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自然史观

本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论战，即“科学与玄学”之争。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提出了完全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即哲学科学化的自然史观。这虽然基本上属于庸俗唯物主义的范畴，但对“玄学派”所依据的柏格森的非理性哲学有一定的否定作用。由于科玄两派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科学功能问题，对“科学派”来说，哲学科学化乃是科学精神深化的体现，带有明显的近代哲学色彩。但因其哲学基础的薄弱，最终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本文试对“科学派”的宇宙观即自然史观作些简要探讨与分析。11923年春，张君励在清华大学作了题…     

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湖湘学派渊源

湖湘文化,特别是作为其主干和实体的湖湘学派的思想和学说是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底蕴和源泉,成为其思想发展过程中顽强而鲜明的文化履印。湖湘学派对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在宇宙观上,青年毛泽东对大本大源的探求秉承了湖湘学派崇尚哲理思维的旨趣;在辩证法上,青年毛泽东辩证法的萌芽浸润着湖湘学派“气化日新”的主变精神;在知行观上,青年毛泽东的知行观体现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在历史观上,青年毛泽东的圣贤观突显了湖湘学派对德业俱全的追求。     

伊斯兰教金陵学派与中国传统文化

“金陵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几乎无一不是出身“名门”,有着深厚的儒学根底,有的还有科举的功名,可谓是“阅遍”儒、释、道经典。“金陵学派”的学者大量沿袭、移植、改造中国儒家学说(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概念、范畴、命题来论证伊斯兰教的宇宙观、性命观、认识论、两世吉庆观和伦理观。因此,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思想是“金陵学派”的重要理论来源。除了受儒家思想影响之外,“金陵学派”的学者们的著作中也有佛、道影响的痕迹。“金陵学派”用汉文经典代替阿拉伯文经典,用儒学(兼有释、道思想)诠释伊斯兰教义,使伊斯兰教在中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色化,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文化体系。     

赫拉克利特的逻格斯学说初探

受柏拉图《克拉底鲁篇》等的影响,赫拉克利特在哲学史上成为“流变”哲学家的典型;而斯多葛学派出于自己的体系对赫拉克利特关于“逻格斯”和“永恒活火”的学说的吸纳改造也造成了诸多误解。直接面对赫拉克利特的残篇,则可以明了：作为赫拉克利特哲学核心的逻格斯学说贯穿了其宇宙观、灵魂观、知识论和政治哲学,展示了繁多世界的统一性和流变世界的恒定性、规律性。     

开创二张研究新局面

毫无疑问,张申府、张岱年先生的思想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其核心理念是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其哲学基础是张岱年先生继承传统“和而不同”思想、并且把它上升到唯物辩证法高度的“兼和”理论.     

智者学派的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智者哲学是古希腊早期哲学走向繁荣时期的枢纽,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批判,智者学派被排斥在哲学之外,并视为诡辩家。因此智者学派的历史地位没有被公正公允的评价。黑格尔是第一个为智者恢复名誉的人。该文在剖析智者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及其普罗泰戈拉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和高尔吉亚的“无物存在”等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探究智者学派的历史地位。     

太谷学派道教诗歌的诗化哲学透析

太谷学派是安徽池州石埭人周太谷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所创立的一个民间儒家学派曾活跃于山东、江苏、安徽一带,在当时民间社会具有较大的影响。该学派各代学人有诸多道教诗歌遗留于世,其诗大都宛若天籁遗音,映射出诗化哲学的生机活力和浪漫之美。可以从诗化哲学的文化视角对太谷学派道教诗歌予以观照、透析和阐扬,以明晰其诗化哲学的缘起,领略其诗化哲学的魅力,发掘其诗化哲学的价值。     

翻译视角下的昭和哲学--京都学派的书写方式

文章所探讨的是寻找所谓“翻译哲学”的依据。首先阐述了什么是“翻译哲学”,进而选择1930年代的京都学派,尤其是以田边元、三木清、西田几多郎为中心,以“翻译哲学”为视角来考察了他们对翻译的见解以及他们的书写方式。     

当代岭南建筑学派的思想渊源研究

当代岭南建筑学派的思想渊源有岭南传统建筑、岭南近代建筑和岭南现代建筑三大源流,它们对当代岭南建筑学派建筑思想的影响分别表现为不拘一格的地域主义、兼容并蓄的折衷主义和勇于创新的现代主义.而在这三者之间,有着一种一脉相承的精神,那就是“现实主义”的建筑哲学,正是这种建筑哲学成为岭南建筑学派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     

太谷学派:我国传统儒家的最后一个学派

太谷学派,在宇宙观、政治思想、性命之学、伦理思想、教育思想、修养观等方面继承、发展和改造了我国传统儒家学说,同时,现代新儒学的一些重要思想在刘鹗、钟泰、刘大绅等太谷学派的后代传人中已初步萌芽。     

朱子学的当代发展与创新——“朱子学与理学学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子学与理学学派”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8月4日至6日在江西省上饶市召开。这次研讨会是国内朱子思想研究的一次规模较大、包容性较强的学术盛会,显示了当今国内外朱子学与理学学派研究的新进展。与会学者主要就朱子哲学、朱子学与理学学派、朱子后学以及朱子学在当代的传播、发展与创新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讨。     

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重农学派曾一度引领欧洲经济思想潮流,对重农学派的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批判集中体现在“描述”与“揭露”两个环节,前者客观地呈现了该学派的基本思想,后者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同时“揭露”了其学说体系的内在矛盾与不足。从马克思构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看,其对重农学派批判的理论效应主要有三：一是通过对重农学派“最低限度的工资”理论的改造与建构,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二是重农学派关于原预付与年预付的观点为马克思分析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三是通过对魁奈“经济表”相关思想的改造与建构,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英国玄学派诗歌与中国玄言诗的不同玄机

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歌与中国东晋时期的玄言诗不仅在名称上非常接近,在历史背景上亦有相似之处。但前者乱中求进,积极介入生活,十分注重诗歌形式,努力进行艺术创新;而后者则乱中求退,消极避世,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前者“玄”在艺术手段,后者则“玄”在思想内容。二者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大相径庭,玄言诗的迅速湮灭和玄学派诗歌的后来居上,同样都为揭示诗歌与社会、哲学和宗教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创立对理论队伍建设的历史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中国学术角度看,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学派占据着重要甚至统治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研究其产生、发展的过程对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英国玄学派诗歌与中国玄言诗的不同玄机

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歌与中国东晋时期的玄言诗不仅在名称上非常接近,在历史背景上亦有相似之处。但前者乱中求进,积极介入生活,十分注重诗歌形式,努力进行艺术创新;而后者则乱中求退,消极避世,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前者“玄”在艺术手段,后者则“玄”在思想内容。二者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大相径庭,玄言诗的迅速湮灭和玄学派诗歌的后来居上,同样都为揭示诗歌与社会、哲学和宗教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救亡压倒启蒙:“科玄之争“的再审视

本文从“科玄论战”的论战过程及论战之后现代新儒学的活跃入手,具体分析科玄之争,得出了科学派胜而未胜,玄学派败而未败的结论,并进一步阐释了其中的原因。     

试析“美在和谐”论与“人与天一”说的相通——从原型文化视角看毕达哥拉斯学派与道家论说

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以毕达哥拉斯为核心形成的哲学学派,其最基本的观点之一“美在和谐”论在哲学史以及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道家的“人与天一”说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基本思维方式的精髓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西方向来注重“天人对立”,中国则强调“天人合一”,但从原型文化批评视角来看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论”和道家“人与天一”学说时,二者却有着相通之处.     

爱利亚学派之实在观

爱利亚学派把绝对不变的“存在”作为宇宙的唯一实在,开启了将纯粹理性作为哲学的存在方式的道路.     

分析法学派的法的概念论：一种学说史梳理

“为规范寻找理由”可说是分析法学派的极简概括。边沁最早亮明“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其初衷在于为法学寻找客观、实在、独立的栖身之所,并借由功利主义原理开启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奥斯丁将边沁的功利分析范式落到实处,通过饱受诟病的法律命令说和分离理论,建立起“一般法理学”的法律科学体系;凯尔森是这种旧分析法学派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基础规范”的概念假设,将法学世界引向纯粹客观的形式概念王国。这种旧分析法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饱受批判,但其对立面新自然法学派又无法独立解释和指引法学发展,这便是哈特、拉兹师徒二人之新分析法学派的诞生背景。哈特通过承认规则来增强法律的包容性和解释力,淡化法律的命令和威胁色彩,强调法律为实践主体提供判准和赋予意义的新面向,从而引领了法学的实践哲学转向;拉兹将这种转向推到极致,他提出的理由理论深刻反思了规范与行动的关系问题,弥合了法律领域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在实践理性和实践权威中为法律寻找到全新但更坚固的理论基石。     

从“学科立场”到“学派立场”——论中国教育学的学派意识及其实践路向

通过学派建设促进学科发展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21世纪需要更加关注教育学的学派建设。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主要靠“立论”,教育学的学派建设主要靠“实证”。真正的教育学学派是在实践中“做”出来的,而不是在书斋里“论”出来的。教育学的学派意识及其实践路向,凸显出教育学研究者以及整个教育学科的主体性,是教育学作为一门自立、自为、成熟学科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