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国尉太尉考辨

太尉是否为秦官一直存在争论,而邦尉一职也不见于文献记载,然而新公布的太尉与邦尉封泥却说明这两个职官在秦时的存在。太尉与邦尉的职掌应该都与军事密切相关,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它们是国家的最高军事长官。太尉与邦尉在秦灭六国前都已经存在,因此二者应该是两种不同的职务．而不是一种职务的不同名称。     

秦汉的诸生与政治

秦汉时期的“诸生”是习儒而未仕者的泛称 ,包括经师的门徒、弟子和官学的郡国生徒、太学生、鸿都学士等。诸生是秦汉时期参预政治的基本群众。在秦和西汉初 ,诸生不仅是博士和经师学术上的继承人 ,而且是他们政治上的助手。东汉中期以后 ,由于政治黑暗 ,诸生对政治也逐渐由配合转为批判 ,进而在党锢之祸中与宦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诸生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具有依违其间的特性 ,因而每当有重大政治变动时 ,往往就会发生分裂     

秦汉时期市场的多层级性

由于人口增加、政区的变化、旧城的发展、统治疆域的扩大以及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秦汉时期的市场呈现多层级发展趋势。京畿市场、区域性市场、郡县市场和农村集市各具特色 ,满足了各个阶层的需要。     

秦汉儿童健康问题

秦汉时期初生婴儿的死亡率比较高，基于神秘主义信仰的民间礼俗，也导致“生子不举”和弃婴现象的频繁发生。从《日书》一类数术文献遗存中看到的对子女健康前景的关心，也反映了儿童健康问题是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当时的法律对残疾婴儿的生存权不予保护，体现了社会生命意识的觉醒尚在初步，但是同时也说明社会更为关注人口质量问题。“小儿医”的进步，也是中国传统医学迈上新的阶梯的学术迹象之一。     

论秦汉的律与令

律令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律形式。自商鞅改法为律以来，国家颁布的法律形式主要是律。秦汉律既规范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又设定刑事惩罚制度。秦令是王或皇帝的指示。在本质上属最高行政命令。汉代的诏即相当于秦代的令，而汉令这种法律形式的形成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汉初国家将令分为甲、乙、丙三类，《令甲》的内容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与刑制规范，《令乙》的内容主要是对官吏行为的规范，《令丙》的内容包括讯系程序和对平民这类主体违法行为的规范。魏晋以后律令两种法律形式所规范的范围和作用才彻底分开。     

秦汉时期监察制度的变迁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形成于秦汉时期,它奠定了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监察制度的基础。御史监察系统方面,御史大夫领导下的御史府行使中央最高监察权,西汉末期交由御史中丞掌管。地方上,秦朝的监郡御史、汉朝的刺史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员,成效显著。与此同时,以谏议大夫、中大夫等为代表的言官规谏系统确立并起到一定的监察作用。西汉时期,我国最早的系统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和《六条问事》出现,开始了监察制度法律化的进程。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虽不完善,但它强化了皇权,对后世影响深远。     

周秦之变与秦汉文学--秦汉文学研究专题之一

本文分别论述周秦之变对秦代文学和汉代文学的影响，并由此指出它在周汉文学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秦汉财务审计制度的发展

秦汉时期是我国传统财务审计发展的重要时期。本文根据文献和考古材料 ,并结合现代审计学的有关理论 ,对秦汉财务审计制度发展的原因、表现以及它在这一时期的动态演进过程 ,作了初步的阐释。     

秦汉"刀笔吏"考

秦汉史书中,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多次提及“刀笔吏”,然而学界似乎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可以看到的关于“刀笔吏”的文章甚至于字眼都极其少。对于这个一直出现于历代史籍中乃至今天还有人用的称谓进行考究显然是很有必要的。“刀笔吏”最早见于《史记·萧相国世家》所记:萧相国“于秦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就以秦汉时代,这个“刀笔吏”源起时代为时限,对“刀笔吏”问题中几个重要的方面进行初步考述,以就教于学界。     

秦汉时期司法的残酷性

秦汉时期司法领域的大屠杀事件层出不穷,共有67起。这些司法性大屠杀事件有着鲜明的特点：时间上,存在两个发生的高峰期。级别管辖上,司法性大屠杀多由中央司法机关所为。性质上,大肆株连,处刑苦毒。主客体方面,司法性大屠杀的危险主要来自君主,受害者主要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引起司法性大屠杀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三：专制集权制度的不成熟、不完善,政府的执政能力低下以及法家重刑主义思想的遗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