们不能不有所启发。     

李鸿章“保船制敌”新议

甲午中日海战中，李鸿章究竟为北洋舰队制定了什么样的作战方针？以往的有关论著，大都认为是“避战保船”。本文认为，甲午中日开战后的一个多月，李鸿章对比中日海军实力，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保船制敌”的作战方针。综观甲午中日海战的全过程，李鸿章在海战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未指示过北洋舰队通过“避战”而“保船”。恰恰相反，李鸿章一再命令北洋舰队主动“出击”、“截击”敌舰队。即使在威海被围，北洋舰队危急存亡之际，李鸿章还数次命令丁汝昌率领舰队和敌舰队“拼死一战”。因此，“避战保船”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北洋舰队的提督丁汝昌。     

方伯谦被处斩冤枉吗?

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于甲午中日黄海海战后被李鸿章奏请清廷正法，究竟是冤杀，还是罪有应得？百余年来一直众讼纷纭。本文根据新近发现的原始资料《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佐之以其他有关史料，认为黄海海战中，方伯谦在济远舰尚有战斗能力的情况下，“首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因此，按照北洋舰队的有关“军律”，将其处以极刑，是罪有应得，无冤可言     

甲午战前二十年的清廷财政与北洋海防建设中的经费问题

北洋海军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海防建设是当时清政府边防建设的重中之重，对其研究更因其与洋务运动及中日甲午之战的密切关系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甲午战前二十年的清廷财政状况入手，探讨其时财政制度的弊端，及对北洋海防建设的不良影响。一、甲午战前二十年的清政府财政状况和财政制度考察清廷的财政状况，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是一大关键。对于清政府而言，这场革命影响了其统治的方方面面，对财政状况也冲击颇大，主要可概括为传统的财政收入结构被打破。财政收支规模扩大和地方财权的膨胀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也恰是甲午战…     

历史教学应重视学生史料辨析能力的培养——以北洋舰队＂主炮晾衣＂说为例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甲午”时称其为“剜心之痛”。许多关于甲午战争的史料被国人重温和解读,并引发社会各阶层的深刻反思。这其中,有关北洋舰队的一则原本并不起眼的史料——“主炮晾衣”说也被多次提及。     

归自海外,洋洋大风

在西风东渐、新旧杂陈的上个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也如同时代的一个棱面,折射着斑驳、交汇乃至混沌的色泽,于是,有了诸多的"第一",也有了别样的独具。1895年,刚刚历经甲午战争耻辱的大清帝国,拖着累累伤痕的躯体,自强富国之梦似乎愈显迷茫,痛定思痛,洋务运动也由此转向。同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奏请设立新式学堂,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由此     

浅谈甲午战争后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时间跨度比较长的重要历史事件,传统的观点都将洋务运动的终结时间定在19世纪90年代,即以甲午战败为标志。由此,“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一说一度成为历史的定论。然而,近些年来,通过对许多清史资料的发掘证实,甲午战后,洋务运动仍在继续,呈现深化的趋势,并与甲午战后风起云涌的变法思潮产生某种程度的合流。     

袁世凯甲午条陈与练兵权的获得

袁世凯甲午条陈中所陈述的改革军事、编练新军的思想，与甲午战后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清延中枢急切变法求强的心理相一致，所以为光绪皇帝所接受。袁世凯练兵权的获得，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甲午吾陈。甲午条陈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先声，小站练兵的指导思想源于甲午条陈。     

袁世凯的“去北洋化”与“北洋正统”幻灭

北洋时期最大的问题乃权势重心失却。袁世凯作为北洋最高领袖,本应固化内部,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却悖论式地表现出"去北洋化"倾向。后袁世凯时代,北洋裂变,国家南北对峙,南与北内部亦纷争不断。皖、直两系在"北洋正统"招牌下,通过武力征讨及和平协商等方式,试图重新整合北洋,以为统一之基础,却未意识到,随着时势转移,曾经为国人寄予厚望的"北洋正统"已经在时人心中幻灭。而一直标榜维护"法统"的国民党则在苏俄指导下,跳出追求"合法性"的政治藩篱,改造自身,追求政治的"合道性",双方竞雄的最终结局,遂因此设定。     

浅析北洋军阀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诉求——以吴佩孚为例

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指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表示的认可。处于近代中国政治转型时期的北洋军阀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诉求,带有由追求传统型的“天命”观向探索现代法理型民主政治转变的特点。这在北洋军阀的代表吴佩孚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武力之外的政治诉求:北洋政局的另种走向——1916年的新旧约法之争

1916年袁世凯帝制覆亡后,北洋政局有向和平发展的可能,实力派和非实力派在约法问题上的反复争论,反映了这种走向。国民党、进步党急于分享反帝制果实,一味要求无条件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段琪瑞为实现南北统一而作出让步,《临时约法》再次恢复。     

中国共产党建党起点问题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政党与政治发展》认为政党主要有三种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与整合危机。据此文章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的发展、新政治力量诞生和北洋政府政权合法性的丧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起点。     

北洋集团与保定城市近代化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城市在社会转型中普遍因经济动力不足而衰落,部分城市依靠行政权力的推动作用而焕发生机。晚清民初是保定城市近代化快速发展时期,北洋集团凭借政治军事权力为保定近代转型提供了动力,然而伴随着其政治上式微,城市亦渐衰落。本文以保定为例,探究"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对城市近代化的影响及其动因。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留学教育

清末时期,袁世凯手握军政大权,主张派遣军事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民国初期,袁世凯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留学教育理念,其主政的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留学教育的法律规章,规范了留学生的选拔、管理、经费等问题,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发展。     

1920年至1921年北洋政府赈灾借债研究

1920-1921年北洋政府为赈济中国北方旱灾，对内发行公债、向外努力借债。这两笔债务的性质既不同于政治借款，又不同于实业借款，在中国内外债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北洋政府。     

第一次徐州会议与北洋政局

1916年6月冯国璋召集南京会议失败后,由于袁世凯的嘱托、倪嗣冲的鼓动和部属的劝说,张勋邀请南京会议代表至徐州召开徐州会议,目的在于缓解袁世凯的退位压力。但随着袁世凯的猝死,会议宗旨随之改为固结北洋团体,拟定十条要纲。此次会议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张勋与徐州的地位由此得到提升,复辟问题渐趋公开化,北洋政局由此进入了集体领导时期。     

论政府经济法规与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经济法规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逐渐完善的。以近代天津为例,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所颁布的各类经济法规对企业的兴起和发展都起了关键作用。同时,经济法规的产生和发展也受经济规律的制约,不同时期的政府将会根据经济发展状况颁布与之相适应的法规。总之,经济法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政府维护国家政权和经济秩序不可缺少的工具。     

北洋政府修约废约外交述论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之后,中国就进入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尽管这一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的局面,然而,在外交方面,相对于清政府而言北洋政府却有了很大的进步,不再是一味地＂卖国求荣＂,相反,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北洋政府还积极地利用各种机会寻求外交突破,改善外部环境。特别是对外和约方面,北洋政府更是积极努力修改和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尽管这些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外交地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