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上公”职官述论

"上公"位于汉代帝国官僚系统的顶端,是地位和声誉最高的官。"上公"一词在汉代有三个含义,分别为高于三公的官、类于三公位的官和爵位。"上公"的外延包括太师、太傅、太保、宋公、卫公、"四辅"以及被特别赐予"位三公上"的大将军和骠骑将军。通过对各个"上公"职官的详细考察,纠正了"上公"职官乃政治花瓶的传统错误观点,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有些"上公"职官并非橡皮图章,反而具有很大的实权,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     

出土资料所见的新莽及东汉将军幕府职官

在汉代出土资料中存有很多文献所遗的汉代幕府职官的内容,如西汉将军幕府职官有军候丞、卒长、军武库丞等,新莽将军幕府职官有左率、理军、军库长等,东汉将军幕府职官有军曲、中部护军、部曲督等。这些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军事职官的发现,使我们能够进一步认清汉代军事官制的全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张猛龙碑》

<正>【作品概况】《张猛龙碑》全称《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记载张猛龙兴办教育的事迹。北魏碑刻。楷书。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公元522年)立,无书写者姓名,碑阳24行,行46字。碑石在山东曲阜孔庙。【观典赏析】《张猛龙碑》是魏碑方圆兼备的代表,方笔为主,兼施圆笔,是北魏碑刻的代表作,几乎通过字字制"险"、字字化"险"来生动艺术效果,被誉为"魏碑第一"。运笔刚健挺劲,斩钉截铁,如横、     

“千人类职官”探析

目前,学界对千人类职官存在一些片面的理解和错误的论述。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充分占有和全面梳理后认为,千人类职官的出任人员没有民族成分的限定,官级与司马平级;千人有时作地名用,指千人部众的屯驻地;千人类职官如"左千人、左骑千人"中的"左",当取"副"之义,即"副职"。     

关于乌里雅苏台将军表中署理问题的探讨

清代官员离职或出缺,由其他官员代理其职务称为署理,署理的期限可长可短,现关于乌里雅苏台将军中几任将军的“署理”与“正任”在《清实录》、《清史稿·疆臣年表》、《清史列传》、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章伯锋《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魏秀梅《清季职官年表》与《军机处满文月折包》之间记载有些出入,即作考察探讨.     

出土资料所见新莽中央职官考

新莽职官在出土资料中多有发现,据统计仅文献所遗的新莽中央职官便有23种,如太师公将军司马、车郎中令、园宰等。从实物资料所见新莽中央官制来看,新莽中央官制有个特点,即新莽中央主要职官多由西汉职官易名而来,非主要职官或低级职官多为新莽增设。由此可以推测,新莽时期中央官僚机构的下级官吏或进行过扩充,以至于官僚机构膨胀,最终导致国家财政危机进一步扩大。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杂号将军考论

大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称为“重号将军”,其他称号的将军称为“杂号将军”或“列将军”。关于杂号将军,《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中有详细的列举。但是,从汉代出土资料中又发现大量为文献所遗的杂号将军称号,如居延将军、汉阳将军、禽适将军等。这些杂号将军的称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补汉代职官之阙。     

"炎陵碑刻"与"炎陵志"的档案价值

"炎陵碑刻"与"炎陵志",是湖南酃县炎帝陵保存下来的一笔极其宝贵的档案遗产.研究"炎陵碑刻"与"炎陵志",可以为修复炎帝陵提供依据和凭证,对促进当前档案工作的建设与研究也具有积极意义.本文试图从如下四个方面谈谈"炎陵碑刻"与"炎陵志"的档案价值.     

《山右石刻丛编》与山西历史文化研究

《山右石刻丛编》收录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到元朝灭亡前一年(1367年)碑刻七百二十通,其文献存在的主要时间与两次民族大融合的关键时期吻合,成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形成的活化石。《山右石刻丛编》是研究和认识山西地方文化和民俗文化的重要参考,是清代金石学发展的重要成果,可以补民族融合"史料群"的缺失。     

连线2011年高考历史非选择型试题

一文字材料型非选择题文字材料型试题是高考历史试题中主要的题型之一,这类题目非常符合高考中"新材料、新情景、新问题"的考查理念。它主要是从历史典籍碑刻类(历史文献、地方史志、名人文集或名言、报纸杂志、铭文碑刻等)、文学作品类(如诗     

孙吴禁卫武官制度考

孙吴继承汉制,设光禄勋、卫尉、城门校尉及三署郎将等职,但其是否如汉代一样具有禁卫职能,史无明载.五校尉之职皆由要臣担任,当与汉、魏之制相似.孙吴领军所见较少,而护军制度发达,武卫将军"典宿卫",为重要禁卫将领.禁卫诸督别具特色,尤以绕帐、无难、解烦督统兵众多,是孙吴最重要的禁卫武官.     

论洛阳北魏时期的书法艺术

汉字书法艺术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魏体书法又是书法史中的重要构成，大量的佛教造像摩崖题铭和墓志铭，反映了魏体书法产生和演进的过程，以魏碑体书为代表的魏体书法上承汉隶下启唐楷，结体用笔在隶楷之间，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宋文帝的猜忌心理及其政治影响

宋文帝虽为中国古代明君之一,但猜忌心太重,这主要表现在杀戮功臣名将、重用宗室而又猜忌宗室三个方面。宋文帝的猜忌和杀戮,导致宋魏战争刘宋的接连败北、在职官员碌碌无为、有识之士退隐草野和他本人的被杀身亡,刘宋王朝的衰败和灭亡亦与此紧密相关。     

两汉“五陵少年”考

“五陵少年”是形成于西汉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个文化群体。“五陵”指渭北咸阳原上五座西汉帝王的陵墓。为了强干弱枝,奉守山陵,西汉政府多次迁徙六国后裔、郡国豪杰、高赀富人、吏二千石、丞相、将军、列侯、“乱众民”于此,使此地变成了仅次于长安的繁华都市。而出生于在这种背景下的少年们,便先天地具有了任侠、豪放、奢华、纨绔等特征,成为了西汉盛世文化的一个缩影。于是,“五陵少年”便成为一个特定的意象,被后世诗文一再吟咏歌唱。文章将根据史料详细考证汉代的“五陵少年”之具体姓名与主要事迹,直睹其真实风采。     

金末御史大夫人员考辨

卫绍王即位,标志着金朝开始步入末期,“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其灭亡已有征矣”.综合考察各类史料,可知金末三朝共有御史大夫14人.其中2人为汉人,12人为女真人.12位女真人御史大夫中宗室及完颜氏为4人,一般女真人8人.     

高欢父子霸府述论

高欢在晋阳缔造霸府,控制东魏的军国大权,掌握实际的权力,东魏皇帝成为傀儡,东魏朝廷形同虚设。经过高澄、高洋发展,霸府统治日益成熟。高欢父子霸府机构庞大,僚佐众多,保障了霸府的顺利运转。高欢父子霸府统治运转的方式有:京台机务,情寄深远;晋阳霸府机构和职能的扩充两个方面。东魏、北齐的更替,在高欢父子的霸府统治基础上得以顺利完成。     

魏晋时期武职官受鄙夷原因初探

魏晋南朝的武职官，官位较高，在朝中的班次较前。地方武职官，较之民政官，品秩更高，职权更大。所以武职官政治地位较高。由于政治地位占优，经济地位也占优。但魏晋南朝人们对武职官则是轻视与鄙薄。这不在于武职官的地位，而主要关乎人们的观念。这些观念与士族的文化条件有关，也与这一时期的清浊观念有关，还与个人好尚有关。实际上，士族也离不开军功，武力。     

南朝宋齐皇帝惩治武将的“预制重罪”政策

南朝宋齐皇帝为巩固皇权,预设一些重要异姓武将存在谋反等重罪,而迅速捕杀之.屠杀之后,方开出谋反证据,以证明其惩治的合理性.是为南朝宋齐皇帝的“预制重罪”政策.“预制重罪”政策的首创者为南朝刘宋文帝,其重要表现是诛杀名将檀道济父子及道济手下勇将薜彤、高进之等人.刘宋以后继立的皇帝继承了这项政策.南齐建立后,齐武帝延续了刘宋皇帝惩治武将的“预制重罪”政策,其重要表现是处死名将垣崇祖、张敬儿,南齐此后的皇帝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南朝宋齐皇帝以“预制重罪”的政策屠杀拥有实力的武将,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君弱臣强的态势,但“预制重罪”一方面削弱了刘宋、南齐对抗北魏的实力,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破坏了统治集团的凝聚力,加速了本朝的灭亡.梁武帝开国之后,放弃了这一错误政策,从而在与北魏作战中获得两次前所未有的大胜.     

以魏了翁为例看南宋士大夫诗歌的政治主题

长期以来,文学史叙述在南宋中后期只关注江湖诗派,对当时的一大批士大夫创作群体有所忽视,而南宋中后期道学派士大夫创作了大量诗歌,尤其是其中的政治主题类诗歌,具有丰富的内涵.道学士大夫诗文作品不再是简单的文学作品,而是带有丰富的政治意蕴.在南宋中后期,君主权力的旁落与相权势力的膨胀对士大夫的传统政治秩序理念造成重大的冲击,道学派士大夫与权相的斗争便以此为核心.魏了翁是当时著名的道学派官员,他在经历的两次重大政治斗争中以诗歌作为工具来联系、鼓励、支持理学人士对权相的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