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时期对研究帝制的特别作用

1、1449年7月30;缘起 本书所要述及的一切皆始于1449年7月30日这天,事情过去约十五年后,在《英宗实录》中作了记载: “是日(据报告),蒙古人按预定日期分多路入侵。也先侵大同地区,右参将吴浩与之战于猫儿庄,但随后阵亡。脱脱不花可汗侵辽东。阿拉知院侵宣府地区并围困赤城。另有别将浸甘州地区。各地守军将帅登上要塞城堡严阵以待。接到此报告,即讨论了御驾亲征一事。” 此次讨论的结果是决定皇帝英宗(明朝第六位君主朱祈镇的庙号)将亲率军队抗击入侵者,其异母弟弟朱祈钰留守京都。一月过后,明军在土木堡全军溃败,皇帝被俘。为了不使瓦剌以皇帝为人质相要挟,明朝迅速将成王推上帝位,一年后英宗获释还朝,但被他弟弟(谥号景帝)软禁起来,因为景帝不愿放弃自己的新帝位。新帝力图确立自己的皇位继承体系,但他只统治了七年多,便在一次政变中被废黜,其兄则重登皇帝宝座。     

兵部尚书及其它

《石灰吟》的作者于谦(1398——1457),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明朝爱国将领。这是《语文》初中第三册的注释,语不甚详。史述:明英宗朱祁镇正统治时(1439——1449)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赋税加重,徭役频繁,富贫两极分化。“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于谦升任兵部尚书,拥立景帝,反对南迁,并调集军队,守卫北京,击退了瓦刺军侵扰,战功卓著。后来,徐有贞、石亨等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于谦在朱明皇室内兄弟争位夺权的倾轧中,被害身死。     

《中国历史》教学线索表解(续)

线索时间:1368年～1644年,共276年。世系:太祖(朱元璋)、惠帝(朱允炆)、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景帝>)、英宗(朱祁镇复位)、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载垕)、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熹宗(朱由校)、恩宗(亦作毅宗朱由检)。     

近十年书院改制研究述评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始自唐代,历经千年发展,至清末内忧外患的时局之下,被一纸诏令改制为学堂,嘎然亡于盛势.改制后,书院虽成为历史,其精神却始终未曾被遗忘.时隔不久,胡适在南京东南大学演讲时就感叹"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1].而近年来,随着书院热的兴起,书院改制也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枚乘卒年与枚皋生年新考

枚乘约于文帝后元七年与或景帝前元元年去吴游梁,景帝后元元年返回淮阴,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卒,时年约七十三岁;枚皋生于景帝前元元年（前156）,武帝建元二年上书梁共王后为郎,建元四年获罪后逃亡长安,元光元年（前134年）遇赦,并上书自荐,以赋才为郎。     

试析于谦悲剧之必然性

作为明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于谦的悲剧性结局一直令人关注。这出悲剧有其形成的必然性。首先,于谦无意中被牵进明皇室内部太后、英宗、景帝之间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中难以自解。其次,于谦才华横溢、功高盖世且又品格高洁,难免遭人忌恨。此外,他本人性格中又确实存在一些重大的缺陷,如刚烈有余,婉转不足;恃才傲物、刚愎自用等,人为地将一些同僚推向对立面,使自己孤立起来,最终酿成了这出人间悲剧。     

宋代定朔计算精度分析

定朔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梳理了宋代历法中定朔推步的过程,严格按照历法术文将《纪元历》等11部历法的定朔算法编写成计算机程序,并计算出各部历法行用期间的所有定朔时刻,与定朔的真实值相比较,得出各部历法推算定朔的客观精度.使用古今两种观点对历法的精度进行分析,得到在古人眼中各部历法定朔的计算精度.利用周期函数法分析定朔误差的来源,得到各历法的经朔误差.     

略论北宋英宗时代的濮议之争

濮议之争是北宋英宗治平年间发生的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大臣们之间为议定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而进行的一场争论。其实不然,这场争论持续了18个月,而英宗也仅在位四年。因此,这场争论对英宗当时及其后的宋朝政治和朝政局势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系到了北宋中后期统治的稳定与否。     

王翱烧文书训孙

王翱是明朝英宗皇帝的吏部尚书,是当时有名的贤臣。他一生勤勉、正直,襟怀坦白,为朝廷办了许多大事。为了表彰王翱,英宗打算给他更多的封赏。主管赏罚的官员对英宗说:“王尚书憎恶奢侈豪华,多赏钱财对他也没有什么用。依臣之见,不如赐给他的子孙一个功名,也算是对功臣后代的勉励吧。”英宗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便点头同意了。第二天,英宗皇帝传下圣旨,加封王翱的第二个孙子为监生。监     

北狩南宫之后明英宗心理变化之初探

有明一代,计十六帝。英宗朱祁镇之生平,可谓九曲十折,诡譎纷呈。论及传奇,除太祖朱元璋之外,无帝可与之相比。待及"夺门",重执权柄。复位后的英宗,较之诸前,已历经沧桑,心理上的变化不可不谓巨大且复杂,非一般帝王或寻常百姓可感同身受。基此,拟对北狩、南宫之后英宗复杂的心理举动进行探析,并从其念情感恩、人性之仁、老练成熟、自尊自卑四个方面进行逐一探讨,言辞浅析间,力图勾勒出一幅复杂而真实的英宗画像。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明清之际一个普通士人的人生际遇——王崇简生平与出处

王崇简在明朝灭亡之前考取进士,未及授官,李自成军队便进入北京,遂携家眷流寓南方,两年后返回北京。自顺治初年授官后,仕途顺遂,康熙初年以原官致仕。可以说,在明亡前夕,王崇简虽然参加复社,对时局感悲不已,但并没有抱定"君亡与亡"的决心;清军入关后,他南奔避祸,期望南明政权恢复旧土,但无望而北返,也无意隐居埋名,最终投效清廷,荣宠备至。     

明成祖安南政策的双重性

中国古代的对外交流,在永乐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明成祖朱棣继承明初对外友好的外交宗旨,积极进取,与安南（越南北部）等周边国家保持和睦的、巩固的宗藩关系。但是,由于安南胡朝建立后对明朝边境多次侵扰等原因,明成祖出兵征讨安南,推翻了胡朝政权,把安南变为中国的一个省。关于明成祖对安南的一系列政策,学界已有许多不同评价。事实上,明成祖的安南政策具有明显双重性,应该分为两个不同部分来理解：反击安南侵略;占领、统治安南。     

论《隋炀帝艳史》在隋唐小说演变中的价值

《隋炀帝艳史》在隋唐系列小说的演变中有其独特的价值,极大地推动了隋唐系列小说的发展和完善。首先,大量选材于唐宋传奇作品,改变了以往作品在选材时对正史的简单摘录。其次,作品的内在审美性得到加强,注重对人物独特心理的描述和景物描写,又将诗词大量引入作品,使隋唐系列小说摆脱了以往演义小说创作中实录精神的束缚。     

武当山玄天上帝神系概述（续）

武当山是“北极真武玄天上帝”的得道圣地。武当山的各大道教宫观,奉祀的主神为玄天上帝,其从神系统庞大而复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武当山古建筑群,是服务于玄天上帝神系的。武当山玄天上帝等神祗的奉神状况专题非常重要,它是武当文化的一个侧面。     

论元和末、长庆初白居易之精神裂变

白居易由忠州返京的具体时间为元和十五年四月初。元和末长庆初,白居易的精神处于矛盾的两极状态:既获得了诸多快意、欣慰的补偿,又难免陷于焦虑、失落的境地。白居易毅然辞谢中书舍人一职而请求外任的原因在于朝政乖舛及其忠而不用。《忠州刺史谢上表》与《杭州刺史谢上表》真实地展现了元和末、长庆初白居易欲振起又主动放弃的心路历程。白居易由兼济而独善的真正起始时间应以自请出刺杭州为分界线。     

衡水一绝:侯店毛笔

“毛笔之乡”衡水侯店村 ,其制作毛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永乐二年 ,清代 ,侯店笔匠开始到北京、天津等地开设毛笔作坊。光绪年间 ,侯店人所开“文魁堂”的毛笔受到了光绪帝的称赞 ,侯店人制作的毛笔遂成了“宫廷御笔” ,以后历久不衰。因此 ,侯店毛笔被誉为“衡水一绝”     

《旗亭记》版本初探

《旗亭记》为乾隆年间文学家金兆燕所作,该传奇的文学艺术性和舞台效果,在当时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扬帅I盐运使卢见曾参与了修改工作,并且为其题写序言,从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发现了五种不同的版本。这五个版本的正文内容、编排体例以及眉评等都有不同,从对几个不同版本的比较分析可知,收藏于北图、标注“清乾隆二十四年卢氏雅雨堂刻本”的版本是最早的。     

庾信不是最后一任洛州刺史

庾信于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出使西魏,后梁灭亡,被迫仕周,历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洛州刺史、司宗中大夫等职。宣政元年,古洛州改为商州,庾信该年正好回长安任司宗中大夫,故而有人认为庾信是洛州最后一任刺史。在理顺庾信仕北后期任职顺序的前提下,发现庾信离任后,萧圆肃于宣政元年曾担任过洛州刺史,进而得出庾信并非为洛州最后一任刺史。     

清代北京的科举考试

清朝是由满族建立起来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既延续了明朝的科举制度,又结束了科举制度。清代北京的科举制度大致和明朝相同,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即对八旗,特别是满族八旗和蒙古八旗尤其关照。在顺天府乡试名额中,人数很少的满族却和人数众多的汉族相等,而且考试要求很低。鉴于顺天府的特殊地位,顺天府乡试第一场试题由皇帝钦定,后两场试题也要经皇帝同意,顺治和乾隆甚至亲自规定顺天府乡试生员取中名额。清朝北京的科举考试虽然培养了一批人才,但由于科举制度的僵化,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随着清廷废除科举制度诏令的颁布,其被最终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