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诗以怨”寻绎

(一) 钟嵘远仿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体例,近承“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时风,以上、中、下三品评论横跨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众多五言诗人。在形式结构上有削足适履之嫌;“一一指名坐实,似为孽子亡人认本生父母”①的观澜索源方法也难惬人意,故评论者有“不免附会”②“固哉高叟”③之讥。但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他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今天也还有充分的价值。”④“托诗以怨”是其中一颗最璀璨的明珠。     

钟嵘风格理论漫评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典风格理论日臻成熟的时期。这和当时许多文论家的大胆探索和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学者在讨论时多标举曹丕,刘勰,而对钟嵘则很少提及,只把他的《诗品》做为一部单纯的诗歌批评著作来看待。其实,透过《诗品》对汉魏诗人的品评,读者便不难发现在钟嵘诗歌批评实践的背后,是有着系统的风格理论做指导。与曹丕,刘勰孤立地以才气论风格不同,钟嵘的风格理论,是紧密结合诗人的审美创作过程进行阐发的,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论钟嵘的评诗标准

钟嵘坚持风力与丹采相结合的评诗标准，其侧重点是意怨和词丽两条。通过对意怨的独特解释，钟嵘形成评价陶渊明和曹操诗的独特视角。钟嵘在具体地品评诗歌时，体现了刚柔相济的美学原则。     

论钟嵘《诗品》中的“怨”

钟嵘的《诗品》反复以＂怨＂论诗,发掘五言诗＂雅怨＂、＂凄怨＂、＂典怨＂、＂孤怨＂、＂清怨＂的美学特色,进而以＂愀怆＂、＂凄戾＂等强化＂怨＂的深度。探究钟嵘以怨为美的诗学审美标准,不难发现其独特的文化历史成因。《诗品》上承＂诗可以怨＂、＂发愤＂论形成的诗学标准,下启＂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诗学理论,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钟嵘“怨”文学观的成因浅析

自孔子提出＂诗可以怨＂以来,＂怨＂不仅成为诗歌的功能,也逐渐成为诗歌审美的标准。钟嵘在《诗品》中评价诗歌时,＂怨＂亦成为重要的因素。本文旨在分析钟嵘＂怨＂的文学观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文学传统,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当时文学风气的影响。     

徐芳的诗漫评

以我过去阅读和欣赏新诗的经验来读徐芳的某些诗作,我感到惶惑和困难。这种惶惑和困难使我一度把《徐芳诗选》这本不异太厚可也不溥的诗集搁在案旁,归入不太想细读但又弃之不甘、舍之恐失的一类书堆里。 终于,我又打开了这本诗集,在反复的阅读、寻绎和求索中,我似乎解悟到一点什么,但又留存着一个大的茫然。怎么办呢?我觉得徐芳是希望听到她的     

《钟嵘诗品评注》诗评

诗论诗，滥觞于杜甫《戏为六绝句》。宋以后不下数十家，大抵可分为二大流派。南宋戴复古到清代赵翼、张问陶、丘逢甲的诗论，属于阐说理论；从金代元好问到清代袁枚、陈衍，属于品评作家作品。后者往往扩大范围到摘赏佳句，点缀琐闻。惜哉!今日诗坛鲜见矣。张怀瑾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乃闻一多先生之高足，以十年心血撰成《钟嵘诗品评注》。大著虽已问世，但未有诗论，又以耄耋之年赋诗六十三首，兼取二大流派之长，以补阙如，惠赐本刊。今本栏目特以刊出，聊慰先生之隆情厚谊，以飨读者。     

论钟嵘《诗品》评“潘岳诗”之源流

钟嵘《诗品》于诗体渊源,往往以"其源出于"、"宪章"、"祖袭"等起首,探溯其源流,对于诗歌继承、发展具有创造性意义。钟嵘评潘岳"其源出于仲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于《诗品》中并无专就流派渊源关系之成因进行专门的探讨,我们发现钟嵘在这方面仍然存在论述不充分、源流关系趋向简单的问题。     

孔子“诗可以怨”与钱锺书《诗可以怨》

以怨言诗固然为中国诗学的一个传统,但孔子所言＂诗可以怨＂亦自有其经解本义,对古典进行现代阐释的同时,也应当尊重和力求揭示古人原意。程巍研究员新撰论文原题《＂诗可以怨＂与钱锺书的〈诗可以怨〉》,原刊《中华读书报》2009年12月30日13版。为便学界检索,征得作者同意,由期刊再予刊载,原刊编辑删落的个别字句均予保留。     

沈德潜“怨而不怒”说刍议——以《说诗晬语》为例

"怨而不怒"在承认"诗可以怨"的基础上,强调了情感的净化与沉淀,体现了儒家"中和为美"的诗教观。沈德潜以"诗品与人品合一"为阐释准则,从作家论、创作论、批评论三个维度对"怨而不怒"进行解析:在作家方面,重视诗人主体的"襟抱"和"学识";在创作方式上,将"美刺比兴"与"温柔敦厚"相连;在批评标准上,强调内容的"雅正"和情感的"节制"。     

“诗”可以怨——“诗三百”的政治寄托与怨刺传统

“诗可以怨”是春秋时代孔子提出的文学理论 ,时人为其意味规定了一个“怨而不怒 ,哀而不伤”的情感的界限。然而 ,情感的发泄是不可以界定的 ,“怨”不仅仅有着“温柔敦厚”的讽谏 ,更有着下层人士对时事尖锐率真的讥讽和嘲讪。基于此 ,我们将“怨”以那个时代的作品“诗三百”为文献基础 ,首先把“诗三百”中的政治寄托与怨刺传统进行了模式分析 ,其“怨”可以分为大谏之诗 ,告哀之诗 ,刺讽之诗。     

孔子以“德”说诗

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大量地以德说诗,如＂诚＂德,＂反己＂之德,＂孝＂德,＂中庸＂之德,＂专一＂之德等。对《诗》的理解和解释,贯穿了道德、仁义的立场和观点,显示了儒家＂德治诗观＂的特点。     

论钟嵘开创的“滋味说”

“滋味”是我国古代美学理论中曾经大量出现过的美学概念,许多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都曾不同程度地论及到“滋味”的问题,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以“滋味”这一美学概念为核心的“滋味说”。所以对“滋味说”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为了系统而深刻地认识“滋味说”,探究其源流是十分必要的。那么,“滋味说”的源头究竟何在呢?通过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全面考察,笔者认为,“滋味说”的源头在钟嵘的著名文学理论著作《诗品》之中。     

“诗”可以怨－－“诗三百”的政治寄托与怨刺系统

“诗可以怨”是春秋时代孔子提出的学理论，时人为其意味规定了一个“怨而不怒，衰而不伤”的情感的界限。然而，情感的发泄是不可以界定的，“怨”不仅仅有着“温柔敦厚”的讽谏，更有着下层人士时事尖锐率真的讥讽和潮讪。基于此，我们将“怨”以那个时代的作品“诗三百”为献基础，首先把“诗三百”中的政治寄托与怨刺传统进行了模式分析，其“怨”可以分为大谏之诗，告哀之诗，刺讽之诗。     

论钟嵘“滋味说”的适用性

钟嵘的滋味说是一个单纯而明确的文学审美概念,融汇了前代文论家的味论思想,其内涵是以“三义”为艺术手法,风力与丹彩相济,这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实际上,滋味说揭示了艺术美感的本质——情景交融的意境美、风力与丹采并茂的技巧美,触及到文学风格的领域,成为文学风格的构成元素。因此“滋味说”有广泛的适用性。不仅仅适用于五言诗这种诗歌形式,也适用于六言、七言律诗、绝句等额体诗和词体。     

“情兼雅怨”与钟嵘《楚辞》观

钟嵘<诗品>论五言诗源流时,将之归为<诗经>、<楚辞>两大流派.当今学者在论及钟嵘对这两派的态度时,多认为他偏重于<诗经>一派,严格说来这是不准确的.钟嵘给予<楚辞>与<诗经>以同等的地位,<楚辞>是他理想的"情兼雅怨"类作品.     

王涯之“怨”及其“怨女诗”

王涯历任六代朝臣,也历尽宦海沉浮。他以宫怨与闺怨为主的怨女诗占其存诗的一半。王涯以宫人之怨表现出他对帝王之变与官宦之争的愁怨,并以征人之志与闺人之怨表达出他空有铮铮铁骨却无赫赫战功的愁绪。无论是宫怨诗,还是闺怨诗,它们都是情景交融、辞丽情深的。另外,闺怨诗还比宫怨诗少一分怨,多一分情。     

漫论“诗界革命”

不知是谁最先提出“诗界革命”,总之,以后“诗界革命”成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并被编入了各种教材。大讲这一革命的意义、影响。直至今天,我们仍旧对这一革命十分佩服,十分敬仰,以为我们那些先人,真是伟大。 “诗界革命”的最直接成果,自然是新诗。新诗的集子,选本很多,有个人的,有集体的。我们往往怀着敬仰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本看了半天,竟然不知所云;有些诗章虽然懂得意思,实在说来,毫无美感。“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常常悄悄问自己。怨自己太笨,于是再读。皱起眉头,狠下心来,想寻出一丝滋味。然而不然,如此几番,自己折腾的太疲乏了,毫无所获,却既不敢怪怨新诗,也不敢承认自己,就只好跟着众人喊,新诗的伟大意义,这可实在是一件令人难哭难笑的事。     

论钟嵘“滋味”说的意蕴及对诗味论的贡献

以“味”论诗是中国传统诗学中最富民族特色的重要方法。在诗味论的发展过程中，不少诗论家以其卓越的理论创见为定诗学方法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使诗味论不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钟嵘提出的“滋味”说从创作论、鉴赏论和批语论角度对诗味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