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深度报道——兼与刘惠文同志商榷

《新闻知识》编辑部来信要我谈谈深度报道。开始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因为在1987年第8期《中国记者》上我曾撰文谈过这个问题,该讲的都讲了,这以后又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但是,近来看了《新闻知识》发表的几篇关于深度报道的讨论文章,其中特别是刘惠文同志《论新闻报道的分类及对“深度报道”的质疑》一文之后,觉得还有“再谈深度报道”的必要。因为,刘惠文同志在文中完全否定了深度报道,把它看成是一种“随心所欲地诡称……所     

再答车英

车英先生: 原以为先生年轻有为,当过新闻系的教师,现任大学学报编辑,又敢于主动站出来充当仲裁者,颇具大学者气魄,一定对深度报道很有研究,很有造诣;然而,读了先生发表在《新闻知识》1989年第11期上的《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谈起——就所谓“深度报道”答何光先先生》一文,却使我感到失望,先生不仅把前文(《新闻知识》1989年第6期《关于“深度报道”的答问录——兼与刘惠文也与何光先先生商榷)自己已经肯定了的“深度报道”及有关问题,在这里否定了;而且,在争论问题时连起码的形式逻辑中     

答车英

车英先生: 读了先生发表在《新闻知识》1989年第6期上《关于“深度报道”的问答录》一文,到知先生对深度报道(或者先生说的应译为“深入报道”)颇感兴趣,十分高兴!随着新闻媒介及其传播技术的发展,新闻实践行为方式在不断变革,尤其是新闻报道方式的变革更引人瞩目。关心和研究这些变革是实践工作者也是科研工作者、教学工作者的本份,不然,就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也难以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具有现代新闻知识特别是具有现代新闻意识的优秀人才!对这一点,从关心深度报道并对此有所研究来看,先生是深知自己的使命的。值得学习! 先生对深度报道的见解,立论基本是可取的。只是有一点,即“深度报道的源与流”的问题,由于我     

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谈起——就所谓“深度报道”答何光先先生

何光先先生: 读了先生发表在《新闻知识》1989年第8期上《答车英》一信,感慨万分,先生这种严谨治学精神和勇于探索争鸣的气魄实为我永生学习之。先生在信中所提观点与我有不少同感,但也给我提出了一些很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不瞒先生:我是潜力研究西方新闻学的,原本也不想再在所谓“深度报道”上花更多的精力,然而,正是由于先生的精神和气魄以及所提出的问题,促使我又拿起笔来,就此问题再度与先生商榷。     

电视深度报道管见——兼与刘宏、洪颖同志商谈

拜读了《新闻战线》上有关电视深度报道的几篇文章,收益匪浅。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由衷地感谢贵刊对电视新闻事业的关心和支持。电视新闻的深度报道可以说是个大题目,在一篇文章中要阐述清楚这个问题,也不是太容易的,这里,我只谈两点。 (一)图像不等于浮浅海外有些新闻学者认为:电视新闻浮光掠影,是小报作风。我们有的同志也认为:“深度报道乃是一种能够发挥报纸之长,而克电视之短的新闻信息组合,是‘只有报纸才能充分利用的报道方式’”(见《新闻战线》1988年第8期)。在这里,电视新闻被排斥在“充分利用深度报道”的新闻媒介之外。为什么报纸、广播没有受到如此“冷遇”呢?我认为,这与各     

追忆叶圣陶与周总理二三事

周恩来同志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今年是他一百一十岁冥寿。我在本刊今年第1期发表《追忆与思念——纪念叶圣陶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一文后,还想起叶圣陶先生与周恩来总理的二三事,现补叙于后。     

痛悼于鸣镝先生

收到《河北科技图苑》2007年第1期后,我含着热泪看完《图苑人物——悼念于鸣镝专页》的全部文章。于鸣镝先生的事迹十分感人,令我十分敬佩,于先生的精神永垂不朽!我完全同意《图苑》总编辑杨华同志“要自己宣传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们的世界并不缺少好人好事,而是缺少对好人好     

非新闻信息因素论

刘惠文博士对新闻信息和新闻信息传播早有研究,本刊首先后发表过他的论文《新闻信息论》(1989早第5期)和《新闻信息传播论》(1992早第11期、1993年第1期)。从本期开始分三次发表的《非新闻信息因素论》,是他写的续篇。作者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文章虽然较长,读来颇有兴味。当然,作为新闻学术研究,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可能有自己的看法,欢迎就这个问题继续研究,把重点放在研究非新闻信息因素的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上,并把研究成果寄本刊发表。     

我看电视深度报道

刘宏在《新闻战线》第4期上对电视能否作深度报道进行了探讨。尽管刘文强调,所谓能不能搞,“是指在现实中有多大可能性,并非从学术上说的”,但我还是以为,刘文实际上已经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能!谓予不信,刘文中所举的《社会瞭望》节目的出台,即是明证。因此,刘文所探讨的,其实是电视宜不宜搞深度报道的问题,归结起来,也就是两点:一是电视的深度报道能否达到不逊于报纸的深度报道的预期效果;二是在怎样的人力、物力、财力基础上,电视的深度报道才能站得住脚。对于第一点,即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问题,我以为刘文过份强调了报纸在深度报道方面的优势以及电视的劣势,恰恰忽略了它的另一方面,即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并不把提供娱乐作为它的唯一功能。     

我看电视深度报道

如宏在《新闻战线》第4期上对电视能否作深度报道进行了探讨。尽管刘文强调,所谓能不能搞,“是指在现实中有多大可能性,并非从学术上说的”,但我还是以为,刘文实际上已经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能!谓予不信,刘文中所举的《社会瞭望》节目的出台,即是明证。因此,刘文所探讨的,其实是电视宜不宜搞深度报道的问题,归结起来,也就是两点:一是电视的深度报道能否达到不逊于报纸的深度报道的预期效果;二是在怎样的人力、物力、财力基础上,电视的深度     

评《关于<中图法>增加组配成份的可能性和方法的探索》(1)

成都科技大学图书馆《分编信息》编辑组寄给我一本《分编信息》1986年第二期,我看了其中两则报导:“学术研究动态”和“皮、卢论战综述”,知道了《北图通讯》85年第三期选登了六篇文章,吴声亮同志写《用“组配”改造现代分类法值得商榷》对其中的一篇进行评论。也知道了卢中岳同志在《四川图书馆学报》1985年第四期发表了《对皮高品先生评论的回答和讨     

试论客观性原则与真实性原则的关系

“客观报道”本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中的基本问题,已有许多研究。由去年甲Ａ足球联赛大连万达对广州松日这一场比赛及其报道而产生的“羊城疑案”,又引起新闻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新闻记者》今年第２期开始组织“专题讨论”,转载了《新闻界》９８年第５期程天敏教授《也谈“客观报道”》,同时发表了周也平先生的商榷文章《客观报道辨析》。这表明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传统的同时,正在光大学术争鸣的精神,对学术问题开展深入的探讨。这不能不令人欢欣鼓舞。因此,笔者愿意就“客观性原则”与“真实性原则”的关系从…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读贵刊2000年第1期刊登的陈源蒸同志《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的先驱——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100周年》一文,其中谈到刘先生“第一次向我国图书馆界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研制、发行的西文图书馆机读目录——LC MARC……”。 在我的记忆中,早在刘先生该文发表前的两年(1972年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原副馆长蔡国铭同志主持下,曾在北京饭店组织了一次讨论会,邀请当时来北京访问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王冀先生在会上全面介绍了该馆研制的机读目录MARC及其使用中的问题。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初次系统地听到了有关美国国会图书馆机读     

报刊文章篇目备览

《把我们的党报办得好些更好些——丁关根同志在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研讨班上的讲话(摘要)》(《中国记者》1995年第4期) 黄种生《增强权威性 提高可读性》(《新闻战线》1995年第4期) 沙河《艰苦奋斗是新闻记者的本色》(《新闻通讯》1995年第4期) 胡锦章《增强大局观念 抓好重点报道》(《新闻知识》1995年第4期) 吴锦才《谈典型报道的创新与继承》(《新闻与写作》1995年第4期) (多“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编采之友》1995年第4期) 李雯峻《走出“舆论监督影响团结稳定”的误区》(《记     

与胡显中同志商榷

近在《中国图书评论》(1988年第3期)上读到胡显中同志的《粗制滥造误人子弟——评<万条成语词典>》(以下简称“胡文”)一文。“胡文”中有些意见我是赞同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万条成语词典》(以下简称《词典》)确实存在不少质量问题,编者应该认真吸取教训,但对“胡文”中的有些意见,我不敢苟同,特提出商榷,以求正于胡显中同志和其他读者。     

对于建立我国生物学文献检索刊物体系的一些初步设想

看了《图书情报工作》1984年第6期伍宗韶同志撰写的《关于建立我国生物科学文献检索刊物体系的问题》和《图书情报工作》1985年第4期李承节同志撰写的《也谈建立我国生物学文献检索刊物体系的问题》两篇文章后,我们深有同感并受到了启发。     

《批评与事实》的事实与批评──答刘光裕先生

本刊１９９９年第６期刊出刘光裕先生《批评与事实》之后,当事人陈仲雍先生对批评作了答复,要求刊出。现予以发表。我们认为,学术问题的探讨,最宜平心静气地进行,双方同志式地摆事实,讲道理,真理自会愈辩愈明。对此问题,双方如果没有新的见解,本刊将不再继续刊发讨论文章,敬请鉴谅。     

在实践中探索图书馆改革的道路

《图书馆杂志》今年第1期文煮同志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文,评论我馆工作言简意赅,切中我国图书馆现实存在的弊端,明确提出改革的突破口在于解决“管理和服务”这个矛盾的主要方向——服务问题。该文使我们处于朦胧状态的认识变得更加清晰,坚持改革的信心愈     

档案业务指导应当对谁指导、由谁指导

沧海一粟：看了2006年《档案管理》第2期、第3期先后刊发的刘东斌先生的《档案鉴定——为谁鉴定》和《档案鉴定——由谁鉴定》两篇文章,我很受启发．想到了“档案业务指导应当对谁指导、由谁指导”这一看似很平常常的问题．可真要回答,大脑却一片空白,觉得怎么回答都不太合适。深感困惑．特说出来请教大家!也许经过讨论后会得到一些大家相对比较认可的答案．对我们的业务指导实践也许会有一些帮助。     

答蔡长宁同志

本刊1989年第4期刊登了陈尔泰同志《试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一文后,同年第6期又刊登了蔡长宁同志的《广播电视“本论”研究浅析——兼与陈尔泰同志商榷》。本期我们再次刊登陈尔泰的《答蔡长宁同志》,同时刊登了雷跃捷同志的《学术争鸣应有科学的态度》一文,对陈尔泰的两篇文章都有所评论。我们认为,陈尔泰、蔡长宁、雷跃捷同志的文章,涉及到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对待学术争鸣的态度等问题,欢迎读者参与讨论。我们的宗旨是:一定要把争鸣引上健康的也就是科学的、民主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