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参政会的成立看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兼谈国民参政会的局限性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国民政府创造民主气氛，进行民主抗战的体现。它的成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和抗战政策的变化，顺应了广大人民抗日的政治愿望，推动了抗战的进程。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国民参政会成立不久便表现出了极大的局限性，原本能作为反映民意、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代表机构，却成为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一个无职无权的民意咨询机关。     

试论抗战初期国民参政会的积极作用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通过翔实的史料,公正、客观地揭示国民参政会,在抗战初期的积极作用,对推动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大有裨益。     

抗战期间的国民参政会述评

国民参政会从1938年成立到1948年结束,共召开四届十三次会议,其中在抗日战争中召开了十一次会议。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的积极争取下实现的。参政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成立的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机关,在成立之初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到后期却变成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宣传内战破坏团结的御用工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反腐败斗争的历史考察——以国民参政会为视角

抗战时期,为澄清吏治以保证抗战的胜利进行,国民政府大力"整饬官常,刷新吏治",成立了对惩治腐败具有监督作用的国民参政会。国民政府惩治腐败的制度建设和运作,对遏抑贪污、惩治腐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确实惩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违纪的军官将佐,一度使国民政府的吏治有所改观,这对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效用。但国民参政会毕竟是咨询机关,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这就限制了其反腐败作用的发挥。     

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的倒孔活动——兼论傅斯年的政治思想

193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内的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参政会存在期间,傅斯年作为参政员和驻会委员,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政治信念的驱使,力图消除政治弊端,积极行使质询权,最终将劣迹斑斑的孔祥熙赶下了政治舞台。     

论国民参政会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走向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有助于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政体,实行政权的有限开放。各党各派围绕抗战、民主、团结而提出的提、议案,成为制衡国民党、维护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各党派围绕参政会所进行的斗争及其策略导致了国共力量的消长,并最终发展为联合政府运动。     

论抗战时期的傅斯年:以国民参政会为中心

抗战爆发后,傅斯年参加了国民政府组织的国民参政会,并在其中热心活动。具体来讲,分为关注内政问题,积极提出议案;认真行使质询权,敢于仗义执言;为促成国共和谈,奔波于国共之间。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的言行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面前对救国救民理想的不懈追求。     

浅析国民政府抗战初期的抗日路线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38年武汉保卫战结束，是中国八年抗战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执行了一条较为积极“努力的”抗日路线，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和环境因素，因而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正义性。抗战中后期，由于国民党抗日路线的逆转，这种全面性和正义性也随之发生质变。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武汉的难民救济工作探析

在抗战初期,国土沦丧,大批的难民跟随国民政府涌向武汉．使武汉人口陡增至一百五十余万。庞大的难民潮不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上升为政治问题。国民政府作为当时的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济难民措施．这些措施富有时代的特色,在抗战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国民政府的根本性质决定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政治动员、政治参与、政党形象: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形象嬗变——基于国民参政会的观察

近代中日之间的国力悬殊决定了国民党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政治动员才能抵御日本入侵。扩大政治参与是政治动员的有效途径,国民参政会正是其因应抗战局势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国民参政会的紧密合作使两党政治形象均得到积极提升;其后,由于国民党既无法满足各政治参与力量的愿景,又无法改变自身顽疾,使国民参政会在形塑国民党政治形象过程中的努力大打折扣,而中共在国民参政会提出的一系列诉求逐渐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其政治形象得到极大提升。国民参政会在国共两党形象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证明了在近代中国,执政者在面临权威与权力双重危机情况下进行变革的困局,也使中共革命胜利的意义更加彰显。     

林森与国民参政会

林森是国民党元老之一,自1931年12月起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直至1943年8月逝世。在他参加的国务活动中,出席国民参政会并发表训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林森身为国民参政会的倡导者之一,早在1932年他就力主召开国民参政会。1938年他在武汉主持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促使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同年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这一条例;林森作为国民参政会的积极引导者,曾多次亲临会场致开幕训词。他关于国民参政会的历次讲话明确指出了国民参政会的性质、任务与工作方法,其特点是高举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旗帜、对抗日战争有比较科学的认识、强调团结抗日、具有世界战略眼光。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包容了各抗日党派的代表,在林森关于国民参政会的历次讲话中找不到任何公开指责、批评共产党的言辞,由此也可看出他与此相关的一些政治态度。     

全面抗战时期关于法币的谣言及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

全面抗战时期,关于法币的谣言层出不穷,不仅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和法币信用危机,而且频繁引发市场恐慌,对抗战经济体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战时关于法币的谣言,内容主要涉及法币贬值、外汇平准以及发行流通券、大钞券、新币等。其长期肆虐的原因,就传播主体而言,日伪的“谣言攻势”、投机者的推波助澜和民众有关法币知识的落后是三大重要因素;就传播客体而言,与法币在战时的重要性和通货膨胀背景下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国民政府认识到关于法币的谣言广泛传播的危害,采取了一些防控措施,力图辟谣止谣,但总体上属于被动性应付举动,成效欠佳。因法币贬值、物价上涨等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在无法逆转的通货膨胀趋势面前,谣言与事实之间界限不明、变动不居,民众倾向于信谣传谣,使法币的价值和信用逐步贬损,并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     

对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精神动员的历史考察（1928～1937）

全面抗战前,作为抗战准备的重要内容,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进行抗战精神动员。抗战精神动员既包括在教育、宣传、文学艺术等方面弘扬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种种努力,也包括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动员的全面展开。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精神动员激扬了爱国热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对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种作用的发挥。     

论制度变迁视野中的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为了团结国内民众和各种政治力量而成立的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准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的成立为各种政治力量参与国家政治过程提供了一个平台,是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创新。但是由于国民参政会本身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使其参政议政的作用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李大钊与国民大会运动

国民大会运动是李大钊等领导的新兴左翼进步势力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它为国会的重新召集、王宠惠内阁的推出创造了条件。同时,李大钊等人也积累了经验,为发动更广泛的进步运动奠定了基础。     

从鸦片战争看清政府国防教育的驰废

近代中国国防教育驰废,国防力量空虚,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挟持坚船利炮的入侵面前不堪一击,不能抵抗外来侵略、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中国开始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所以,清政府国防教育驰废,国防观念淡薄,是近代中国在反抗外敌入侵中屡战屡败,备受欺凌和侮辱的重要原因之一。     

抗战背景下近代民族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以1937年汉冶萍公司应募抗战救国公债为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国民政府为了筹措战时军费,发行了救国公债。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汉冶萍公司作为重要的矿业公司亦积极应募,并适时成立劝募机构。但时局维艰,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采取的对重要工矿企业的搬迁、军管等政策与措施,使汉冶萍公司在应募活动中出现诸多困难与问题。汉冶萍公司最终克服困难积极应对救国公债的募捐问题,既体现了近代民族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与公益义务,也说明近代企业的命运多舛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     

国民政府县财政政策演变述论

国民政府县财政政策主要着眼于政治发展,以国家财政系统变迁为线索,以筹划税收配合县政、推动自治事业为政策目标。国民政府通过县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逐渐打开了县政黑幕,将其权力触角下沉到基层社会。不过,国民政府县财政政策的演变仍然是以国家政治为归依,而非地方自治理念。政策绩效受货币政策影响甚大,自抗战后期县财政政策逐渐走入死胡同,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泥潭,所谓自治财政政策最终变质为摊派政策。     

孙中山的国民大会设计

孙中山对其独创的国民大会之构想与制度,散见于各相关著作与演讲稿中,就其零散的论述整合、研究,最大限度地还原中山对国民大会主张之原貌,分析影响孙中山关于国民大会设计的有关因素。     

越南国会改革的原因、措施及其借鉴意义

越南作为当今世界仅有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自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进展迅速。其中国会改革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国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政治成本,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分析越南国会改革的原因、采取的措施,对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