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的人生观

在郭沫若研究中,尽管郭沫若思想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对于伦理思想却很少涉及,至于郭沫若的人生观更少有人问津。阐明郭沫若的人生观,我以为对于了解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和创作尤有重要意义。一让我们首先对郭沫若人生观的发展作一鸟瞰。少年时代,郭沫若已不自觉地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这时的认识是不确定的、有矛盾的。他时而说:“我已久存厌世心”(《澡堂狂吟》)“人生到处须行乐”(《三月十四日暮同友人游园作》),时而说:     

郭沫若泛神论思想摭议

郭沫若早年深受泛神论思想的影响。他多次说他在年青的时候,对于人生问题搞不通,一个时期相信泛神论,“或者可以说我本来有泛神论的倾向”,因此,在其初期诗歌创作中,泛神论思想是很浓厚的。他的《女神》、《星空》等诗集对此有明显而强烈的反映。例如:     

开一代诗风——论郭沫若《女神》的社会主义因素

郭沫若是伟大的诗人,他的《女神》具有划时代意义也是早就为人们所肯定的。一九二四年闻一多就曾说过:“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时代的精神,有人说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孝子。”(《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先生从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两方面肯定了《女神》的重大成就,尤其高度称赞了《女神》的时代精神。但是闻一多先生还未能对作品中最先进的思想内容,即社会主义因素作出应有的评价。郭沫若在《女神》的序诗中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我除了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女神》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所以我把她公开了。”这里所说的“我是无产阶级者”,“我     

郭沫若创作艺术探源——郭沫若与《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1928年,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说:“林译小说中对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影响的,是Scoff的《Ivanhoe》(《艾凡赫》),他译成《撒喀逊劫后英雄略》。这书后来我读过英文,他的误译和省略处虽很不少,但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给我了。我     

“谁信风流张敞笔,曾鸣悲愤谢翱楼。”——郁达夫散文综论之一

一郁达夫,名文,达夫是他的字。一八九六年十二月生,浙江富阳县人。郭沫若说:“他的故乡富阳是风光明媚的地方,……达夫是生在这样地方的人,我相信他的诗文清丽是受了这种客观环境的影响。”少年时代,他就涉猎了不少古典文学作品,也写了许多歌颂家乡山水的旧体诗。一九一三年九月,到日本求学;一九一八年秋,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这期间阅读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和政治、哲学著作。一九二一年七月,与郭沫若、     

关于“戎马书生”的补充

上海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上正言同志的《鲁迅和郭沫若的两枚同名印章》一文向读者报告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鲁迅和郭沫若不约而同地有过“戎马书生”的称号,并且都以此四字刻过印章。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佳话。该文说:“郭沫若仿鲁迅以‘戎马书生’自喻,不正是他们‘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的又一证明吗?”我想对此作点补充:郭沫若的“戎马书生”的徽号,原是革命先烈孙炳文同志奉赠的,郭沫若欣然接受。郭老《怀亡友》诗写道:     

忧愤其骨 赤子其心——谈鲁迅的诗歌

我在《论鲁迅的抒情散文》一文中说:“本质上富有极高的抒情诗人气质的鲁迅,时代使他成了喜剧家,他以讽刺幽默的笑声,来‘撕破人生无价值的东西’,而讽刺,在鲁迅看来,正是‘喜剧变简的一支流’。”然而鲁迅还是写了诗,正如郭沫若说:“偶有所作,每臻绝唱。”(《鲁迅诗稿·序》)他的各体诗歌共61题,     

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不是“为艺术而艺术”

很长时期以来,不少的文学评论者和《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划分为“五四”后中国新文坛的两大派,即“人生派”与“艺术派”。都认为“创造社”的主要代表人物郭沫若前期的文艺思想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是“艺术至上派”或“艺术无目的论”者。然而郭沫若本人却不同意这样的评论。早在一九二八年他就明确地表示过:“我不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一九四一年他又进一步说:“前些年辰我们有     

郭沫若幼年“步蟾宫”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 少年时代在家乡私塾读书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了“钓鱼”二字,要求学生用对句的形式进行回答。年仅六岁的郭沫若,忽然想起不久前看过的木偶戏《杨香打虎》,便脱口对道:“打虎”。老师见他年龄很小,竞能对得出奇,心里就特别高兴。后来,老师见到他父亲,称赞地说:“这孩子出口不凡,将来必成大器。”     

郭沫若文艺散文简论

郭沫若文艺散文,数量尽管不多,但却是“五四”以来我国散文园地里的艺术珍品。早在三十年代中期,阿英同志在编选《现代十六家小品》时,就已经把郭沫若算作一“家”而加以推崇。他在《“郭沫若小品”序》中说:郭沫若以“一代的不朽之作,而激起小品文运动的大的狂浪,予以不少的推动力。现在的青年读者,未读郭沫若小品的人,大概是没有的吧。”其影响之大,于此可以想见。本文对郭沫若文艺散文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试作一简论。     

老舍的儿童观和教育观

老舍先生称自己为“写家”,不说“作家”,还称自己为“文牛”。实际上,这是他的一种人生观。纵观他的一生,不论是办教育,还是当作家,都围绕着一个大问题——怎样做人。在儿童教育上,他有一套独特的思想,既是针对自己的孩子的,也是泛指所有的孩子的,算是他的教育思想吧,细想起来,有以下八条:一、“木匠说”老舍先生曾写过一篇叫做《艺术与木匠》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作文艺写家,我决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作木匠、瓦匠,或作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这是一种反传统的教育…     

论沈从文创作的思想追求

沈从文是“五四”以后的一位重要思想启蒙家。他立足于湘西的社会现实,观照中华民族的整个思想状况,提出了“民族精神的重造”这一历史课题。他在《阿金》一文中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就是他的“重造”的基本内容。围绕着“重造”这一总课题,他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三三(《三三》)、翠翠(《边城》)、夭夭(《长河》)、阿黑(《阿黑小史》)等,他们既未被封建文化所毒害,又未被现代     

王安石人才学思想浅议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比较进步的政治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人才学家。郭沫若对他评价很高,说:“我对于王安石是怀抱着一种崇敬的念头的,实际上他是一位大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很难得找到可以和他比配的人。他有政见,有魄力,而最难得的是他是比较以人民为本位的人。”(郭沫若《历史人物·序》)     

郭沫若初期的艺术功利观

郭沫若初期的艺术功利观,表现比较复杂,因而也受到了不少的批评。二十年代,文学研究会批评他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三十年代初,鲁迅在回顾创造社初期的文学主张时,也说:“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重自我,崇拜创作……与同时上海韵文学研究会相对立。”(《上海文艺之一瞥》)直到茅盾逝世前写的回忆录中,还认为郭沫若当时有“唯美主义的观点”(《回忆录》·五)。如何评价郭沫若初期的艺术观,如何认识鲁迅、茅盾对他的批评,对于我们研究郭沫若初期的文艺思想是有一定意义的。     

试解“沙鸥翔集”与“或异二者之为”

语文教材对《岳阳楼记》的“翔集”作注道:“时而飞翔,时而停歇。集,栖止,鸟停息在树上。”“群鸟在木上也。”(《说文》)这是“集”的本意。它引申义为聚集、会合,如     

你知道这些笔名的来历吗?

鲁迅——一九一八年四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作者署名“鲁迅”,这是周树人第一次使用这个笔名。一九二0年底,他曾向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许寿裳解释过笔名的来历:(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乳名文豹。郭沫若是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人,他曾对日本留学时的同学范允藏说过:“我的名字‘沫若’是由我故乡的两条河沫水和若水合拢来的。”     

请来曹丞相 批判“三突出”——谈话剧《蔡文姬》的人物形象

郭沫若同志说,他创作话剧《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曹操翻案”。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演出此剧的时候,他老人家一边看,一边流泪,非常激动地对曹禺同志说:“《蔡文姬》我是用心血写出的,蔡文姬就是我。”现在,对于《蔡》剧的主题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为曹操翻案,有的认为是蔡文姬“重睹芳华”,还有的则认为是表现民族团结,等等。这些意见谁对谁不对,谁更接     

怎样指导小孩子求学

为什么要求学 陈鹤琴说,小孩子要求学,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做父母与教师的首先应当明确,为什么要小孩子求学呢? 一鸣在少年时代,曾经和父亲有过这样一次谈心。他对父亲说:“我已经立志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人生如果不能为人民服务,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陈鹤琴说:“一鸣,这话很对,我培养你从小学做人,现在我可以放心了。”     

论公孙龙“白马非马”中的逻辑思想

在中国思想史上,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的命题(其著有《白马论》,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出于此)有相当的影响。对于他自己的这一得意命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龙之所以为名者,乃以白马之论尔”(《公孙龙子长笺》)。如果说“白马是马”,人们一目了然,可是说“白马非马”却容易让人产生异议。     

孔子关于人的品格的辩证思想

孔子是一位有着积极人生观和独特个性特征的思想家。《论语·述而》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是一个思想深邃、举止文雅、态度和顺的长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饭疏食,饮(白)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他在长期的讲学和从政活动中仁智兼备,成为了一名渊博的学者,但他仍“学不厌,而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