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迄今为止主要有三个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个性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家社会事业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科学(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年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那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品还主要停留在个性研究的层面上,彼此之间没有统一的联系,构不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但这个学科却不是通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联系在一起的,而是由国家领导机关通过政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它构成的是国家社会事业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的组织,是通过科学(学术)研究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开始发展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是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性表现在:无"我"、无"理",而有"道"(整体性),体现了科学研究(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特征。     

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宏观思考

日本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媒介和桥梁，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起着引发和启示的作用。两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有着高度的相通和相似性，但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的不同，两国文学的发展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推动力：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推动力主要来自文学外部的社会政治；日本现代文学的基本的推动力则主要来自文学内部的矛盾运动。由于两国作家的处境和立场的不同，两国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总体上说，日本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引人注目、触目显眼的，但又多是外在的、暂时的和局部的，而不是深刻的和本质的     

鲁迅、赵树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鲁迅和赵树理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领军人物,但二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都扮演了克里斯玛的形象。鲁迅是创世性的文化英雄,使得陷入困境的文化重新恢复了活力和创造性;赵树理是道德恒守者,弥合了传统美德和现代美德之间的罅隙。这种差异是源自于二人写作重心的差异,鲁迅坚持作者重心型写作,赵树理则恪守读者重心型写作。     

中国现代文学:它的存在就是它的意义——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包括四个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它的存在就是它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事实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文学理念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有"我"的文学史,而不是无"我"的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由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构成的一个时空结构。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不但超越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政治革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而且超越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翻案文学史观。这种双重超越,是一种终极性的超越,是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身本质的回归。他把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存在本身视为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而且是不假外求的。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透露出一种至大至刚之气。     

论方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方修是马华新文学史研究的著名专家和前驱者，同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成就，他最早站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高度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揭示了它的开放性，辐射力以及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巨大影响，另外，他也收集，整理了大批中国现代作家在马华文坛的活动史料，使人们得以全面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原貌，他的研究成就，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历来只重视中国大陆的局限，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恢复了中国现代文学原本具有的开放性质和丰富内涵。     

新怨恨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发现

重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发现怨恨是其最基本的现代性体验模式。继刘小枫在神学与社会学学科以及王一川在近代中国文学领域的研究之后,笔者将怨恨题域引入和推进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研究中。怨恨的发明并不在于舍勒,无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存在有多少,但其深层的核心母题是怨恨,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与外国文化中的怨恨有着很大不同,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怨恨则有着很大的渊源关系,然而自鲁迅开创了现代怨恨主题后,中国文学的怨恨已经具有很多不同于古代的现代性特征。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理想情愫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想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动因,而在浪漫主义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促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但也制约了它的进一步提高。本文选取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废名和沈从文六人的作品进行考察,事实表明作家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总是处于矛盾的对立统一中,在对立统一中演绎了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诸种可能。     

百年师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传统

北京师范大学已走过120年历史,中文学科始终伴随着北师大的征程。中国现代文学是奠定北师大学术影响的一个重镇。梁启超、马裕藻、黎锦熙等近代学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一众新文学先驱共同奠定了北师大深沉厚重、镕古铸今的人文传统。改革开放之初,李何林再创北师大现代文学学科的新局面,王富仁等对“李何林鲁迅研究”的继承与发展,铸就了新时期北师大现代文学研究的又一个高峰。百多年来,北师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传统悠久、极富特色、在全国乃至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形成了以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多文体研究并行,注重作家作品研究与史料建设,强调文学研究的当下价值等多重特点。北师大现代文学的学术传统,既有得天独厚的文学资源与思想资源,同时蕴含着先贤名师沉稳内敛、开拓进取的师大精神,彰显着中文学科的人文情怀,见证着北师大百年的荣光和艰辛,承载着中华民族百年的思想演进和时代风尚。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前瞻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在前所未有的更大规模上 ,逐步地形成和不断地扩展 ,并迅速地发展成一门颇为显著的学科。“文革”浩劫结束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在广阔的中外文化比较的基点上走向深入和宽广 ,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收获。如何站在更高的境界上审视本世纪初以来那一段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历程 ,为今天提供思想与审美的参照 ,如何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研究一以贯之 ,是我们走向 2 1世纪所必须进行的工程。     

原型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原型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提供了操作便利、实践性强的具体方法，而且可为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的关系这一学术界备受关注的课题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鲁迅对于日本的意义——以"竹内鲁迅"为中心

本文以在日本影响最大的“竹内鲁迅”为中心,讨论日本在传播和研究鲁迅的过程中,是如何对鲁迅进行多重解读,从而不仅将鲁迅定位为中国近代文学的起点,同时也将“鲁迅的问题”,即中国面对世界化和近代化的问题,转化为日本自身“同构”而“异质”的问题进入讨论。     

思的转换与诗的错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经验”的一种言说

中国现代文学“经验”亟待于我们的认识和新的理论阐释。现代文学“经验”是在两个彼此交集的方向上获取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思的转换和诗的错位,二者间的复杂关系主导了这些“经验”的生成。文章以鲁迅、沈从文和汪曾祺三人为例,对现代文学经验的复杂性进一步做出具体阐释。将中国现代作家的“经验”呈现出来,与其说是一种“启示”,毋宁说是对本土话语的尊重。     

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召唤

抒情性(诗性)是中国现代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从鲁迅的《故乡》、《社戏》、《在酒楼上》、《伤逝》。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到沈从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等作品。构成了一个“现代抒情小说”(或称“诗化小说”)的谱系，并且达到了现代小说的最高水平。“诗化小说研究书系”的出版，使以“建立中国现代诗学”为目的的“学本体研究”计划迈出了实施的第一步，或许中国社会、思想化的外部条件总是不利于这样的研究，它的被忽略、孤寂、边缘化，至少还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但也正因为如此，它的意义与价值才又是不可否认与抹煞的。     

中国现代文论对文学发生的探讨及理论价值

受康德、席勒美学思想的影响,以王国维、鲁迅和朱光潜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论家对＂艺术起源于游戏＂的学说产生了浓厚的理论兴趣,他们或将这一学说用于阐明、理解文学的本性,或将之用于分析、解读文学的现象,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现代文论的理论视野。现代文论家对游戏说的言说和发挥,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重写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以建国后“鲁迅研究”为例

从1985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开始,关于"重写文学史"的研究日渐高涨,在这一潮流的冲击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得到了刺激性的发展,而以鲁迅研究最为突出。本文旨在通过"重写文学史"潮流中鲁迅研究的实例,来反思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方向,为"重写"这一永不终结的命题做个简单的梳理。     

鲁迅与近代改良主义文学

本文以鲁迅对近代改良主义文学的评价为线索,梳理鲁迅在文学观念和艺术创作方面对近代改良主义文学的继承和批判。我们发现,鲁迅在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揭露现实社会的弊端,以改造国民性为中心的文艺观念和借鉴外域文化方面,深受近代改良主义文学的影响。同时鲁迅对改良主义文学的崇儒复古非常失望,给予了中肯的批判。     

现代文学史观几种建构理念的评析

现代文学史观是现代文学史编写的灵魂,决定着文学史著的品格。在近年来现代文学史观的诸多建构理念中,朱德发的"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唐金海的"文学史观的‘长河意识’和‘博物馆意识’"、关纪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以及当前提出的"民国机制"民国文学史"等是其间产生较大影响、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梳理评判这些建构理念有助于合理认知当前研究的新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治史理念研讨交流的深化。     

鲁迅与董秋芳的交游及弱势民族文学译介考察

董秋芳与鲁迅交游良久,深受鲁迅的关心与支持。在鲁迅的影响下,董秋芳走上了译介弱势民族文学的道路,为现代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国读者了解俄国、挪威、波兰、印度乃至拉美国家的文学作品提供了重要途径。     

现代语境下文学本体思考的演进

“文学”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中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变化过程。清末民初出现了从各种学术路径探讨文学本体的思路,对文学本体进行细致辨析的要推刘师培、章太炎、青年鲁迅等,晚清学者在学术转型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在世界学术格局中的定位进行深度思考。晚清到五四,先后经过数代学人的努力,人们对“文”和“文学”是什么这类根本问题的现代性追问日渐深入。随着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和壮大,在现代民族国家文化教育制度建设的过程中,现代文学文学观念逐步成熟起来。中国文学由此从古典走向现代,从士人走向民众,从传统之附庸走向独立自足和兼容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