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濬《增定评注唐诗正声》体例及其“平调”观述论

明末郭濬所编的《增定评注唐诗正声》,参考了唐汝询《汇集唐诗十集》合编明代具有影响力的唐诗选集的做法,将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唐诗选》两种唐诗选本用新的体例进行合编,且将李《选》独选的篇目及郭濬自认为属于唐诗“正声”而高、李二人漏选的篇目增入。注释及评语方面,高棅《唐诗正声》原编收录评语计27家,以唐宋间最多。而郭濬本精选评语23家,以明代评语最多,高氏所收评语大多汰去。此外,郭濬又将高、李两种选本中属于“平调”的诗作别编为附录,附于每卷之后。选诗的增删和评语的辑选,体现了郭氏作为晚明唐诗选家有别于明代前期以高棅、李攀龙为代表的审美标准。     

《唐诗解》之成书与《唐诗品汇》的渊源关系

高楝《唐诗品汇》是明代最有影响力的唐诗选本,对明代之诗歌创作和唐诗选本影响巨大。唐汝询自幼目盲,借助父兄子侄而“听读”至于博学,编选《唐诗解》一书。文章从编选体例、唐诗分期、作品选录等方面,以详明的数据和具体的分析,比较深入细致地论析《唐诗解》一书与《唐诗品汇》之间的传承与创变。《唐诗解》以《唐诗品汇》为选录渊薮,参酌《唐诗正声》、李攀龙《唐诗选》,而勒成体现唐汝询自身选录眼光的诗歌选本,在唐诗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     

“诗”道人心：晚明心学家的唐诗选本

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念影响下,唐诗的经典化在明代达到巅峰,明人整理及编选唐诗的热情空前高涨。周汝登的《类选唐诗助道微机》在众多的唐诗选本中有其独特性。本文试从《唐诗助道》的材料来源、类目设置及周汝登心学三方面,谈该选本在明人选唐诗通代性选本上的特殊价值。     

论高榛的“正变”观

明初崇唐诗风日益高涨，推动了高棵的《唐诗品汇》和《唐诗正声》的出现。他总结并超越了时贤的“世变”观念，形成在时代影响和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双重作用下的唐诗“正变”观。以四唐为依托，把唐诗各体还原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同时以盛唐诗歌为正声作为阐释唐诗“正变”的依据，构建了其自足的唐诗学体系。但是他毕竟不能完全脱离自己的文化环境，其“正变”观在影响有明一代唐诗学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局限性。     

明末唐诗选本评判与《唐诗解》选诗标准之生成简

明末瞽人唐汝询选解唐诗,勒为一书,是为《唐诗解》。其所选受高榛《唐诗正声》及李攀龙《唐诗选》的影响,试图整合高、李二选之长,选出“于唐诗或庶几矣”之选本,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仍表现出明代“尊尚盛唐”的主流选诗倾向。然究其选诗标准的生成,则与明末唐诗选本的时代评判有着重大关系。而其诗学理论则上祧严羽、杨士弘,近尊高榛、李攀龙,展现出一条明显的沿袭轨迹。     

谜一样的《春江花月夜》

中国文学史上有太多的不解之谜!晚清国学大师王闿运,力赞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但是让人费解的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自诞生至明代初年均不被承认为"正声",除一本乐府集之外,各种唐诗选本均将《春江花月夜》加以拒斥。张若虚的文学声誉当时就与贺知章、张旭、包融等人齐名,但     

为“朱门酒肉臭”正义

《唐诗三百首》、《唐诗六百首》等许多选本,对杜甫的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释义为“一边是帝     

明代唐诗选本编选中的辨体意识

诗歌辨体,尤其是唐诗辨体,始终是明代诗学批评的重点内容,明人编选的大量唐诗选本中包含了强烈的辨体意识,涉及到了辨体理论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像高棅的《唐诗品汇》等经典选本的编选与传播,直接主导了唐诗辨体理论的建构与论争。     

“城阙辅三秦”中“城阙”注释异议

《杜少府之任蜀州》的首联出句“城阙辅三秦”,不少唐诗选本把“城阙”注解为长安。如:喻守真编注的《唐诗三百首详析》、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新选唐诗三百首》、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注释等。我认为这注释不妥,此处的“城阙”并非指京城长安。唐诗中“城阙”一词出现较多,有的作京城解,有的并不作京城解。     

明人诗学视野中的韦应物论

明人对韦应物五言古诗的评价，从“陶韦”并称到“六朝余波”，再到“唐体之小偏”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使韦应物诗歌研究走向深入，体现了明人古诗与唐诗观念以及研究方法的发展变迁，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明代唐诗学与复古诗论的复杂关系。     

张若虚的夜晚

张若虚的《舂江花月夜》诞生之时并没有“石破天惊逗秋雨”的声势。相反,在唐初至明初这一漫长的时间里,她倒像是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佳人。除了作为一首乐府诗,她幸而得以保存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而留传后世外,在明初高棅《唐诗品汇》和后七子领袖人物李攀龙的《古今诗删》之外的诸多选本里,我们难觅她的倩影;《历代诗话》及其续编也没有一句对她的议论。她同她主人的名字一样,长期沉默在冷清的书角里。但“天生丽质难自弃”,《春江花月夜》最终要放射出其夺目的光彩,并且随着覆盖她的历史尘埃的逐步褪去,她的光彩愈来愈明丽,终于升腾为一轮皎然独照的明月。人们渐渐感受到了她的不可迫视的光芒。明高棅在《唐诗品汇》中还把她列入“旁流”(他的《唐诗正声》未收《春江花月夜》,可见他还不认为她是“正声”)。至清末王闿运就称之为“孤篇横绝”;闻一多先生更称之为顶峰上的顶峰,诗中的诗。     

后七子和明末文人的唐诗观——明代唐诗批评史研究之二

明代嘉靖、隆庆年间,谢榛、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结社,文坛上再次出现了一个复古高潮,同时,尊崇盛唐诗歌也又一次掀起了热浪。后七子的唐诗观并不完全一致,论诗主张也大有径庭。但总体上仍然可以看出两条清晰的发展线索:一条是承前七子旧说严格遵循传统格调派唐诗观的途径;另一条是对传统格调派唐诗观的修正和改良。因此,从唐诗批评史上看,后七子的唐诗观仍应算作明代格调派唐诗观发展时期的后一阶段。这一阶段孕育着格调派唐诗观的蜕变。(参阅拙作《明代格调派唐诗观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选诗特征与诗学思想考析

《唐人万首绝句选》是清康熙年间“诗坛圭臬”王士祺（号王渔洋）编纂的最后一部唐诗选本（以下简称为“渔洋选本”）。该选本是对赵宦光、黄习远本《万首唐人绝句》（以下简称为“赵黄选本”）进行的删纂,对于清代诗学尤其是绝句领域的研究极有价值,故有必要通过对《唐人万首绝句选》的研读,弄清该选本的选诗特征与诗学思想。渔洋选本基本符合唐诗当时发展实情、以诗人诗作本身的造诣选诗。该选本虽选“四唐”之诗,以选录中晚唐诗人诗作偏多,但通过该选本对赵黄选本的删纂仍可窥见该选“略重盛唐”的诗学思想。     

《春夜喜雨》之“发生”辨

杜甫的《春夜喜雨》已经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了,近检名家诠释,发现对首联“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之“发生”一词的理解颇有出入,谨陈管见,献疑如下: 诸家选本,大多把“发生”理解为“下雨”。比如《唐诗选注》(北京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九月版)注为“指‘发生’雨,即下雨、落雨”;又如《唐代文学作品选》(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徐献忠和胡缵宗的盛唐“诗变”论

徐献忠和胡缵宗都以盛唐为中心看诗歌的变化发展。徐献忠从“感遇之情异”确立“声诗之变”的缘由,而“旨趣盛唐,,时,不“忘研穷之过”,是他对唐诗演变规律的理性把握。胡缵宗的唐诗风雅观所包含的“诗变”意识也是十分明显的,他的唐诗“感格”论,以对“生命格调”和“时代格调”的整合深入了明代对“诗变”的认识。     

《长恨歌》之“风情”的再思考

多年来 ,学术界对白居易评价《长恨歌》时所使用的“风情”一词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从“风情”与“正声”对举、《长恨歌》中“风情” ,以及白氏其他诗文中“风情”的韵味等三个方面入手 ,对“风情”作出了是帝、妃间缱绻、浪漫的恋情的判断 ,从而否定了“风情”即为“正声”的观点。     

“床”辨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静夜思》明白如话,家喻户晓,蒙童成诵,但诗中的“床”字,一般诗歌选本都未加注,以为这是一个人人都懂的常用字,就是指当今作卧具之用的“床”。如《唐诗鉴赏辞典》说“透过窗口的皎     

王渔洋《才调集选》删选诗考

王渔洋喜欢删纂唐诗选本。在其删纂的十部唐诗选本（合为《十种唐诗选》）中,《才调集选》较为特殊。王渔洋《才调集选》是对后蜀人韦谷的唐诗选本《才调集》进行的删纂。考察王渔洋《才调集选》对韦谷《才调集》的删纂情况,可以更好地了解王渔洋与韦谷二位不同朝代诗人眼中的唐诗面貌,这对于古代诗学及选本学研究均具有一定价值。     

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的写作时间及主旨新探

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的写作时间,几部新编唐诗选本有不同意见。《新编唐诗三百首》注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时张九龄正居相位。”;《唐诗鉴赏辞典》以为“开元二十一年”;霍松林先生主编的《唐诗探胜》一书所选的一篇文章中又说     

《春夜喜雨》之“发生”辨

杜甫的《春夜喜雨》已经选作中学语文教材,近检各家诠释,发现对首联“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发生”一词的理解颇有出入,谨陈管见,献疑如下。诸家选本,大多把“发生”理解为“下雨”。比如《唐诗选注》(北京出版社)注为“指‘发生’雨,即下雨”;又如《唐代文学作品选》(吉林人民出版社)注为“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