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心雕龙·辨骚》看《楚辞》通变创新精神

刘勰《辨骚》篇列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总论,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评价《楚辞》之专论。"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没有屈原便不会有楚辞体的产生。作为才士,屈原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继承了北方文化,更为重要的是,《楚辞》"取熔经意,自铸伟辞"的通变创新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中国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历程。     

《文心雕龙·辨骚》篇的文学“通变”观

《文心雕龙·辨骚》篇的主要内容,是辨析"楚辞"与《诗经》相较的"四同"、"四异"。刘勰高度肯定屈赋和"楚辞"作家的创作成就,不仅仅是着眼作品的艺术实绩,更主要的还在于它体现出文学变通发展的理论意义。该篇在《文心雕龙》全书的论文纲领中属于"文学总论",作者本着"依经立论"的原则,就"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阐述了文学发展的"通变"原则。     

《辨骚篇》“博徒”“四异”终究是“褒词”——李定广先生《求新须先求真》商榷之商榷

李定广先生回护旧说，认为《〈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释“博徒”、“四异”为“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属断章取义的曲解”，并认为刘勰在《楚辞》的评价上“存在深刻的矛盾”。但只要精细解读，参酌时贤，“博徒”、“四异”仍是“褒词”。刘勰将“博徒”与“英杰”对喻《楚辞》，正好体现了《楚辞》“四同”、“四异”思想与艺术的审美特征。此乃刘勰所理想的创作原则与境界。故刘勰力荐《楚辞》为后世诗赋创作之典范。《辨骚篇》“博徒”、“四异”终究是“褒词”。     

辨“骚”之“奇”--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新探

“骚”是一种处于“诗”、“赋”之间的诗体。与“经”比较,“骚”体的整体特征表现为“奇丽”,“奇丽”的本质特性是变易适度性。以“经”为准,“经”、“纬”与“骚”三者之间互动着“正-伪-奇”辩证思维的内在态势。“骚”体的变易适度性和辩证的思维方法,对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中国文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刘勰奇与艳的文学审美观——读《文心雕龙·辨骚》札记

被清代学者章学诚称为＂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周密体系的文艺理论专著。而在这部从总体把握文艺理论的著作中,只有一个作家被单独成篇并且集中笔墨来论述,那就是在《辨骚》篇中被作者充分肯定和褒扬的屈原。本文将从作者的楚辞观来论述其奇与艳的审美观念。     

略论刘勰的文学史撰述策略——以《文心雕龙》之《辨骚》《诠赋》为中心

《文心雕龙》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述,却带有明显的文学史意味,其中《辨骚》、《诠赋》等篇尤具代表性。刘勰并非有意撰写文学史,而是在探求各体文学特征和写作规范的过程中不期然而然地走向分体文学史,在文体论和创作论的交汇中不期然而然地勾画出各体文学发展流变的历史脉络。这种异于近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撰述策略使《文心雕龙》得以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者于一体,值得今人思考借鉴。     

《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解诂

刘彦和《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之解诂有极端化、简单化、模式化倾向。"博徒"词义自《史记》之后发生细微之变化。应当根据《文心雕龙·辨骚》之文意以定"博徒"之具体涵义。此博徒亦当训英杰,但又不同于完全褒义之英杰,即非正途出身之英杰,实属历经曲折而终入正途之英杰。《文心雕龙·知音》之"博徒"用为贬义不可作为《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也必用为贬义之证据,二者应依语境不同区别对待。     

《文心雕龙》视域中的《楚辞》

《文心雕龙·通变》篇认为《楚辞》是文章"从质及讹"的转折点,希望通过"宗经诰"与"变乎骚",达到文章"通"与"变"的平衡。在这一大背景下,刘勰将《楚辞》列入"文之枢纽",并在《辨骚》篇中提出了"倚经驭骚,酌奇存真,玩华保实"的写作原则,把"文"之变纳入可以指导的范围内,《辨骚》篇的宗旨就是指导人们如何"驱辞力"和"穷文致"的。这一写作原则与"正言体要,恶乎异端"的思想密切相关。《风骨》篇与《定势》篇还从不同角度对《辨骚》篇的写作原则进行了补充和丰富。实际上,刘勰就是借《楚辞》来述其运辞之道,这是他解《楚辞》的独特之处。     

汉代楚辞传播与拟骚诗传体性质的形成

传是先秦西汉一种泛论大意为主的注解形式。韵体传是韵文注解,大量存在于《易传》、《尔雅》、《文子》、《韩非子》、《楚辞章句》等著作中,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功能。汉代拟骚诗实为韵体传文。汉统治者以利禄扶持楚辞解读的举措促成拟骚诗的兴盛,而拟骚诗也影响着之后的楚辞解读。     

继承与创新浑然一体——评李诚的《楚辞文心管窥》

《楚辞文心管窥》是李诚第一部楚辞研究专著。此书结合历史典籍、宗教祭祀、图腾神话的广阔背景 ,对屈赋的文化内涵、艺术构思、作品结构及神话传说的特点作了探讨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多有新的发明和突破。其治学严谨朴实、注重证据 ,研究角度新颖。但仅从屈赋的“时间”、“空间”总结其结构方式 ,显得过于单调划一 ;从屈作“两两相对”、“配属关系”寻其构思来源显牵强 ;“图腾崇拜”说也欠科学。     

刘辰翁咏春词的意蕴解读

刘辰翁词作中有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咏春词多,对春景春物多有感悟。其咏春词中"春"的意蕴又可分解为三种:一、对春天春景本体的描绘;二、对生命时间的伤逝;三、对故国社稷的哀痛。这三种内蕴组成一个形式上曲折回环、意蕴层面渐次递进的共同体,从而大大提升了刘辰翁咏春词的思想容量并增强了其词的审美效果。     

《楚辞通释》的诠释特色与其在清代的影响

清代自康熙末年起,逐渐形成了专注于文字、音韵、训诂,稽古而不问今,以考据为时尚的学术风气。王船山的《楚辞通释》虽然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原则和方法,但文字训诂只是揭示义理的手段,往往十分简略,著作的重心在于文意阐发和文本精神的揭示,表现出了"义理为体、考据为用,释评结合、发愤抒情"的诠释特色。这一特色与弥漫于清代学界的考据之风抵牾不合,故其虽造诣颇高,但在清代难以获得与其学术成就相当的学术地位,影响极为有限。     

论王维诗歌对“诗骚”传统之接受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他抒写隐逸情怀的山水田园诗奠定了唐诗史上大师的地位。历来对王维诗歌的研究多倾向于对其山水田园诗的阐释,文章从王维诗歌整体创作上探寻其对"诗骚"传统的接受,阐述王维诗歌创作"雅"出于《诗》,"丽"出于《骚》,即对"诗骚"传统的接受。     

试论楚辞在谢灵运诗作艺术手法上的影响

谢灵运作为晋宋之际诗运大转的关键性人物，他的创作倍受世人关注。然而，世人多从其山水描写的客观性入手来论述谢诗创作上的清新面貌。但语词、句式的借用与整合，情感因素的注入，以及富艳色彩的继承等楚辞因素的借鉴，在谢诗创作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评楚辞研究中的图腾说

楚辞研究中对楚族图腾的探寻矛盾纷纭、莫衷一是，原因在于征引资料的一鳞半爪和推断的主观随意；运用图腾之说演绎屈赋意蕴，则又不顾屈赋创作的时代特点和情志内涵，失误在于“时代错位”。文中对华夏诸族是否真正经历过图腾崇拜阶段，考察图腾习俗的途径、方法，以及运用图腾之说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限度，提出了可供思考的见解。     

用达微言,蕴蓄己意——王夫之的《楚辞》阐释

王夫之把个人的经历、思想和情感融入其《楚辞》的阐释过程,通过文意串讲,将"达屈子之情"与"写本人积郁"不断交织,挖掘语言文字背后深刻的意义,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宣泄社稷沦亡之痛,即"用达微言,蕴蓄己意"。其基本方式有三:或借描述原意暗渡陈仓,以己意置换屈意;或从原文类比联想,引而申之;或仿作《九昭》,代屈子立言,借以明志。     

论洪兴祖《楚辞补注》对《文选》及其注释的接受

洪兴祖《楚辞补注》对《文选》五臣注、李善注都作了积极自觉的接受。洪氏大量征引五臣注并作了相应的处理,《补注》中对五臣注的征引要远远超过李善注的数量,但并不意味着洪氏更加看重五臣注,而是李善对王逸的注释未能赞一词使得狭义的李善注在骚类中没有出现。李善的注释体例在方法论层面上对洪氏影响或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