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互著与别裁的理论探讨始于谁

在我国,互著与别裁的理论探讨到底始于谁?对于这个问题,争论得比较激烈。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些同志认为始于明代的祁承(?),还有一些同志认为始于清代的章学诚,笔者认为给于元代的马端临。互著与别裁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六年刘歆编制的目录学专著《七略》中就已开始应用。此后很多目录学专著也都使用过。唐代魏征等编写的《隋书·经籍志》,后晋刘昫等编写的《唐书经籍志》,宋代欧阳修等编制的《崇文总目》,还有郑樵编写的《通志》等,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互著与别裁。但直到这时,人们虽使     

《艺文类聚》中的“互著”与“别裁”

在《艺文类聚》中,自觉而有意识地借鉴并大量运用“互著”与“别裁”之法,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最晚在唐初,古典目录运用“互著”和“别裁”已经相当普遍.在“互著”与“别裁”起源诸说中,只有起源于《七略》一说较为合理,而其他将其起源确定在唐代以后的各种说法,都是不顾古典目录发展实际的偏颇之论.     

试析"互著"与"别裁"

文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古典文献著录中的“互著”和“别裁”两种特殊方法。通过追溯其源起和演化，分析了这两种方法的理论解释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揭示了它们在中国古典目录学中所表现出的宝贵价值。以及对现代文献工作的指导意义。     

“互著”、“别裁”起源时间考辨—— 读王重民先生《校雠通义通解》

指出关于“互著”、“别裁” 这两种文献著录方法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诸多分歧。梳理学界现存的种种观点,尤其是剖析王重民先生在《校雠通义通解》中的归纳与分析,考辨“互著”、“别裁”产生的历史背景,并指出两者起源于刘歆的观点是不容置疑的。
     

基于机器学习的古籍目录互著与别裁探析

目录是组织与利用古籍资源的重要工具,也是图书情报学科的重点研究对象。互著与别裁作为古典目录学中的两种辅助方法,能在深入剖析文献内容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内容的多元性将文献准确、完整地记载于目录体系中,达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效果。将互著与别裁映射为文本挖掘中的文本分类问题,提出基于机器学习以实现互著与别裁的方法框架,为古籍在目录体系中的多类目记载提供方法。首先利用TextCNN与BERT两种机器学习模型对先秦诸子六家十部典籍文本进行分类训练,结果显示BERT优于TextCNN,可以达到9164%的分类准确率;之后用微调训练后的BERT模型对《荀子》与《管子》进行篇、章粒度的分类判断,最终得出这两部图书各篇章互著与别裁的结果。本研究展现了在数字人文视域下,数字技术对古典目录学、古典文献学以及学术史研究的应用价值。图5。表7。参考文献43。     

“互著”、“别裁”兼用始于《直斋书录解题》

“互著”与“别裁”是我国古典文献著录中的两种辅助著录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长期以来,关于互著、别裁到底起源于何时的争论,一直没有止息。通过对《直斋书录解题》中采用的“互著”与“别裁”实例的举证,证明“互著”与“别裁”起源于南宋末年陈振孙编著的《直斋书录解题》,而不是前人认为的元马端临撰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或明高儒编制的《百川书志》。同时,《直斋书录解题》也是我国古代书目中最早同时采用“互著”与“别裁”方法的书目。     

私家藏书始于唐代说质疑——与李再阳同志商榷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登了李再阳同志《中国图书馆史简述》一文,内容丰富。惟其中关于“私家藏书始于唐代”之说值得商榷。李文云:“到了唐代,藏书的地方有变迁,开始有官私之别。即不仅官府有了藏书的地方,而私家也有藏书的地方。私家藏书始于唐代,继于宋代,而以明、清两朝为最盛。”     

“信息新闻”的提法能成立吗?——与宋志耀同志商榷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还处在创建过程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时代,新闻工作和新闻学术领域,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本刊今年第六期主张对新闻“转轨”问题开展讨论,这一期又发表了朱向霞同志就“信息新闻”问题同宋志耀同志商榷的文章,目的都在活跃新闻学术界的气氛,以利于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规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并且有利于当前的新闻实践。在探讨和争鸣时,请能本着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各抒己见,以理服人,避免门户之见,意气用事,有碍团结。     

论“互注别裁”——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史论之十

在“编辑学讨论”栏目中,胡光清同志的“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史论”系列文章刊出了其第10篇——《论“互注别裁”》,并以此而标了一个句号。文末,作者写了一个短短的“附记”,透出了他本人为此而建构框架、布局谋篇的数载艰难跋涉的历程。目前,研究中国古代编辑史者有之,述及中国古代编辑思想者有之,而从史论的角度较为系统地探讨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并做出一定的归纳、概括、提炼、总结者则尚为鲜见。愿这一组文章能够引起学界的兴趣,由此而使这方面的研究朝着更加深入的层次发展。     

必须正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局限性——与张晓、张长海同志商榷

关于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争论问题在我国已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毫无疑问，期间我们对这一理论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和全面，我国档案界已从单纯地论述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否适宜中国化，发展为探讨这一理论是否完美地揭示和描述了件运动理论和件管理技术的全部等问题。由张晓、张长海同志撰写的、发表在《档案管理》2002年第4期上的“论件生命周期理论的     

“制度性收费”辨析——与王子舟等同志商榷

图书馆在其基本服务中并不存在制度性收费。办证费（工本费、手续费）不是制度性收费,它不是图书馆从制度上所作出的一种安排。押金、超期罚款和损失赔偿金也不属于制度性收费,它们只是图书馆在工作中所采取的保障性措施,和收费服务无关。图书馆应取消办证费,坚持免费服务的原则。     

真的是“一股经济效益热”吗?——与程玉云、陈洪旺两同志商榷

拜读了程玉云、陈洪旺两同志的“图书馆经济效益热的反思”一文,(《图书馆论坛》1992年第4期,下称“程文”)颇觉其中有些提法欠妥,在此本人不揣浅陋,求教于程、陈二位,冀希同行指正。“图书馆经济效益热”不符合事实“程文”说:“从1987年开始,在图书馆界掀起了一股‘经济效益热’”又说:“一时间,图书馆界热闹非凡。各专业刊物也为之摇旗呐喊,有的图书馆学会还专门为此召开研讨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也作了肯定。”“程文”的这种看法,是不符合近年来我国图书馆界的实际情况。我们都知道,近年来,在我国图书馆界,都在积极不断地探讨如何进行改革、深化服务的问题。就到目前为止,仍然在研讨、实践之中。并逐渐达成了共识,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实践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思想观念上,要破除“藏书楼”的意识,大力开发文献资源,为改革开放服务。(2)在管理手段上,要积极采用先进的管理方式,诸如目标管理、人员聘任、引入竞争机制、     

关于“主题目录 分类索引”的设想与使用——兼与余海宪、张期民同志商榷

作者提出以主题目录的基本论点为基础,探索一种口录工作向新技术过渡的方式,来加强目录间的联系,满足多重检索的需要,发挥主题目录的更大作用。这就是:以主题目录为主休,通过分类号码和馆内现有的分类日录联系起来,把主题检索方法扣分类检索方法的优点集巾在一起,扩大目录的实用性、多徉性和检索深度,提离检索效果。     

“数九”究竟始于何日?

上小学时,就听大人们说“冬至”那天,就算“进九”了。可是,前些日子看了几家报纸,说法不一,自己也就糊涂了。     

千万不可认错了“上帝”——与黄样兴同志商榷

千万不可认错了＂上帝＂──与黄样兴同志商榷江鸣【南昌】人世间本无上帝。人们常说的上帝，只存在于宗教信徒的大脑里（心目中）我们现在于经济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视××为上帝＂则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移植过来的一句商业语言。君不见，在不同的经营场上，...     

文件“跳跃”运动实例分析——与吴品才同志商榷

文件运动具有跳跃形式，文件跳过第二阶段并不意味着文件是编造的。判断文件处于运动的哪一阶段，要根据文件所发挥的价值和它的保管场所进行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不经过文件运动的第二阶段，即不发挥现行价值的文件。     

“广义图书馆拒绝率”辨析——与鲍国海同志商榷

《图书情报工作》1986年第五期刊载了鲍国海同志的《广义图书馆拒绝率统计的组成与作用》一文(以下简称“鲍文”),提出了一个广义图书馆拒绝率的新概念,认为“广义图书馆拒绝率统计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图书馆各服务项目服务时间拒绝率统计和服务量拒绝率统计”。并指出:“这种涉及图书馆各服务项目统计的广义图书馆拒绝率统计,与那种仅在图书馆流通部门所进行的狭义图书馆拒绝率统计相比,其对于改进图书馆的全局工作,提高图书馆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具有更大的作用”。因为这个新概念,又有如此之大的作用,笔者颇感兴趣,反复细看几遍。可仔细琢磨,觉得该概念的提出理由并不充分,令人费解。笔者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