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经国大业”说与“辞赋小道”说的文学价值取向

本认为，曹丕的“经国大业”说和曹植的“辞赋小道”说均不代表他们本人实际的学价值取向。曹丕的学价值思想核心是“章不朽”，这种观点并非以政治事功价值为贯穿；曹植的学价值观强调学的政治教化作用，所谓“辞赋小道”说，只不过是他面对自己的人生理想无法实现而发的愤激之言。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解——论宋玉在赋体文学形成中的地位

司马迁所谓"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准确地评价出宋玉在赋体文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宋玉赋和汉赋在结构方面具有三个特征,即有"序"文,"对话先抑后扬,后来者居上"以及"相同题材重复写作"。宋玉创造出真正可称为"赋"的这种文学体裁,他是赋体文学创作的第一人,他的"赋"作,对汉赋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文章”一词与“文”“文学”之关系

郑方在《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试探先秦两汉文、文学、文章之关系》中分析到：“文章”即指写作且有文采,与今日所谓“文学”有关,但仍不等同今日之“文学”。因为当时“文章”所指范围甚广,富于审美性质的辞赋、诗歌固然在内,而一切实用性文字也包含在内。     

“双四六”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研究——以商洛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例

为满足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响应学校的办学理念,商洛学院现代当代文学教学团队把"双四六"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运用于实践教学中,在授课时,教师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重视文学原典的阅读,注重学生文学感悟能力的培养;二是优化课程设置,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三是教学方法多样化,注重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经过两年多的实践与探索,教师在工作中提高了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学生在文本感知与分析,健全人格形成及文学作品欣赏等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实践证明,"双四六"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为服务地方、服务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祛魅与赋魅:“伤痕文学”叙事的一种矛盾分析

"伤痕文学"的出现,结束了"文革"期间极左文艺路线的模式化创作,以文学的方式开始了一次广泛的祛魅活动,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生命历程。由于"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艺政策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创作潮流,因此,"伤痕文学"在批判、控诉"四人帮"给人们造成肉体与精神创伤的同时,又以赋魅的叙事方式演绎着即将到来的幸福与光明。祛魅与赋魅的异调共存使"伤痕文学"叙事有一种内在的矛盾。然而,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使"伤痕文学"不仅满足了人们情绪宣泄的需要,还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消解了精神创伤,重新建立了未来必然光明的期待与信心,最终完成了"伤痕文学"意义的建构。     

文学地理学与“江山之助”探析

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影响。“江山之助”强调自然山水景物可以给人灵感,使人文思泉涌,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契合了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轨迹,而对这一命题稍加拓展,便可挖掘出它对文学地理学的三个最基本问题的影响：一是不同的自然环境助作家养成多样的气质和不同的人格;二是大自然的山川形胜与时令节候助力作品建构出多样的地理空间;三是“江山”助人、助文的同时也会受到人、文的反作用,形成互动关系,实现“双赢”效果。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与戏曲身份认同

戏曲理论对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命题的诠解主要有四种观点:倡新求变、殊流同源、天人交响以及命中定数。诠解行为本身是中国古代文艺社会学传统的延续与变革,更是戏曲自我身份认同危机的产物。诠解的先验目的性要求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鲁迅《故事新编》与欧洲“梅尼普体”文学

综观已有《故事新编》的研究成果以及这部小说集本身，《故事新编》具有若干欧洲“梅尼普体”学的主要特征。二能够在不同历史时空达成内在相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二所处的历史化语境均具有狂欢化特征；二是鲁迅可能从他所喜爱的梅尼普体小说中得到艺术启示。     

“赋”与“比兴”的融合——浅谈《文选·禽鸟赋》抒情艺术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禽鸟意象可谓源远流长:《诗经》开篇便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营造了温馨、和谐的氛围。其他如《邶风·燕燕》、《唐风·鸨羽》、《秦风·黄鸟》、《豳风·鸱鸡》、《小雅·鸿雁》等篇目,皆有禽鸟形象的出现;《楚辞》中,则以“鸾鸟凤凰”、“燕雀乌鹊”等禽乌构成一个象征系列,为后世文人不断地借鉴、发挥。但是,《诗经》中的禽鸟大多只是作者用来抒情写事的起兴和衬托,《楚辞》中以“善鸟”喻贞洁,“恶禽”喻卑污,多为某种人格情操的象征体。因此,在这些作品中,“禽鸟”并不是独立的描写对象,而是作者进行“兴”与“比”的载体。只有到了“赋”中,“禽鸟”才逐渐成为独立的“文学体”,成为作者抒情言志的实体。本文仅就《文选》中的四篇“禽鸟赋”,通过简要分析“赋”与“比兴”从初步结合到实现完美融合的这一过程,理顺“禽鸟赋”抒情艺术的发展脉络。     

论“三个代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全面阐述和科学概括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创新。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规律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微课“不微”与运用之“威”、普及之“危”——微课在农村语文教学中的实践

通过对新课程改革的学习,在农村初中实施"自主互助、展示反馈"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微课可作为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重要载体、提升课堂教学实效性的手段、补充课外知识的重要方式,受到越来越多农村教师的重视。本文分别从农村语文教学微课空间之"不微"、微课运用之"威"、微课普及之"危"等方面进行论述。     

从孔子的“小道观”到梁启超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试论我国小说观念的转换更新

本文从中国小说理论发展的全过程，论述我国小说观念的转换。作者认为：“小道观”自始至终制约着封建社会的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发展。其代表性的论点有三：即“迂诞失实”“无可征信”论、“致远恐泥”“于世无补”论和“君子弗为”论，并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重压，小说家的强烈自悲和理论家惋惜之情的普遍心态，正是其反映。唐宋特别是明清以返，许多小说家和理论家为摆脱“小道观”的羁绊作出种种努力和贡献，洪迈、李贽、金圣叹等是其杰出代表，但他们毕竟还离不开与史比附来确立小说的地位的用经史古文诗词来观照评论小说。直到梁启超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才开始彻底摆脱“小道观”，观念才根本更新，小说作为独立文体意义得到确认，它具有文学的另一次自觉的重大意义。     

周敦颐“希圣”之学的心体论基础与“立人极”核心

周子之学可概之为“希圣”之学.其“希圣”之学的根本宗旨在使道德由外在的制约规范变而为个体的内在要求,故其有深刻的心体论基础.“幾善恶”,即以思之功落实于“幾”上,洞见“幾微”,化除“幾恶”,思而纯其心体,仁义中正之性得以显现,从而使道德实践之主体终归于善;这正是周子“希圣”之学的价值取向所在.从周敦颐的整体理论体系看,无欲则“静虚动直”的主张非常重要,它是以“诚”体为核心的逻辑结构中的基础.人性的力量始于此,通过无欲的修炼,达于“静”的自然本性,归于诚的最高境界.因此无欲以学圣,是周子《通书》之大旨.周敦颐将主静作为修身的基本原则,以“中正仁义”而达至“立人极”为其核心内容.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为:静虚而动直,动直则廓然大公,公之极则“溥”,即周遍而无所不及.修养至此,可谓圣人境界.     

“父”与“子”关系的嬗变——五四文学与三十年代革命文学之比较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五四文学与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虽说在时间上紧密相接,但二者在创作宗旨、思想指向以及文学风格等方面都相差巨大。在启蒙语境下,五四作家们更多地侧重思想批判与文明批评;而在革命语境下,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则将文学作为政治批叛的武器,在创作中注入较浓厚的阶级分化意识和政治斗争意识。同样是父子冲突的题材,在不同的语境下就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透过"父"与"子"关系在这两个时期文学中的嬗变,我们不难窥见五四时期与三十年代在文学与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差异。     

赋体散文的杰作 诗文结合的典范——兼谈苏轼《前赤壁赋》在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

苏轼散文中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首先是游记，尤以前后《赤壁赋》最为脍炙人口。     

胡适论“活的文学”——民间文学之文学性探析

胡适在20世纪初使用“活的文学”一词来提炼新文学的本质,概括新文学在语言工具、精神内涵等两个方面的文学性,认为文学语言要“活”,需用浅显生动的白话进行创作;文学精神要“活”,需有真情感和真思想的贯注,而具有这种文学性的文学在胡适眼中就是白话文学(民间文学)。在当时中国文学的实情和时代使命的要求下,胡适所倡导的“活的文学”,功绩主要体现为语体革新。民间文学研究者多把胡适的言论作为逻辑起点或常识,继承其全新的文学史观,在使用白话文写作时,因受到西方民俗学的影响,对“活的文学”作为精神内涵的一面逐渐遗忘,而把民间文学导入具有学科意味研究的同时,民间文学的文学性日益被遮蔽。     

韵律文学的语言学分析——从廖序东先生的“于/乎”之别说起

廖序东先生曾作过《楚辞》造句先“于”后“乎”“使得上下句的吟诵有比较强的音乐性”的分析,这无疑是一种有理论根据的推想。从汉语韵律的类型变化来看,西汉以后韵素对立消失的原因可能和上古汉语的韵律系统变化有关:上古汉语是音量敏感性语言,中古以后,韵素音步变为音节音步,汉语变成了音量不敏感性语言。     

文学与亚洲“新生存困境”——在韩国“亚洲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的亚洲。正面临着一种“新生存困境”。它最显著的特点是，从早年因自然根源造成的贫穷、饥饿和疾病，转变成了今天因为发达和追求发达而造成的生态灾难。印尼大海啸、缅甸大风灾、中国的四川大地震等．都是这种“新生存困境”的展示。它虽然不能直接影响和改变我们亚洲的文学现状，却直接改变着我们整个亚洲的生存现实。而这种生存现实无疑会走进写作者的精神世界。作为一个来自中国中原地区最偏僻的乡村的写作者，我对家乡这几十年的巨大变化感到焦虑和不安。而写作无疑是这种情感焦虑的结果。面对“新生存困境”，我想我一定会在今后的写作中，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和灵魂，去关注那些被掩埋在黄土之下永远无语的亡灵，去聆听他们向这个世界发出的最悠长和最揪心的疑问与感叹。     

试论“泛文学化时代”的文学——在商洛学院的演讲

当今中国文学业已进入＂泛文学化时代＂,＂泛文学化＂现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文学的主流与支流各自存在,其方式日趋多样化、复杂化;主流作家与非主流作家同构文学生产群体,文学生产者多元化。＂泛文学化时代＂的文学,危机与机遇并存,文学生产者亟需皈依文学的本质,真正的文学繁荣的曙光或许才会展露。     

何谓“反思”——“反思”与“纯粹思维”、“事后之思”的区分

对"反思"的讨论是要以哲学史为背景的。反思不是纯粹思维,也不是事后之思,真正的反思要求深入到历史最本质的那一维度去。从马克思的意义上来说,反思就是一种实践,它应当让我们重获一种力量,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以赢得一个更好的自我方式来改变世界,以最特殊的方式来缔造普遍,以此为人作为人的类生活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