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兄弟》的作者究竟是谁?

新闻名篇《西瓜兄弟》的作者究竟是谁?二十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王匡,一说是解清。王匡同志在新华通讯社,解清是黎辛同志的笔名,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如果今天这些新闻界的老战士尚健在时我们还不把史实澄清,后人就更难分出真伪了。因此,我认为应该为《西瓜兄弟》的作者正名。认为《西瓜兄弟》的作者是王匡的,远的不说,近者可见1983年由复旦大学新闻系主编的《新闻学词典》。它在《通讯特写选》这一词条中说到该书收了“王匡的《西瓜兄弟》”。查阅这本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1961年编辑的《通讯特写选》,在第122页上,《西瓜兄弟》一文的作者的确为     

我和王匡的《西瓜兄弟》情谊

近年和王匡同志见面,他总说起拙作《西瓜兄弟》,说得如此认真、诚恳,使我感动。《西瓜兄弟》这篇短通讯,是我在战争年代写的,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有些报刊在刊载此文时,把作者误标为“王匡”,使他感到不安。其实,1947年9月25日,中央广播电台广播此文时,广播员说得很清楚,作者是“解清”,“解清”是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时用的笔名,它是取解放日报和当时报社驻地清凉山的第一个字组成的。写《西瓜兄弟》是45年前的事了,如果不是王匡     

对比式结构：通讯结构的形式讲座之五

对比式通讯结构常常是双线平列,或明暗结合,经过穿插描写,使事物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反差,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采用这种结构形式写成的通讯名篇有解清的《西瓜兄弟》（新华社中原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５日电）、潘非的《人狗之间》（１９５９年２月３日《人民日报》和吴学标的《会计伢嫌我的油壶小》（１９８０年７月４日《湖北日报》以及孔祥君、崔中文的《大老齐成了“香饽饽”》（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０日《辽宁日报》）等等。 《西瓜兄弟》的作者随军路过淮阳县李楼村时,听到群众中间流传着“西瓜兄弟”不同遭遇…     

怎样采写新闻小故事

什么叫新闻小故事?顾名思义,它是新闻和小故事相融其间,寓新闻于小故事之中的一种报道形式。它的特点有三:一是短小精悍,常见的有四五百字、六七百字成篇的;二是有故事情节;三是新闻性强。它写真人真事,不容虚构、夸大和合理想象,内容要确保真实性。新闻小故事,靠故事情节取胜。当年的名篇《西瓜兄弟》,之所以写得生动感人,就在于此。随军记者王匡1947年10月间路过淮阳     

含蓄更具魅力

从审美的角度看，东方人对于含蓄有更多的偏好。新闻并不排斥含蓄，相反含蓄可能使新闻更具魅力。“准确、鲜明、生动”是新闻的特点。但是，一切特点都不是死套子，相反，运用特点必须“反常合道”，方可使特点表现得更易为人所接受。“准确、鲜明、生动”与“含蓄”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含蓄之中可以准确地表达观点，含蓄之中能够鲜明地显示态度，含蓄之中得以生动地传递爱憎。解放战争中王匡写的《西瓜兄弟》，没有正面说我军如何强大，仅末尾一句：“队伍还是肩并肩地往南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这就既含蓄，又形象有力地表达了记…     

面向群众

今年2月22日和9月18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王匡同志曾經对羊城晚报的編委作过两次談話。現在,本刊征得王匡同志的同意,由羊城晚报編輯部根据他的談話記录整理成这篇文章,在这里发表。     

把新闻故事写得精彩些

提起新闻故事,我们不能不想到我国军事新闻史上的两个名篇：《西瓜兄弟》和《桌上的表》。前者写解放战争时期淮阳县李楼村有以种西瓜为生的李姓兄弟,瓜熟季节,国民党的军队路过李老大的瓜地,把地里的西瓜风卷残云般抢光了;20天后,一支解放军的部队路过李老二的瓜地,地里的西瓜一个也没少。本来担心自己的瓜地也要像老大那样遭殃的老二,见此情景后,热情地把西瓜送到解放军战士手中,可就是没人肯接。     

烘托——新闻写作方法漫谈

新闻写作有一种烘托手法,也就是把两个相反的事物或一个事物相反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描写、叙述,使作者的主旨在烘托中更加鲜明的展现出来。这种手法能在对比中揭示鞭挞丑与恶;能在映衬中歌颂弘扬善与美。1947年10月15日,新华社中原电讯《西瓜兄弟》就是采用烘托手法写成的一篇范文。这篇优秀作品是这样叙述的:记者随军路过淮阳县李楼村时,听到群众间流传着西瓜的故事。当地有李姓西瓜兄弟两人,每年每人种亩把好西瓜,这方圆一二十里地内,也只有他们兄     

莫以文小而不为

时下,报界提倡写短文之风日甚。一些“豆腐块”、“火柴盒”受到了编辑的重视,也深受读者的钟爱。然而,短文小稿因其小却被一些作者小觑,受到了冷落。不愿意写“小”或者不肯下功夫写“小”的情况,仍然存在。 有些同志认为,小稿件、小事情,反映不出重大的思想内容,不值得写。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对的。首先,这是因为生活中的许多小事情,往往是小中见大,能说明重要的问题。水珠虽微,却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钻石虽小,亦能穿韧透坚,说的就是小中有大这个哲理。《西瓜兄弟》的故事小吧,《等一等炊事员》亦不是大事,然而这些小事情里面却蕴含     

编后记

这期刊载了胡乔木同志的一篇讲话,特向大家推荐。要开展编辑学的研究,要在大学中开设编辑专业,都是乔木同志首先提出的。本刊创刊号上就曾刊载了乔木同志《关于编辑学和在大学试办编辑专业》的一封信。本刊创刊后,乔木同志一直是经常翻阅的。这次讲话,又提到了本刊。这对本刊的编者、作者、读者都是极大的鼓舞。这期还转载了卢嘉锡先生的文章。作为著名科学家,在百忙之中,卢嘉锡先生还十分关注科技刊物的工作,并提出了他的看法。这是值得我们编辑同人学习的。卢嘉锡先生的文章原发表在《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上,我们转载,也是对兄弟刊物的创办表示祝贺和相互支持。有些兄弟刊物由于新办,或专业的面     

黎辛—《西瓜兄弟》的“父亲”

大约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就读过那篇名扬中外的《西瓜兄弟》,没想到在这篇战地通讯诞生整整51年的时候,我有幸见到了它的作者——1947年跟随刘邓大军的新华社记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黎辛,一个从延安走来的老报人。78岁高龄的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了一件件鲜为人知的往事:     

邓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话》

第一次接触邓拓同志生前总喜欢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我给《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是被你们逼着上马的。你们真有一股磨劲儿。”确实,我们当时那股磨劲儿,也真够邓拓同志受的。按我们自己的行话来说,对有的作者,就是要抓住不放。邓拓同志就是被我们抓住不放的一个。当他还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时候,在我们组稿作者的名单上,邓拓同志的名字就列在前面。很多作者都被编辑部的同志一个个“攻”下来了,唯独邓拓同志,因为他太忙,却始终没有得到合适的机会。     

在《中央日报》的一次斗争

今年立秋过后,一个周末的早晨,南京清凉山公园扫叶楼上,迎来了十几位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员工。聚会的主持人是解放前打入《中央日报》的地下党员李廉同志(现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们一边品茶,一边回忆当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中央日报》开展斗争的往事。 1948年底,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中央日报》迁往台湾,南京只留一下一个应付门面的摊子。李廉遵照地下党的指示,继续留在南京,团结职工,保护器材,迎接解放。 1949年初,台湾《中央日报》突然派来要员,演出了一场“西瓜席”的丑剧。这位要员带来一筐台湾西瓜,说是请大家品尝台湾风味,以示“慰劳”。大家心里明白,此时此刻,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在“西瓜席”上,“要员”吐露真情,说他奉命而来,要“借用”汽车、轮     

新闻写作引入理性分析

话题和主题的组合,是新闻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新闻写作必须是事实的报道,先要抓到一个新闻事件,也就是话题,然后才能透过新闻事件表现主题。从《西瓜兄弟》、《上海严寒》到《三块弹片作“遗产”》、     

从所谓“信息新闻”谈开去——与宋志耀同志的几点商榷

读了宋志耀同志《怎样写“信息新闻”》一文(见《新闻知识》1986年第5期),感到有值得商榷之处。这里不惴浅陋,提出个人的一些浅见,并就教于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志。(一)宋文提出丁“信息新闻”这个概念,言外之意,是说世界上还存在着“非信息新闻”。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作者在《也谈信息与新闻     

编辑与学界的情谊——编辑工作掇忆

前些日子，中华书局编辑祝安顺同志，把中华书局近期出版的两本书送交我，说：“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提到您，因此交给您，请看看。”我一看，原来是陈星同志所著的《说不尽的李叔同》和《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陈星同志是一位中年学者，现任杭州师范学院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教授，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理事长。他在这两本书的后记中提及，祝安顺同志曾约他为中华书局写一本关于弘一大师与丰子恺交往方面的书，     

求实 求真:关于电视纪录片的一点思考

过去的两年,我们创作了两部纪录片,一部是文献纪录片《俞秀松》,另一部是文化纪录片《周家三兄弟》。《俞秀松》获得了浙江省优秀电视作品一等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周家三兄弟》浙江省优秀电视一等奖、中国优秀对外电视节目“彩桥奖”一等奖。作为作者,在这两部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积累了一点粗略的感性认识,那便是电视纪录片务必求实、求真。一、求实纪录片的本质功能是真实地纪录客观的人和事,它主要反映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主流。可以说,一部纪录片就是一个时期一个地区某个阶层人们生活的缩影。它的这种厚重的历史感,…     

读萨书,如读萨苏

一般人写书自称一般是"我",江湖一点的说"兄弟我",生活气息浓的人说"咱"或者"俺","三俗"一点的说"藕",而这位《北京段子》的作者则自称一个单字"萨",还连带出了萨爹、萨娘……不过是自称别具一格,《北京段子》里的各色人等也往往有颇为异样乃至意外的别号,比如东四派出所的"梁     

重读《塞上行》

《塞上行》是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范长江新闻文集》中的一部。是作者继《中国的西北角》后,于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三七年春所写通讯和文章的结集。除去前面三篇短文,都是在当年晋绥陕甘各省考察的“行纪”,其中《忆西蒙》占去大量篇幅,而在当时影响最大的首推《陕北之行》和《西北近影》两组文章。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周恩来同志在西安第一次见到范长江同志的时候就说:“我     

深化编辑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出版发行研究》创刊五周年了,初创伊始,正是编辑学研究勃兴之际。各家立说,各抒己见,见仁见智,可谓百花齐放。五年来,《出版发行研究》与兄弟刊物一道,推动和促进了编辑学的研究。时值今日,不少同志倡言,要深化编辑学的研究,就此而思,似有同感。我认为,重视经验材料的发掘和整理,是深化编辑学研究的题中之意。任何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赖以立论的基础是经验材料。罗竹风同志在为《书籍编辑学简论》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从建国以来编辑工作的实践中,抽引出其中大量带有规律性的经验,加以提炼、发挥,这就是编辑学的基础。”多年来,有关出版、编辑工作研究的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