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辛亥革命的失败迫使20世纪的中国人继续面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双重使命,但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沿着既往的道路继续前行,时代呼唤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点亮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希望,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适时地正确地回应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时代呼唤。但是,时代的呼唤与理论对时代呼唤的回应,只意味着理论与满足需要的实践之间有了结合的可能,“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则取决实践主体的智慧与担当,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她从诞生之日起就必须担当起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使命,从而成为“两个结合”的实践主体。中国革命对新的科学理论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三者有机统一,成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激烈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欲求认清中国社会性质,确定革命路线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在讨论中,马克思主义者从学理角度第一次比较充分地阐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科学概念,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通过论战,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有了进一步认识,并为后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吴虞的“非孝”观

吴虞"非孝"观是20世纪初期中国"非儒反孔"思潮中的典型代表。"非孝"产生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巨变的时代,其形成与社会环境变化与吴虞本人的亲身经历息息相关。"非孝"观念在近代的首次提出,既提示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的破冰,亦活跃了自宋明理学以来的学术氛围,成为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文化革新的重要旗帜之一。     

历史书写与重构——《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传奇》简评

萧邦奇的这部《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传奇》,是以“浙江最有天赋之人”沈定一为典型案例,运用网络、场所、身份等特殊的历史场景与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异化地带”的历史语境,历史重构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的社会革命与社会思潮的动因与结果,在新的后现代语境下达到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完美契合。     

梁漱溟的"中国问题之解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各种救济中国的理论、实践中,梁漱溟独树一帜,他认为中国问题是一严重的文化失调,要走一条“民间道路,”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直到二者没有分别,中国问题就算解决。     

杨匏安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探析

在20世纪初那样一个政治上和思想上大混乱的年代,杨匏安的前瞻性使他预测到了中国将来的社会必将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美好社会,为此他积极地宣传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并在实际工作中,主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观析评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历经演化直至拉克劳与墨菲那里才基本成型。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社会,它泛指一切用后现代主义思想、精神或概念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是指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该思想基本内容是反经济决定论、反阶级还原论、反历史决定论、主张革命主体多元论、主张"激进与多元民主"。探索与批判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有着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首先,这场社会史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其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期,这场论战与作为毛泽东思想主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论战中学者们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的任务、领导权等进行了广泛地探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重返马克思的人本思想

马克思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全面、科学地阐述了人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当今社会"以人为本"理念确立的基本依据。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对人道主义长期漠视,而"反人道主义"的意识则占据统治地位。重返马克思论著,深入探讨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分析其与人本主义思潮、人本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苏雪林“反鲁”原因探析

苏雪林"反鲁"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剪影,是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一个极端典型。究其激烈"反鲁"的缘由,主要有个人怨恨的引诱、貌似激进其实守旧的深层推动以及政治立场选择上的促使等方面的原因。私怨是苏雪林由"崇鲁"逆转为"反鲁"的直接诱因,文化守成主义的立场是她"反鲁"的深层心理动因,政治立场的选择则是引发她"反鲁"的另一重要原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争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开始于大革命失败之后,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政党、派别组织对中国现状及前途的大讨论。本文主要概述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争的发端、主要过程、各派的主要观点以及客观的评价。     

“真正的共同体”与科学发展观的人本核心——人的社会化与人性化的社会建设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对真正的共同体的哲学探讨是马克思哲学关于社会发展的内在的人性依据。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提供的理论价值：1．人性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2．社会公平正义就是以科学的人性为内在旨归的对社会建设的伦理规约;3．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与主体性的真正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人本核心凸显了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人本情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时代性结合。     

人的本质问题之所见

无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内蕴着人性的主题,直到今天,人的本质问题仍困扰着人们的思想。关于人的本质,本文区分了中外不同哲学家关于人性的理解,并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入手,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论述的正确性,即"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界定对于批判"人的本质自私"的思想观点,对于提升自己的人性品格,弘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1980年代开始的生态写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此前的几次大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如"五四"时期的"人"性写作,1930-1940年代的阶级性写作,1950-1960年代的政党性写作和"文革"时期的领袖——集团性写作,其思维模式和表现视阈都没有跳出"人与社会"的樊篱;此后以"人与自然"为反思和表现对象的生态写作,与前几次大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比较,是一次最富有新质、最没有重复性和最具有开拓性的转向。     

教育塑造:一个需要审思的教育元命题

教育塑造是教育学中的"公理"性命题,教育塑造的逻辑起点是人性的可塑性。然而可塑之性只是人性的"局域"而非"全域",自然天性作为人性系统中一个不可塑的子系统,一直被奠基于科学心理学基础之上的科学教育学所忽视。教育塑造这一元命题具有内在的危机。教育面向一个整全的人之存在,促进儿童天性的丰满表达和表现,是全人性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维。     

人性维度浅说牧区“三化”——草地退化、牧民分化与文明淡化

从人性入手,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草原牧区草地退化、牧民分化及文明淡化的内在驱动力．草原生态环境问题是现阶段人性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和谐造成的必然结果;牧民群体分化是人性欲望追求下草地作为生产资料再分配的结果：文明淡化是传统草原文化受到人性释放而遭受冲撞的结果．草原生态保护必须以发展经济、完善社会保障为前提,通过重塑正确的人性追求价值观来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的和谐．     

人性维度浅说牧区"三化"——草地退化、牧民分化与文明淡化

从人性入手,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草原牧区草地退化、牧民分化及文明淡化的内在驱动力．草原生态环境问题是现阶段人性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和谐造成的必然结果;牧民群体分化是人性欲望追求下草地作为生产资料再分配的结果：文明淡化是传统草原文化受到人性释放而遭受冲撞的结果．草原生态保护必须以发展经济、完善社会保障为前提,通过重塑正确的人性追求价值观来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的和谐．     

孤独“异乡人”——论陈河《布偶》

长篇小说《布偶》讲述了在“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聚焦于沿海地区一群拥有各种海外关系和华侨身份的特殊群体的生存形态。裴达峰作为这一群体的精神性领袖,由于其独特的“他者”身份,成为孤独的“异乡人”。他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无法获得社会认同,在寻求自我确认和归属的过程中,导致人格的扭曲和异化,制造出他人及自己的悲剧,凸显了人性在复杂特殊环境中被异化的主题,表达了作者对人性及命运的认识探究和再思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左倾”错误发端新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上，先后犯了三次大的“左倾”错误，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些“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都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上的“左倾”指导思想有密切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国际此时期在指导中国革命上的“左倾”错误，其真正发端不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形成的，而是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共产国际对当时国民党的性质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从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的一系列“左倾”错误特点上也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左倾”错误与它在大革命时的“左倾”错误是一脉相承的。     

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的政治觉醒

辛亥时期知识女性在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活剧,显示了中国妇女的政治觉醒和巨大力量。这种政治觉醒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振笔墨,洒墨泪,唤醒女界参政意识;弃脂粉,事铁血,投身反帝反清斗争;结团体,争权利,启动近代参政生活。辛亥知识女性的政治觉醒,是先进女性面对创巨痛深的历史变局而产生的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与迅猛而来的近代西方文化在特定的时空点交叉碰撞的产物,它揭开了近代中国女权的先声,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