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文化思潮与戏曲小说的写情浪潮

中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独放异彩的时代.中晚明的哲学文化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在客观上是对"理"的世界的动摇和革命.王艮、李贄、颜钧、罗汝芳、何心隐等一大批人肯定人性、人情的价值,反对程朱理学、禁欲主义.与哲学思想界的这一思潮相适应,戏曲小说界涌起一股写情浪潮,作家们张扬情的价值,一大批反映男女情爱的作品应运而生.纵观中晚明戏曲小说史,其主流就是写情浪潮的涌起和衰退史.     

中晚明通俗小说中的商人形象

中晚明创作出一批以商人为主人公的通俗小说，从商人的价值观念、商人的婚恋生活、商人的经营意识等方面塑造了这个新兴阶层的艺术形象，较客观地表现了明代商人的生存状况。     

中晚明白话小说与戏曲中的“尚奇”观

"奇"这一传统的美学范畴,在明代中后叶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得以大张旗鼓的张扬,小说家、戏曲家在白话小说和戏曲的创作与欣赏中,坚持以奇为美,尚奇好异。这种尚奇之风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求新求幻,"奇之为奇";二是于平常中求奇,"无奇以为奇"。     

四明文学形态审美观照--散文、戏曲、小说、民间文学部分

四明散文和戏曲在中国散文史、戏曲史上有较高的地位，并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四明小说的成就相时逊色：以“梁祝”爱情悲剧故事为标志的民间文学，充分体现了四明文学的艺术精神和审美倾向。     

谈晚明白话同性恋小说的类型归属

晚明话本小说繁荣,其中包括同性恋小说。从性描写来看,它属于性爱小说的一部分,但在性意识、性心理的描写上有所缺失。从故事内容来看,它属于世情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晚明社会的人情世态。从体制上来看,部分同性恋小说采用了分回形式,在话本由短篇向中篇的过渡上起到了一定作用。探讨同性恋小说与其他小说类型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明确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佛教教义与寺僧经商

佛教原始教义是不允许寺僧经商的,但寺僧经商的历史由来已久,二者存在矛盾。随着社会的演进,佛教世俗化趋势逐渐加强,二者之间矛盾越来越小。     

清代通俗小说宝物崇拜与辽沈战争

明代国人对先进兵器的需求,有了事关国运家邦命运的迫切性。外来火器,在明末辽沈战场上发挥了举国震惊的威力,也受到具体操作者素质、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清代通俗小说的描写却依旧承袭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中的法术,叙事偏重在以辉煌的结局强调宝物的威力,缺少一种战争工具本身的技术性展示。小农经济下的平民心理,考虑的依旧是眼前易于操作,并不真正关注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者素质,把事情简单化和理想化了。同时,将宝贝兵器视为百试不爽的万能法宝,也极为形象地状写出人们受到时代、观念积习的限制,在先进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     

明代中后期私人修史中的两种流派

明代中后期的私人修史，形成严肃与谐趣两种流派。这两种流派相互渗透影响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背景。二在史学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北宋中后期艳情词论

北宋中后期艳情词在情感含蕴上"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在审美品格上,对"以艳为美"的词风进行了改造;在情感表现上以健笔写柔情.这对晚唐五代以及北宋前期的艳情词,是一种转变和拓展.     

明代中叶的苏州狂士与苏州城市人文精神

明代中叶,在王学、禅宗和道学的熏染下,江南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他们离经叛道,任情适性,率性而为,不以研读儒学经典、追求仕途为人生目标,而以文采风流、能诗善画为习尚,这就是所谓狂士。狂士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但只在苏州才形成了一个群体。究其原因,与苏州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和政治氛围的相对宽松、文化底蕴的深厚密切相关。可以说,苏州狂士群体的形成反映了特殊环境下士风的变化,是传统文化在一个特殊时代的一种特别表现形式。     

论明代中后期歌唱音乐曲谱的记录与编印

明代中后期,歌唱音乐曲谱的记录与编印呈现出活跃的生机.南曲曲谱兴起编订的热潮,琴歌刊印风行,《乐律全书》中记载了丰富多样的歌唱音乐曲谱.明末的唱乐记录还流传到日本刊印成书.     

中晚明爱情剧信物的作用及文化意蕴解析

从古至今,人们都喜欢用赠送定情信物的方式向自己的心上人表达爱意、盟定终身。中国自古以来存有大量与定情信物有关的传说、故事、诗歌、小说、戏曲,其中明传奇在反映这类题材方面最具代表性。本文着重探讨中晚明爱情剧中男女定情信物的分类、作用及文化意蕴。     

简论晚明暴露小说思想内容特征--以《杜骗新书》、《金瓶梅》为中心

《杜骗新书》和《金瓶梅》都暴露出晚明商人的奸诈丑恶、宦官的卑劣可耻、女性的纵欲贪财和僧尼道徒的“离佛叛道”;两书都集中体现了暴露小说思想内容上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