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与失败的启示——浅议田汉同志五八年的两部剧作

一九五八年,对田汉同志来说,是个丰收年。这一年,这位久负盛名的剧作家,在长时间搁笔之后,一连创作了两部大型话剧。一部是著名历史剧《关汉卿》(《剧本》1958年5月号),一部是现代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剧本》1958年8月号)。历史剧《关汉卿》再现了我国十三世纪伟大戏剧家关汉卿以杂剧为武器向反动势力主动进击的动人形象。剧本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而     

片面的论断 轻率的否定——就现实主义问题与徐敬亚同志商榷

徐敬亚同志的《崛起的诗群》(以下简称“诗群”)一文涉猎的范围甚广,鉴于目前文艺界对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若干重大的原则问题已经全面展开讨论,本文仅就现实主义问题与徐敬亚同志商榷。《诗群》一文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取否定的态度,力图以“现代倾向”诗歌取代现实主义诗歌和其他流派诗歌,并且把“现代倾向”诗歌确立为独霸我国当代诗坛和将来诗坛的唯一的诗歌流派。这确实关系到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道路的重大原则问题。《诗群》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着令人遗憾的严重的观点上     

试论我国人民的审美趣味及其发展——与郭绍虞、王文生两位同志商榷

郭绍虞先生和王文生教授的《审美理论的历史发展》(以下简称《发展》,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一期)一文,在叙述历代审美理论的过程中,认为我国人民的审美趣味经历了从“镂金错采”向“清水芙蓉”方向发展的过程,发展的转折发生在唐代,以司空图和李白的审美趣味为标志。该文指出:“自唐代以后,我国人民的审美趣味逐渐形成了一个传统,喜爱诗歌中的平谈,小说中的白描,戏剧中的本色,人们用形象的语言概括它们,称之为‘清水芙蓉’的美感,而作家们也以此为目标,创造了许多‘绝去形容,独标真素’的艺术品。这些作品反过来又‘创造了一个了解艺术并且能够欣赏美的公众’,加强了人们对这种审美趣味的追求,它使我国文艺创作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魄。”这里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研究:一、怎样理解作为审美趣味的“镂金错采”和“清水芙蓉”及其关系?二、我国人民审美趣味的唐代分界论能否成立?这是需要多角度、多学科共同探讨的重大课题,本文限于篇幅和作者水平,只就与审美趣味有关的问题,联系我国文学、美学史上的一些现象说一点粗浅的想法,借此求得专家指教。     

“趋之若鹜”“死灰复燃”及其他——与王光强、王庆义两位老师商榷

《新作文·中学作文教学研究》2006年第4期发表了王光强、王庆义二作者撰写的《论高考优秀作文对中学作文的负面影响》一文(以下简称负文)。作者运用逆向思维分析问题的方法,值得借鉴。但仔细一琢磨,文中提及的五种负面影响,似乎经不起推敲。下面,笔者择要述之。一、“选材的古     

“狂人日记”是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吗?——与林志浩同志商榷

“狂人日記”是篇重要的小說。我們要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研究中国現代文学史,研究魯迅先生的創作,都不能不注意这篇輝煌的杰作。林志浩同志在“‘狂人日記’——‘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宣言書”①一文里,对作品作了比較細致地分析,这是件可喜的事。不过,文章一个基本論点,即認为“狂人日記”是社会主义傾向的作品,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林志浩同志說:“‘狂人日記’比起以往的民主主义的文学,它的鮮明的思想特色,是概括它的时代,反映醞釀日趋成熟的新的革命斗爭的要求……表現出社会主义的傾向,因而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宣言書。”(重点是引者加的)这兒,先得交待兩句。社会主义傾     

报告文学创作必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兼与江柳、杨炳同志商榷

报告文学已经成为文学中引人注目的一大部类,然而在研究文学的创作方法的大量论文中,专门研究报告文学创作方法的文章却并不多见。有不少强调报告文学真实性原则的文章,顺笔提到了必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的文章则强调运用两结合创作方法,认为如果坚持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会取消了报告文学。究竟创作方法同报告文学创作的关系怎样?有些什么独特的要求?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京派”、“海派”话剧寻踪——与王新民同志商榷

“京派”与“海派”的提法早已有之。京,指北京;海,指上海,原来是就京剧艺术流派而言,后也引伸到其他艺术形式和社会生活。一般认为,京派主要特点是重视基础功夫的训练,严格讲究艺术规格,对继承传统、保存遗产贡献较大,但另一方面是艺术思想比较保守,接受新事物比较迟缓。海派的主要特点是勇于革新创造,善于吸收新鲜事物,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但又存在着华而     

“千夫”辨——与松戎同志商榷

凇戎同志在《关于‘千夫’质疑》一文中(本刊今年第三期),认为鲁迅先生《自嘲》诗中的“千夫”“指的是人民大众。”我以为还是解为敌人更妥贴,试谈以下三点。第一,《汉书·王嘉传》里,在“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句前,明白地写着“里谚曰”,可见这个成语当时已是广泛运用,《王嘉传》只是借用。而借用甚至是引用往往是各取所需。所以“千夫”的本意,单凭《王嘉传》来解,未必正确。这个成     

我的“三问”——与谢道权、陆星梅两位老师商榷

谢道权和陆星梅老师都谈到文本解读的价值取向。的确,文本解读是现代教师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跪读“”站读“”俯读”三种阅读姿态的思考对一线教师大有裨益。但是我也有三个疑问。什么是误读何为对文本的误读?我以为,“与文本所体现的人文思想背道而驰”才是误读,比如学习《狼来了》一文得出“骗人不能骗三次”的结论就是名副其实的“误读”。而《检阅》这节课的误读又在哪里?谢、陆两位老师把文本内涵定位于“尊重残疾人就是给他们和普通人同样的权利”,而认为我引导学生所体会的“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是误读。其实,这两种解读是同…     

“恐前后受其敌”断句无误——与陈良生、程必荣二位同志商榷

1995年4月24日《语文报》“课文辅导”版载陈良生、程必荣二位同志《“恐前后受其敌”应为“恐前,后受其敌”》一文,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第二册课文《狼》中“屠大窘,恐前后受其     

也谈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本文对否认庐山会议“前期本来是反‘左’”的观点提出商榷,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1.上述观点模糊了庐山会议的前期和后期;2.上述观点对庐山会议前期和前夕有关史实的认识不符合历史实际;3.上述观点对“当时舆论宣传”的分析也有悖历史实际;4.关于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     

修改关系推理公式的两个问题——与卢洪良同志商榷

卢洪良同志的《关系推理的有些公式应作修改》一文(载《宜春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认为,现行种种教材对反对称关系推理和反传递关系推理的结构"概括得不准确、有毛病",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公式。但我觉得这种"修改"引出了其它一些问题,因而需要作进一步讨论。一、"修改"后的公式与反对称关系、反传递关系的定义是否一致?     

再论“教育理论指导实践”问题——与曹永国同志商榷

对“教育理论指导实践”命题的追问实出于对当前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互割裂、甚或相互对立的现状而对传统教育理论功能观的一种前提性的反思。其意在说明:不能用简单的、线性的思维看待教育理论的功能以及简单地处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系。从曹文的反驳来看,当前发挥教育哲学对传统教育认识的前提性反思和批判的功能实在是刻不容缓。     

“客观真理”的提法不妥当——兼与孟德佩徐忠民两同志商榷

真理是客观的 ,凡真理都是“客观真理” ,这一提法带有明显的片面性 ,它歪曲了真理的本质 ,造成真理问题的模糊不清和诸多理论上的矛盾。真理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其本性是主观符合客观     

读“猜读法”小议——与聂国彦、陈钟梁同志商榷

读聂国彦、陈钟梁同志的《猜读法在文言文教学中的运用》一文(见本刊去年第五期),颇受教益。“猜读法”强调培养统摄全篇,上下推断,善于质疑,敏于解疑的能力,引导学生自觉地运用“已知”部分去推测“未知”部分,从而理解篇义的学习方法,注意发展学生的智能。这些原则精神,给我以很大启示。但细读“猜读法”举例,联     

“真理内容”刍议——兼与董武清、江崇国同志商榷

近年来,随着讨论的深化、研究的推进,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多年来教科书和有些论文就真理的客观内容论证真理客观性还不够,还不能令人信服,而提出应由此深入,转向解决真理内容是什么的问题.例如,董武清著文说,在说明真理的客观性时,不能只是笼统地指出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就行了,还必须进一步明确指出真理的内容是什么,真理内容的客观性不是指客观对象本身的客观性,真理的客观性只能从真理内容同客观对象的关系上来理解这样三个原则问题.①江崇国的文章也讲到,一般都认为,真理的客观性是指真理内容的客观性,但这个内容究竟是什么?它又为何是客观的?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真理的客观性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反馈耦合系统与过程,其层次性、系统性含义主要有真理的内容来源、知识成果、功能作用及其相互关联方面.②这些建议很好,值得肯定,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都是一般性地提出问题,而设有很好地解决问题,他们在行文过程中,没有真正地贯彻自己提出的原则和要求.读罢他们的文章,真理的内容到底为何物仍是一个谜,读者仍不能清晰明确地把握真理客观内容的具体规定,这可从他们所持的论据以及整个论证过程得到说明.     

“郴州”并非“柳州”——与李弱人同志商榷

读罢李弱人《‘郴州’小考》(《语文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2期),我有不同的看法。“弱人”先生在兹篇旁证博引论述“郴州”实为“柳州”,言“柳氏绝无郴州之行”,便断然判定“《童区寄传》中的‘荛牧儿’,当与‘郴州’无     

关于杜甫的“抑屈扬宋”问题——与白敦仁同志商榷

郭沫若同志在《李白与杜甫》中,论证了杜甫的“抑屈扬宋”问题,认为杜甫是抑屈原而扬宋玉的,这表明了杜甫的地主阶级意识特别森严。白敦仁同志不同意,写了《评所谓“抑屈扬宋”》进行反驳。他们的意见谁对?我作了一番比较研究后,认为还是郭老的观点正确。一白敦仁同志在文章(以下简称“白文”)中列举了不少例证,说明杜甫一生对     

“这句话”恰到好处——与李志毅同志商榷

六年制小学语文第11册《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文,是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写的充满美好幻想的童话故事。故事叙述了那个在除夕之夜用火柴来取暖、在幻想中寻找幸福、最后含着微笑冻死在冰天雪地街头的小女孩的悲惨遭遇。作者为了尽写小女孩极度贫寒的家境,     

再谈“不毛之地”——与田久川同志商榷

田久川同志的文章《关于“不毛之地”与“食土之毛”》(辽师学报八三年第四期)对拙作标题的批评极是,但所述见解难以令人信服,因此仍有进一步商榷之必要。田文认为“不毛之地”解作“不长五谷的地方”早以有之,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无须再探讨了。其实不然,我们释义不能满足于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探求“毛”所以解作“五谷”的缘由了。田文认为“毛”的本义,除许说而外,还有早于《说文》成书近四十年的郑众说“五谷桑麻”也。并认为许慎身为晚辈所以不取,“盖因其末闻郑说或疏略”所致。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