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仁凯新著《动荡中的历史抉择——近代知识分子的追求》评介

黎仁凯新著《动荡中的历史抉择——近代知识分子追求》最近已由河南出版社出版。该书23万余字,九个章节,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80年间各类知识分子的学术专著。说它系统,是因为它不仅论述了近代各个历史时期各类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理想,追求及其走过的路程,也论述了各个时期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比较系统地向读者展示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成长、发展的历史。说它全面,是因为它不仅论述了由科举出身的封建士大夫走出中世纪、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乃至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轨迹,也论述     

张元济的文化品格与共同体的构建——以张元济的交游经历为线索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是传统向近代过渡的重要阶段。士农工商等群体在这一时期内都发生着变化。士阶层逐渐向自由人转变: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思想倾向于自由民主;在寻求文化发展的同时,开始依赖文化市场,密切同市场的联系。商人阶层亦将目光投入文化市场,融入近代化过程。民初,商人阶层发现新文化运动的经济潜力,不断扩大人才探寻范围,士商开始走向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并成为彼此的互推器,双方通过合作以及交游,获得新文化成长的空间,士运用商的优势传播文化与新知,商人依附知识分子推进经济的近代化,进行商业转型。知识分子与文化商人之间的互渗与交游在这一历史时期打开了新的局面。     

士之变迁：从八股文士到洋场众生——从《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看知识分子形象变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向来被尊为“四民”之首,高居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顶端。知识分子问题本身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巨大的历史深度。《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分别反映了清中叶和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清晰地勾勒出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对传统仕宦道路的疏离乃至背叛,谋生就食手段的多样化以及人格人生理念的变化。作为一个承担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士”从封建士人到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形象转变,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的发展进程。     

重构知识分子话语权：在社会世俗与人格标准中平衡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围绕着"人的解放"发出自己鲜明的话语,这种话语中张扬着西方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情怀和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并流露出"士"阶层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关心国计民生的责任感;中国到了40年代,历次的政治运动打破了政治权力话语、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知识分子话语得到了扼制;20世纪80年代是"五四"之后再一次呼唤传统价值回归,也是知识分子重新找寻已失落的话语权的契机,这个时期也是上世纪最后一个思想文化的璀璨时期;21世纪的知识分子已有边缘化和世俗化的倾向,但21世纪知识分子的话语究竟朝什么样的建构方向发展,还在社会的关怀、期待和知识分子本身的努力当中.     

士、知识分子及其他

1 “士”、“知识分子”,这两个概念,人们常常不加思索地等同起来加以使用,认为中国古代的士就是知识分子,或者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就是士。不可否认,士与知识分子确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二者的差别也不容忽视。对此,人们尚未予以充分注意,故仔细分析士与知识分子的差别,对于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士,具有一定意义。中国古代的士,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及历史过程的独特内涵与性质,使之成     

从士阶层的崛起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促使士阶层崛起。士阶层作为一个承担文化使命的阶层有着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在政治、文化活动中保有自由的意识,促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较为独立、完整的社会群体和阶层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的阶级结构中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流动性,决定了由士阶层演化过来的知识分子天然地具备了“流动”之品格.这一品格在当时的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当这种流动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这就不仅仅是一种流动了,而应是一种质的变化了。例如孔子弟子冉求,为季氏宰时,“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显然,他已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良心,违背了应当遵循的道义原则,故而孔子毫无留情地斥之“非吾之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应当说,     

从"士"到知识分子——略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都归根于近现代中国势如危卵的内外形势.为了自强自救,传统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无用之学",不得不致力西学.     

从“士”到知识分子——略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都归根于近现代中国势如危卵的内外形势。为了自强自救,传统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无用之学”,不得不致力西学。     

论楚“士”的形成与发展

楚“士”经历了一个由早期对男子的通称发展到以仿诸夏立国后的低级贵族之代称。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宗法制的解体及私学的兴起为平民入“士”提供了途径,士亦转化为知识分子的统称。由此春秋战国时期楚士阶层不断壮大,他们凭借自身丰富的知识与技能,竞相展示自己的才华,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程。     

从晚清小说家看士的近代转型

在士向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型中,晚清小说家是颇具代表性的群体之一,他们典型地体现出士的近代转型的状况和特征。通过小说创作,晚清小说家自身切实地进行着士的近代转型,同时还以其小说作品去改良政治,救治社会和"新民",从而启悟了其他士人向知识分子转型,他们对士的近代转型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缩影--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家庭观念和家族制度的批判及渐微变革

清末民初的社会状况为家庭观念和家族制度的渐微变革提供了历史条件。西方文化的东渐、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辛亥革命的冲击、民初政权的渗透、阶级的分化，对以家庭和家族为基本单位的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在如火如荼的各种运动中，人们的家庭观念、家族制度的走向不断发生着变化，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缩影。但是，这些变革因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其速度和广度又是十分有限的，因而它是一种渐微的变革。     

从知识分子角色认同看池大为的精神蜕变——兼及对当下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思考

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写出了主人公池大为从坚守到彻底放弃的精神蜕变历程。池大为是生活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池大为的心路历程不仅是属于他个人的,更是属于他所代表的这一类知识分子的。从他身上可以洞察出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也引起了人们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深深思考。     

激进论与调和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两种文化建设方案

如何对待东西文化与新旧思想,是中国要实现近代转型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五四时期,在思考中国文化出路的问题上,东西文化与新旧思想时常纠缠交结在一起,由此引起了思想界调和与激进文化观的相互论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论者认为,东西文明之间是优劣之别,是新旧之差,"断然不能相容",要迎新则必舍旧。而以杜亚泉为代表的调和论者则认为,新旧"不过一程度问题",可以调和。激进论和调和论各有利弊缺失,但都是一代知识分子为实现近代文化转型的努力,功绩不可抹煞。     

晚清新式官报的创办及其意义

晚清新式官报是满清政府在有识之士的推动和外国办报的启发下，为顺应时局的需要和争夺舆论阵地而创办起来的。它经历了一个短暂而又曲折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晚清新式官报即带着旧式邸报深深的烙印，又带有近现代报纸的特征，其意义和影响不容忽视。     

在“俄国知识阶级”的参照下——新时期“后鲁迅风”创作的知识分子批判主题

新时期的“后鲁迅风作家秉承了鲁迅的知识分子批判传统，以“俄国知识阶级”作为参照，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文革”等时期的知识分子种种以奴性为中心的劣根性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指出他们整体上缺乏“俄国知识阶级”所具备的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内涵。但对于“文革”等期间知识分子的表现，应该还原到特定历史情境中，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有区别的判断和同情式的理解，不宜作出“一刀切”式的简单化评价。     

杜维明论现代新儒家的自我定位

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关切政治、参与社会事务的同时，积极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面对传统文化在现代所受到的强大挑战，杜维明认为现代新儒家首先就要继承五四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清除糟粕，发扬精华，在吸收国内外各种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杜维明为现代新儒家知识分子所作的定位在我们看来有其合理之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中国近代早期新式知识分子的职业生涯分析

中国近代早期新式知识分子伴随着洋务运动的产生而出现。他们的职业主要集中于洋务领域——军事、教育、实业等。但在当时科举制占主导的社会氛围里,他们的出现一开始就遭到主流社会的抵制与排斥,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受到社会的鄙视。早期新式知识分子在从业过程中,由于没有成熟的就业环境,没有国家的制度保障,因而难以独立立足于社会,往往成为旧体制的附庸。但是早期新式知识分子职业生涯的变迁轨迹——由社会边缘逐渐占据社会主导,却正好成为中国社会从传统逐渐向现代转型的典型见证。     

跨越时空的心灵震颤——从《月牙儿》到《沧浪之水》

作为有着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作家,现代的老舍与当代的阎真跨越时空奏响了共同的心灵震颤之曲:《月牙儿》中的“我”(妓女)、《沧浪之水》中的“我”(池大为)以“灵魂堕落”的自我倾诉,剖析了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宿命性的人生“真理”,从而传达出不同时代的作家对转型期知识分子前途命运共同的困惑和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