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悲剧中的儒学因素

王莽改革失败的心理原因主要是崇儒，治国方针受到儒家理想的严重影响。西汉儒学的特别之处是儒学与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说、谶纬说相结合，使西汉儒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王莽是西汉儒学的实践者，他的成功在于他对儒学的身体力行，他的失败在于对儒学的笃信而失去了清醒的头脑。     

论当代中国政治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年来,儒学在其强劲复兴的过程中,呈现出从心性儒学不断走向政治儒学的明显趋向。面对西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公民社会等现代性政治理论,儒家开始根植传统,立足中国现实,重新建构出儒家新王道论、儒家社会主义和儒家民主政治论等系统而多元的政治儒学。如果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够从政治儒学之中取长补短,切实增强自己的理论说服力和现实活力,那么将不仅可以促进政治儒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也可以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儒家的修身养性及其对现代社会的积极作用

东西方的学问大不同,前者是明智之学,后者则是爱智之学。明智者追求做人,爱智者追求真理。正是出于这个特征,儒学也被称作"人学"。儒家在低估神学的同时,很注意挖掘人的深层潜能,对天人关系给予人文主义的理解,坚信"民之欲,天必从之"。以儒学为代表的修身养性与发源于希腊的形而上学,各擅人文精神之一个侧面。     

对儒家思想未来发展的定位思考——评梁漱溟的儒学复兴州

梁漱溟作为早期现代新儒家的领军代表人物，通过三种文化意欲观，既比较了不同类型的文化，又发掘了中国传统儒学的内在价值，从而得出了儒学必将复兴的结论。站在整个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立场上，解析了梁漱溟儒学复兴论的思路，主要分析了他这一论断实现的契机和现实的困境。     

民胞物与——儒家生态学的源和流

儒学关注人类与宇宙的内在联系,更具有天人和谐的特点,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特点。它认为,成为有人性的人,就要超越人类自己;这是儒家生态学的基础所在。人性的扩展将包容所有形式的生命。最终,仁在儒家传统里就成了生态学,因为用张载的话说,这就是民胞物与。     

从儒学的宗教性看儒家的主体性思想及其现时代意义

关于儒学是否宗教以及儒学的宗教性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儒学发展史上量重大的事件之一。而儒学的宗教性问题，归根到底是个存有论问题，是儒学的存有的终极性和层次性问题。它同儒家主体性思想的关联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局于本体论层面的，主要表现在自我转化的终极性与存有的终极性、自我转化的无尽性与存有的层次性、自我超越的内在性与存有的终极性的内在关联上。这些关联一方面使儒家的主体性思想呈现出超越于西方主体性思想的面貌，从而对近代西方主体性学说的某些弊端有某种对治功能；另一方面，又使传统儒家的主体性思想总具有某些严重的局限，如“太过立体性”、“太过理想主义”以及社会归属的偏狭性等。相信当代儒家在同西方世界的积极对话中定能开展出一个更为健全的、具有普世性质的主体性学说来。     

再谈儒家伦理的普世化问题

普世伦理意指未来全球人类普遍能够接受的伦理观。儒家的伦理哲学旨在处理好三种关系：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人自身与思想的关系。儒家伦理既适用于一切生活领域、一切家庭团体、一切种族、国家和宗教，也照顾到了全人类各个方面的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因而具备了普世伦理的基本条件。儒家伦理经东方儒学化圈各国的现代转换发展，已在更高层次上获得复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化正在走向世界，儒家伦理中蕴涵的普世伦理，必然在世界现代化中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并终将造福全人类。     

儒家教育思想的发展及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回首望古,儒家教育思想作为儒学之精髓,自形成到发展至今,经历着近五千年的起起伏伏。西方世界也从未停止对中国儒家思想的研究和探索。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儒家教育思想重燃生机,在其深远影响下,现代教育应取传统之精华,去传统之糟粕,推动人类教育的发展。     

儒家教学思想的人学批判

儒家学说自汉代以来便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由思想理论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其中蕴涵的人学观念深刻影响着我国现实的学校教学生活。本文拟从人学的角度对儒家教学思想予以审视和剖析。     

试论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反思

杜维明视儒家传统为轴心文明核心价值的一种,并对儒家传统进行理性反思,从语言文字、社会科学、现实政治及价值观四个方面来揭示当前儒学研究面临的障碍。同时对西方著名学者列文森有关儒学＂博物馆化＂的论断审慎思考后得出结论,认为列文森并不是要完全否认儒家文化的价值,而是以一种为儒学命运担忧的情怀错误地理解了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杜维明试图为其纠偏,从而反思儒学第三期的发展前景与儒学新人文主义的价值关怀。     

论早期玄学中儒学人性论的线索

儒学除了其系统的宇宙观之外,其独特的人性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先秦诸子谈论人性,都比较简单。到了汉代,学者们研究人性开始复杂,通过对人性的求真、求善、求美的研究,进而研究“古今之变,”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研究其“成败兴坏之理(”《汉书.司马迁传)》。到了魏晋玄学时,人性论却为之一变,但是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不难发现,玄学与儒学的人性论却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以说自春秋、战国以后的秦汉四百多年间的儒家思想原创力不足,但其人性论在整个思想史上的历史意义却很大,它不仅承前而且还启后。     

试论"儒家社群主义"何以可能——从社群主义与儒家"自我观"比较的角度

儒学进行现代性转型应当利用现代西方社会的资源,社群主义便是其中的一种。儒家可以利用之以创造出一种儒学的现代形态——儒家式社群主义。自我观是社群主义与儒家的第一原则。根据对自我观的核心概念即自我、社群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我们发现社群主义与儒家在自我观的基本逻辑结构上具有一致性。这是笔者对儒家何以能够利用社群主义的资源以及儒家社群主义何以可能的问题的尝试性回答的关键。     

儒家治理理论浅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选择是由一国人民根据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做出的决定。创新和弘扬治理理念,必须要扎根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儒学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之一,儒家治理思想以人性论、民本论、中庸观为理论基石。其中,人性论是其哲学依据;民本论是其核心价值;中庸观是其思维方法。系统把握这三大理论基石,批判的继承和发展儒家治理思想,对于当前中国推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     

成中英对儒学知识论的现代诠释

成中英用知识与道德的统一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通过对孔子之＂知＂与朱子之＂理＂的分析,成中英认为,儒家认知之学是儒家道德哲学的基础,儒家道德哲学又反过来促进了认知之学的开拓,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德性与知识的互存、知识与道德的互用,以及两者相互贯通发展的可能。通过强调知识与道德的互基互用,成中英把儒学知识论上升到了与儒家道德哲学同等重要的本体论的高度,赋予了儒家认知之学新的思想内涵,也代表了儒学在现时代发展的＂道问学＂趋向,体现了人文理想与知识理性的统一。     

荀子道德论新探

荀子的道德论迥异于孔孟道德思想。荀子在拓展儒家道德思想广度并把道德制度化的同时,也把他律道德推向了极致,而没有为自律道德留下应有的空间,致使道德修为完全依凭外在因素方为可能。其偏失在于对道德主体性意识的弱化和冻结致使儒家自我完善和自我成就意义上的道德践履蹈空,最终置自身于困境。荀子的“歧出”不在于他的现实主义转向,也不完全归因于他的性恶论辩难,而应问责于他对儒家主体自律性道德的颠覆。     

论杜诗体现的儒家"仁"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至唐代,儒学获得了较大发展。杜甫便是出身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并以儒家者流自居,自小苦读儒家经典,奉行儒家的思想道德。其诗歌亦主要体现了儒家文化内涵。本文就杜诗中所体现的儒家“仁”的文化内涵及其现代意义进行分析。     

顺阳范氏家学学风考述

基于魏晋南朝时期的儒学衰微与经学不振,尤其是魏晋尚虚浮华、通达悖礼等时风对儒学的冲击,顺阳范氏整个家族自觉于儒学的振兴与经学的昌明,以其独特的家世经学与笃厚的经学信仰独行于玄、佛日盛的世俗。世代儒业的顺阳范氏在家传经学（家学）、学有专长的基础上,以儒家伦常一以贯之而又综通群籍,从而形成了迥异于这一时代的崇儒尚经与博学多通之家学学风。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发展的错综复杂性

无论从思想还是从学术层面而言,儒学在魏晋仍然具有无可置辩的话语霸权,因此儒家诗学也毫无疑问成为影响魏晋诗学的主要元素。汉儒关于诗歌美刺的社会功能、比兴讽谏的艺术特征、情志合一的生成理论、崇尚雅颂的审美蕲向都对魏晋诗学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随着儒学的式微、玄学的勃兴、佛教本土化的完成,逐步形成了魏晋儒玄释三家并峙的文化格局,从而使经学与诗学的发展也具有不平衡性,或经学衰微,以儒学为底色的诗学比较兴盛;或经学繁荣,而以儒学为底色的诗学又处于退隐状态。只有西晋初期经学与诗学的发展呈现出相对的同步性。     

浅论汉代谶纬

谶纬是汉代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是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阴阳五行来解释经学而产生。谶纬盛行是与经学自身的发展分不开的,它与汉代儒生的社会地位有关,又是“学随术变”的必然。在特定的环境中,谶纬被一些人用作王权争夺的工具。王权们不断改造谶纬的功能,使谶纬限制王权的积极功能减弱,加上学者对谶纬的怀疑批判和古文经的突起,导致谶纬逐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