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辉煌"——赵树理文学话语的另一种解读

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因其文学活动而名扬解放区内外,成为共产党及平民百姓公推的文艺标兵。关于赵树理文学话语在当时的空前火热,说法很多。文章认为,除了政治因素,赵树理文学文本的特殊性以及它与受众的文化心理、欣赏习惯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考察的方面。总的看来,受众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将赵树理文学话语推到了他文学活动的黄金时代。     

“五四”主流话语的疏离与民间范示理性叙述——对赵树理创作的再认识

本通过赵树理与五四新学的关系研究，梳理作家对五四启蒙主题的传承，探讨赵树理选择疏离“五四”主流意识话语走向民间的可能性，以及在政治与民间的双重视野中，实现民族化、大众化的独特学价值。     

《特别关注》中三种话语的合流

<特别关注>因创造了新千年期刊界的传奇而备受关注.本文聚焦于<特别关注>的话语现象,从<特别关注>中官方话语、精英话语、民间话语三种话语的合流,来分析<特别关注>的成功之道.     

一种民间话语的解读——重评孔子的义利观

孔子的义利观是孔子为实现其政治抱负而提出的规范理论体系，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富有浓源的理想色彩和空想成份。由于孔子的政治理想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再加之孔子职业的缘故以及其理论社会感召力的局限性，孔子的义利观还是尚处于民间话语阶级的理论体系，在当时并没有普适的效力。恰是这一点一直为后人所曲解，又被后人所发扬光大。     

赵树理:游走在民间与庙堂之间

战争时期,特殊的政治需要营构了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如赵树理一样的知识分子能够在此氛围中,既表达民间愿望,又宣传庙堂的主流意识,还可在两者之间传达知识分子的精英思考。建国后的27年,庙堂、民间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变化,使知识分子话语几乎无存身之地,赵树理只能把对社会的精英思考,隐匿在在民间形式和主流政治话语中。     

话语覆盖与地下生长 --"文革"文学整合

“文革”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例特殊的“个案”,呈现出一种独特景观,一方面,政治权威话语将民间话语,知识分子话语等大面积覆盖,另一方面,民间与知识分子等形态又以隐形的方式在夹缝中突围。一方面,私人性话语被排挤出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它又在地下艰难地生长。因了这种突围与生长,“文革”文学令人在十分遗憾之余又有一丝丝宽慰。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赵树理与现代“元话语”

本文把1930年代以来的中国左翼文学命名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因为其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标准为首要。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存在两种“元话语”,启蒙“元话语”和不断革命“元话语”,后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核心。赵树理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地位是特殊的,他的乡村关怀不会随着“元话语”的变化发生改变,从启蒙到不断革命,赵树理文学一直以乡村伦理和农民利益为中心,为当代文学树立了一个“主体性”意义的标准。作家不应该屈服于某种权力话语,今天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应该吸收各种“元话语”的优秀部分形成赵树理式的东方化叙事。     

多元话语的迎合——对《红旗谱》受宠的一种解释

《红旗谱》的受宠绝非偶然,作品中蕴含着多元话语资源,包括民间话语、国家话语、知识分子话语、男权话语,这些话语资源分别迎合了人民大众、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无意识的口味。     

敞亮与遮蔽——论《我们夫妇之间》的话语叙述策略

在《我们夫妇之间》多声部的话语合奏中,明显包含了以张同志为代表的政治权威话语、李克为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小娟和张同志等为代表的民间话语。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下为取得时代共鸣的接纳,只能采取极力突出强化政治权威话语、压抑遮蔽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叙事策略。为此作者不惜采用政治高压、遮蔽扭曲、冷淡躲避、丑化改造等方法以期达到对话语资源的有效整合,但由于张同志身兼宏大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双重符码、政治权威话语的威力还不够强大、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联手对宏大话语的颠覆消解等原因,肖也牧在多重话语的张力冲突中也留下了难以有效整合的话语叙事裂缝。     

文学的精神与趣味——鲁迅文学再解读

鲁迅文学文本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被大幅度地删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研究界和教学界没有真正体认鲁迅的文学精神和传递其现代文学趣味。而事实上,鲁迅先生一直是立足于科学理趣、现代人文情趣与艺术趣味这三个维度来进行创作的。因此,解读鲁迅的文学精神与文学趣味,应该对当下寻求现实针对性的文学创作与致力于＂立人＂的文学教育,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文学起源”的话语建构——“文学起源于民间”观念的批判性反思

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对"文学起源于民间"的观念进行分析,可以展现此命题中包含的矛盾和裂缝,从而证明"文学史"的本质是一套现代知识话语的建构,思想‘启蒙、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学的现代定义以及进化论的历史观是促成其诞生的三块基石.虽然今天的研究者正逐渐抛弃用意识形态的观念而倾向用审美价值作为评判文学的标准,但很少对构成文学史话语的全部基础进行彻底反思.所以与前人相比,我们只是将这套知识话语编织的更加圆熟,而并没有更加接近所谓文学发展的"真正"规律或者文学的"真实"面目.现存的文学史能够为理解文学发展提供一种视角,但同时也有可能遮蔽更加丰富的文学史实,因此有必要在文学史研究中对这门学科本身抱着清醒的反省精神,寻找理解文学史的多元视角.     

日常生活叙事诗学的宿命——“50-70年代”文学的一种解读

＂日常世俗生活＂,本来就是小说叙事的原点。然而,当小说由文坛边缘走向中心,取代了诗歌、散文的正统正宗地位,特别是共和国＂50-70年代＂文学,由于过分凸显文学的教化功能与＂工具＂作用,拒斥小说消遣、娱乐属性;由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的强权规约,特别是对＂政治第一＂评价标准的绝对性强调与夸大,小说叙事越来越疏离和拒斥日常世俗生活而走向有关＂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宏大叙事,否定人的正常物质欲求,以理想代替现实,用精神代替物质,让阶级性代替人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文学染上了急功近利、充满了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狂热症。     

接受中的疏离:周立波小说创作对主流话语的一种姿态

接受中的疏离是周立波小说创作对主流话语的一种姿态。它表现在塑造有缺点的先进分子或英雄人物,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极"左"做法的批评,民间话语的渗入和人性话语的彰显四方面。     

由“殊途”走向“同归”——柳青《创业史》中“民间话语”和“政治话语”的融合

文章对《创业史》的思想立场、人物塑造和小说语言进行了逐一分析,从而反映了柳青思想中民间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冲突,以及面对这种冲突时的复杂心境和试图借作品予以调和的努力。     

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对历史文学的思考

有关历史文学的探讨多从历史与文学这两门学科的角度展开,历史文学究竟该侧重文学性还是该侧重历史性是争论的焦点.本文试图超越二元对立的格局,重新定义历史文学,继而谈到历史文学的三个特性:虚构性、民间情感、文本流传.     

女性文学中几种话语权威的矛盾交织

女性文学中交织着几种话语权威：女性主义、男性中心、政治意识、传统话语。细读作品，我们总会找到这些话语权威的交织。     

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经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艰巨实践与不懈探索,终于树起了一面伟大的旗帜,走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创立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光明道路与科学理论体系.这是中华民族复兴腾飞与人民和谐幸福的根本保证与必由之路.     

命运与创作的尴尬:"赵树理现象"再解读

赵树理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命运多舛的作家,他曾经被推崇,也曾经受冷落,被批判,最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的人生和创作大起大落,誉毁兴衰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生活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赵树理的人生被戏剧化了。解读他坎坷的人生和尴尬的命运,可以引发我们多方面的思考。     

"活着"的民间演绎——谈余华《活着》中的民间话语

余华的作品《活着》将视野转向了民间,写出了最底层的人们活着的本真状态。本文正是从余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政治背景淡化、人物对苦难的忍受三方面来阐释余华的《活着》中的民间话语。     

寻求“红色经典”的艺术魅力——对《红旗谱》的重新解读

《红旗谱》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其达到了那个时代一般作品难以企及的高度,即成功的民间叙事和政治话语的自然结合,宏大叙事和传统技法的自然结合。正是这两种因素和它们的结合,使得《红旗谱》在印证某种政治理念、皈依主流话语的同时,冷漠了当时小说的流行范式,并通过传统的民间叙事,彰显了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使小说文本生发出历久难销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