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教视域下的清代家礼书——以《茗洲吴氏家典》为例的讨论

《茗洲吴氏家典》是在清廷文教政策和徽州礼教大背景下出现的一部家礼书。它对礼经和《家礼》所记礼仪既有遵从,也有变通。其对礼之大体的继承和变通,折射出传统礼教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家典》在制定冠、婚、丧、祭诸礼时,择时俗之可从者不多,而对时俗的批判不遗余力。《家典》具有清代家礼书的共性,然与其他家礼书相比,其更看重的是礼而不是俗。     

宋明士庶礼书述略

宋明时期形成了专门针对士庶礼仪生活的文本规定。宋代礼典明确将士庶作为制礼的特定等级,将士庶之礼明确列于礼典,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规定。私撰士庶礼书因应平民社会的兴起而出现。北宋司马光《书仪》是对前期"家礼"、"书仪"传统的集成总结。南宋朱熹《家礼》以古制为蓝本,以时俗为参酌,清楚标明"冠昏丧祭"四种彰显人伦的人生仪礼的连续性与重要性,标志着民间士庶之家常行四礼的独立与成熟,并为士庶礼书提出基本而完整的体例架构,开启了后代民间家礼(四礼)之学。     

清代礼学研究的复盛和礼书编撰的兴起

清代礼学的复兴一向以来被归为受文字狱影响和稽古右文政策的引导,但笔者梳理发现,清代礼学研究有着自身的内在理路。晚明王学的禅学化及明清鼎革的巨变,导致士人逃禅,部分学者坚持纯净儒学化运动,从而带动儒家经典和礼学研究的展开。同时,明代以来流行的《朱子家礼》及其改编本的固有问题,促使清代礼学由家礼改良向经礼考证回归,并由宗法宋明经注逐步转向宗经郑注,以此带动礼书编撰和《仪礼》研究的全面兴盛。     

徽州封建礼仪的实质

宋以后的徽州,奉行朱熹所制《家礼》,婚冠丧祭都是遵行文公家礼。直至民国,徽州的礼节还是以朱熹的《家礼》作为依据,渗透于各个家庭。《茗洲吴氏家典》一书就是根据《家礼》,结合本宗族的情况,规定了冠婚丧祭的礼节。作为子孙后代遵行的法典。《休宁范氏族谱》“祀礼”中具体规定：祭祀尤当严谨,     

徽州封建礼仪的实质

宋以后的徽州,奉行朱熹所制《家礼》,婚冠丧祭都是遵行文公家礼。直至民国,徽州的礼节还是以朱熹的《家礼》作为依据,渗透于各个家庭。《茗洲吴氏家典》一书就是根据《家礼》,结合本宗族的情况,规定了冠婚丧祭的礼节。作为子孙后代遵行的法典。《休宁范氏族谱》“祀礼”中具体规定：祭祀尤当严谨,     

元代朱熹《家礼》论略

朱熹《家礼》在中国礼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相比于《家礼》在宋代和明代的清晰轨迹,元代的《家礼》传播和影响并不为学者重视。但细究起来,如果没有经过元代特殊社会环境的发酵,《家礼》无法由私家之礼演变为国家之礼。本文试图在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考察《家礼》的传播和汉人士庶的服膺情况,勾勒宋明之间《家礼》流传和发展的过程,分析《家礼》逐渐成为"国礼"的深层原因。     

崔锡鼎的《礼记类编》研究——以家礼观为中心

在17世纪的朝鲜,学者们对礼学表现出了很大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在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时代,从批判的角度来对礼学进行重新分析却不是易事。因为这意味着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朝鲜儒者崔锡鼎（1646—1711）对儒学经典《礼记》的研究以及对其的注释书——《礼记类编》是基于对以前研究的怀疑以及力图恢复经典的原意而创作的经典著述类书籍。崔锡鼎的《礼记类编》不只是一部经典注释书,而是试图恢复《礼记》的原本而做的重新编排和构成。全书由18卷5册构成,主要分为《家礼》、《邦国礼》、《学礼》、《吉礼》、《凶礼》、《嘉礼》、《宾礼》等。他认为家礼不仅指的是冠婚丧祭的仪礼,它是修身齐家的一部分。为了修身,君子必须要具备相应的道德品性,这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礼节规范。     

礼乐制度与楚汉辞赋的演变

刘熙载说"楚辞,赋之《乐》;汉赋,赋之《礼》",其中隐蕴着礼乐制度与楚汉辞赋的演变,耐人寻味。从制度的层面考虑,楚辞的"赋乐"源自礼乐崩坏的历史背景,与楚乐的糅合肌质相关,呈现出"因情制礼"的思想;汉赋的"赋礼",开启的是礼乐争辉的时代格局,并决定于王朝制度下的赋家身份,而彰显其"以礼防情"的意旨。从文本的书写来看,楚辞的"喻乐"与汉赋的"赞礼",形成了由娱神到娱人、由声情到辞术、由忧政到敷政的三重演变。汉魏以降,"赋乐"观的归复,又与赋家身份与文体批评的转向有着紧密的关联。     

以书为礼:明代士大夫的书籍之交

依据《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结合其他史料,探讨明代士大夫间以书为礼现象,发现:第一,以书为礼是明代士大夫日常交往的普遍行为:赠书者多为中上层士人;所赠书以家刻本和官书为主;以书为礼是双向的,体现了礼尚往来的原则。第二,明代士大夫普遍以书为礼的主要原因有:受传统上诗文、图书赠送的影响;明代中期以后出版业发达,刻印图书更方便;书是雅礼之一,符合士大夫对礼物的期待;明代历日颁发制度导致赠送历日成为特权阶层联络感情甚至贿赂的普遍选择。第三,明代中期以后以书为礼现象产生了异化:一方面,代表雅礼的书帕徒有其名,书帕仪(金)才是礼物的真正内容;另一方面,官场上赠送的书帕本往往是些校勘不精、质量低劣的图书。考察明代以书为礼现象,有助于拓展和加深对传统文献学的认识。     

朱子《家礼》与道德建设

朱子《家礼》是继儒家《仪礼》之后影响古代社会生活最大的一部礼书。它的内容和思想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包括道德教育、道德情感、道德发展、道德继承和道德规范等方面，仍然有着值得借鉴的意义。     

论朱熹与李侗的师生关系

朱熹一生所拜求过的老师很多,其中从学于李侗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李侗将朱熹引领到“道学”的正确轨道上来,改变了他的学术方向,为他以后创立庞大的以“理”为中心的理学思想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朱熹师事李侗也具有学术思想史、哲学史的意义。     

论李侗在朱子理学创立中的作用与影响

李侗作为朱熹继承道统的最重要老师,在教导朱熹的过程中,以满腹的义理之见和极富魅力的人格感召,传授下一脉相承的理学之源,为朱熹集成理学的伟大事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同时,他那独特鲜有、澄心默坐的授受方法,还为朱熹及其后学的义理研求,另辟了全新的思考路径。     

朱熹与漳州官私刻书

宋元时期的漳州刻书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其中所涉人和事大多与朱熹学派有关,二是以个人之力刻书最多的就是大儒朱熹。由此可知,朱熹任漳州知府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漳州地区的图书出版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易何为而作：朱子论《周易》的成书过程

“《易》何为而作”为易学史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尝试从朱子论《周易》的成书过程,分析朱子从伏羲画卦、文王周公重卦和作卦爻辞到孔子作十翼论证朱子所主张的作《易》目的是如何得以实现的。“易本卜筮之书”是朱子一以贯之的对“易何为而作”这一问题的回答。此论断构成朱子全部易学诠释工作的基础,集宋易之大成的朱子易学体系只有藉此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     

对朱子理气“一元 ”“二元”争论的看法

在朱子学研究领域,“一元”与“二元”的争论由来已久。钱穆虽然提出了“理气一体浑成”的理论,但并没有解决这一纷争。中国传统思想中只有“元”或“一元”的理念,而且其中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根本就没有如西方一般的“一元论”与“二元论’’对立的思维。朱子虽然一再强调理气不杂、理在气先,但说到底不是为了真的分疏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的问题,而是为了相对于“气”而突显“理”的优先属性。因此,绝对不能说朱子学是二元论,即便说朱子学是一元论,也应做好概念分疏,以免用西方学术语言“肢解”朱子学。就此而言,钱穆的“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确实对朱子学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有所见地。     

《诗集传》义理解诗之得失

朱熹《诗集传》乃集诗经宋学之大成,其书博采众家,且多用文学观点释诗论诗,然朱子为理学集大成者,其解诗仍以义理为核心。笔者认为其义理解诗有得亦有失,呈现出复杂性。     

朱熹蜀汉正统论

朱熹不光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位见解深刻、思想独特的史论家。在朱熹之前,以陈寿《三国志》为代表,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一脉始终占据三国正统史观的主流,至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完整系统的阐述自己的正统观念,这种局面才开始慢慢被打破,逐渐动摇甚至取代了魏正统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后来很多史学文学作品也受到影响而洋溢着尊刘抑曹倾向,如郝经的《续后汉书》和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     

从《中庸章句》引注看朱熹经典诠释的原则

《中庸章句》共引注9家24处,含汉魏古注和宋儒之注。朱熹秉持公正的经学观、正视汉魏经学功绩并予以合理评述;其善集注家之长,引郑玄、王肃注多聚焦章句训诂和简明解语。引程子注最多,但未标明是程颢或程颐,有和会二程之意注经的做法;引注多出自《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二程集·中庸解》撰者实为吕大临,朱引程子注不出于此。朱熹对杨时、游酢、侯仲良学养多有嘉许,但因他们解《中庸》杂糅佛老思想、偏离圣人学说,故引注数量偏少。朱熹熟识张载作品且在心理上钦慕其学说、又高度评价吕大临所解《中庸》,故关学代表引注比例较大,彰显其超越学派之分、褒贬有别的治学精神。朱熹释经理学色彩较浓,但未囿于当时义理解经思潮,呈兼顾文本之义、作者原意和读者所悟之意的多维诠释视野。     

试论朱熹对《中庸》的“发现”与“重构”

朱熹对《中庸》的创造性解释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坚持以“平常”、“合理性”解“中庸”，摒除了宋代禅学影响所造成的儒学的神秘化倾向，承诺了儒学的可理解性；其二，对《中庸》全文篇章结构的确定，使之具备经典所必备的文脉理路；其三，以“理”解经，对全文作出理学式的清理。     

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朱子学于13世纪中叶传人越南。在陈朝（1225—1400）,它是以反佛教的面貌受到越南士人的重视,并通过教育和科举在贫民百姓中传播。黎朝（1428～1784）初,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在越南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时,越南出现了一批朱子学者,推动了越南朱子学的发展。阮朝前期（1802—1885）,越南有许多朱子学研究著作出版,仍保持兴盛的势头。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朱子学开始衰落。600多年间,朱子学对越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