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史、志关系

地方志,简称方志。它是一个地区的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资料性的著述。因记述的内容有很强的区域性、广泛性和真实性,所以,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称之为“博物之书”,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称之为“一方之全史”、“一方之信史”,当代方志学家朱士嘉等称之为“地方百科全书”。正因为如此,方志经由西周(《周礼·地官》)萌芽时期、秦汉(《越绝书》)的雏型时期、隋唐宋元的长足发展时期和明清成熟时期,至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仍经久不衰。目前我国文献宝库中尚存     

论“京东第一人”史梦兰的方志思想

史梦兰是清代中后期京东的著名人物,编有《乐亭县志》《永平府志》《迁安县志》《抚宁县志》四大方志。文章拟从方志的性质、方志的作用、修志的原则、修志的体例与方法四个方面,对其方志思想进行研究,以期对现代方志编纂工作有所指导。     

论档案与共和国史研究的关系

档案是共和国史研究工作的重要资料,其本身是真实的。但是,档案本身的真实性不一定反映历史的原貌。这需要我们充分利用档案资料以揭示历史真相。     

略论史和论的关系

史和论的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界曾经有过多次讨论。所谓“史”,是指历史资料;所谓“论”,是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还有另一个含义,即指文章本身的观点。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力图使用马列主义原理来解释历史和研究历史。但是,在开初的一段时间里,有些历史工作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研究历史时,则往往     

宋代方志《淳熙三山志》述评

《淳熙三山志》是现存宋元三十七种方志之一,是宋代州一级方志的代表。它是南宋状元宰相梁克家出任福州知州时组织学人编撰的现存福建最早的方志。它的价值和梁克家的人品、功名一样,永留青史。     

西方形而上学史与西方文明史关系论纲

形而上学是西方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它伴随着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进程。透过西方文明史的表象,人们不难发现一系列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思想文化因素,其中有本体论、至善论、自然法论、上帝存在论、日神与酒神精神,等等。它们交织在一起,既促成科学理性的思考和实践,也孕育起国家至上、上帝至上、帝国扩张等情结;既深刻地影响了西方自身的文明进程,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冲击着西方以外各区域的文明进程。文章从历史的角度,有重点地对形而上学思想文化与西方文明发展的相互关系做全方位扫描。     

论《冤魂志》与儒释之关系

《冤魂志》虽历来被称为“释氏辅教之书”,但是就其作者颜之推创作动机而言,远不仅如此。此书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渲染,将神道施报与人道回报相结合,体现出儒道之扬善惩恶与佛教善恶报应论的汇通。     

论清代皖志的历史地位——以清代与前后时期的方志比较为例

方志比较研究是认识方志地位、价值的重要方法。本文以清代皖志与其前后时期的方志比较为例,分析了清代皖志的地位、特点。认为清代皖志是在前代方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沿袭前代方志内容、体例、体裁较多,但也有较大变化,内容更为丰富,体例上逐步完善,并对民国方志编纂影响较大,为民国方志的编修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区域史研究与族谱、方志等史料价值问题

区域史研究的区域范围直接决定着研究所采用的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也直接决定着史料文献的选取。族谱、方志等文献资料在区域史研究中具有补充正史记载不足、佐证正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是研究地方区域史、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史的基本资料。然而,族谱、方志等资料并非完全可信,需要参详考据,在使用中还应符合宏观历史背景,并以正史文献为基本依据。     

《中国革命史》课的史与论的关系

革命史必须以史为主,以史为据,论从史出。过去讲党史,基本上是史论结合,而且侧重于政治理论方面。开革命史课我们碰到的最大难题是没有更多时间,也不允许更多地去论述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     

明清海南方志《风俗志》编纂特征研究

风俗志是地方志的内容之一,是专门记述风俗习惯的著作。明清海南方志中涉及风俗志卷目的专著有46部,主要以"风俗"命名,方志繁荣时期出现属于风俗的占历、方言、居处、节序在篇名上与风俗并列。在门目上并未完全取得"志"的地位,一统志纪载简略,通志、府志、州县志纪载比较详实。内容丰富翔实,具有地域性。     

物理学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物理学史不仅可以引导学生知道物理知识是怎样发现的,同时也懂得物理发明创造成果是怎样获得的;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知识,受到道德情操教育和审美观念、创造美的能力教育,更重要的是还可使学生的创造能力得到培养。     

中国方志文化论要

方志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方志文化蕴涵深厚,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物化成就和精神成果的结晶.方志文化极富民族特色,内容博大精深,包容性很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方志文化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要素和重要基因,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本质特征和属性,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物理学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物理学史不仅可以引导学生知道物理知识是怎样发现的，同时也懂得物理发明创造成果是怎样获得的，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知识，，受到道德情操教育和审美观念、创造美的能力教育，更重要的是还可使学生的创造能力得到培养。     

日文版民国方志与中国方志“概述”体例——以民国日文版《山西省志》为例

当代中国方志研究的专家都认为,1937年出版的由黄炎培主纂的《川沙县志》首先在民国方志中使用了"概述"的概念,而新编地方志的"概述"体例就是借鉴黄氏的局部"概述"理论而发展和完善的。其实,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探讨。早于黄氏方志17年,即1920年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出版的日文版《中国省别全志》不仅在每个省志中都设有专门的总论即概述编,而且在有关章节目中也设有概述及无题小序,对方志概述在志书中的运用作过系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该省志系列的第十七卷《山西省志》即为可靠例证,应该说,日文版民国方志最早使用了"概述"的概念,民国方志的"概述"体例也是由日本方志界探索和创造的,目前所有权威著述中关于"概述"篇设立是新编地方志的重要发明创造的说法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     

英年早殒的方志纂辑家——孙志熊和他的《菱湖镇志》

最早撰写《菱湖志》的庞太元,是明代万历年间的菱湖人,然而他的三卷《菱湖志》,虽说间或经人引用,却并未流传。在清代乾隆、咸丰、同治等年代,虽曾屡又有人撰作《菱湖志》,可是也无传本,只是到了光绪十九年刊刻孙志熊纂辑的《菱湖镇志》时,才有了唯一的一部刻板流传的菱湖志。然而可惜得很,孙志熊编竣的那一年(光绪18年,公元1892),也正是他过早去世的一年,因此这部《菱湖镇志》(以下简《镇志》)开卷第一篇,就是一篇孙志熊的墓志铭,当年他才二十五岁,就如他生父孙锡思所慨叹的:“使志熊先一年死,或是书后一年成,则功亏一篑,谁复续之?不光不后,书成而死,”这也可算是不幸中之一幸了。     

城步史志和城步古八景

城步位于湖南省西南边境,东界新宁,西接通道、绥宁,北毗武冈,南邻广西资源、龙胜,是邵阳市九县三区内唯一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城步自古以来,便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今天,城步全县居住有苗、汉、侗、瑶、回,杜、满、白、高山、土家等13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46％多。在党的民族政第指导下城步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新的文明发达的少数民族县而共同努力着。     

论诗论史中的比兴观

比、兴概念的重要性和它的复杂缠夹,曾引起历代研究比、兴学者的无穷兴趣。因此,分析归纳诗论史中的比、兴观,以便更清楚地认识比、兴的本质及内蕴,也就成为现实的需要。从诗论史这个动态视角,分别从用诗、解诗、作诗这三个方面对诗论史上的比兴观作一综合论述。     

王夫之的志论

在中华民族的志论系统中,王夫之的志论占有重要的地位。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志论体系,立基于元气本体的生化学说和阴阳变合的辩证法思想,通过志与气、志与道等关系的论证,全面而深刻地阐释了“人为什么要有志,”“立什么样的志”、“怎样立志、守志”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王夫之的志论,对于我们弘扬中华民族的伦理精神,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新化志士与辛亥革命

20世纪初年，以陈天华、谭人风为代表的新化志士积极投身反清革命斗争，他们在舆论宣传、组织建设、运动会党、发动暗杀、武装起义和筹措经费等方面英勇奋斗，为辛亥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同时也印证了他们不愧为湖湘文化哺育出来的时代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