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研究论纲--对村治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尝试性揭示

本文通过回溯“村治”历史 ,重释“村治”概念 ,力图构架作为一种可能性研究范式的“村治”论域 ,即以关照农村社会公共权力为主线 ,广泛辐射农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诸方面的综合性研究。在此定义域内 ,本文对当前我国的村治研究作了分层面评述 ,并对确立村治研究范式的方法与步骤作了初步设想。     

流动人口的边缘性与村治秩序的震荡--以鄂西灵村为例

本文通过对个案村的描述与分析,指出贫困山区的流动人口在挣脱土地和乡土规则的束缚之后,并未融入新的生活秩序之中,反而在异地处于边缘性的境地.这种无序的经历内化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中,铸建成反秩序的行为"规则”.当他们回流后,这种"规则”进入乡村,冲击原有的规则体系.而目前的村级治理对此束手无策,从而导致村治秩序的震荡.笔者最后指出,只有将外出务工带来的利益期望内部化,将人口流动制度化、规范化,才能实现村治秩序的重构.     

20世纪30年代村治思潮的转向——以《村治月刊》为中心的考察

《村治月刊》由“村治派”于1920年代末创办,旨在推动以农村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并从“村治”逐级达到“国治”,在全国引发村治运动思潮。《村治月刊》最初吕振羽负责编辑,随后梁漱溟担任主编,并将刊物改名为《村治》半月刊。《村治月刊》的更名并非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人事变动,这背后昭示着一个社会思潮与组织演变的序列。村治思潮经历了由激进到保守的转向,其间所蕴藏的各种命题亦是193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面临传统与西方抉择时的写照。作为该刊物的组织筹办机构,村治月刊社不但是一个弘扬村治建设、挽救社会困局的组织,各种人物以一致目标交织活动于其间;而且它还是一个由多元话语形构起来的群落,“民主”“科学”“传统”等思想在其中碰撞与交锋,附丽于“村治”这一具象化又颇有深意的符号之内。     

乡村善治之路：治村精英与制度的耦合——基于山西省L村的分析

善治是乡村治理的终极目标与使命。在中国政治场域下,治村精英与制度都是乡村治理中的关键要素,但实践中治村精英却总是与制度形成相互制约与掣肘的局面。然而,要达到村庄善治,治村精英与制度之间必须“和谐相处”。采用个案分析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通过剖析山西省L村的乡村治理实践,描述了L村如何摆脱了治村精英与制度之间的张力惯性,形成两者之间耦合。具体而言,就是在“强精英—强制度”组合下治村精英主动创设“党员、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拓展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并依靠这一制度实现了精英向制度化权威转换,获得了村民支持,提升村庄的治理绩效。最终,L村以治村精英与制度的耦合营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村善治。     

股份合作制崛起中的村治模式转换——以广东省万丰村为个案

本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分析了由于股份合作制的崛起,导致村治模式的重要变化,其主要特点为：（１）社区行政型的现代法人团体;（２）党村企一体化的领导体制;（３）能人主导－大众参与的治理结构。随着具有“草根性”的股份合作制的规范化,村治模式呈现出三种发展趋向,一是社区行政型法人团体向更具有自主性的现代法人团体转变;二是党村企一体化领导体制向社区和公司相对独立的体制转变;三是人治性的能人治理向制度化民主化治理转变     

村治过程中的宗族协商治理

时至今日,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范式被应用到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我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农村宗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治理的进程。在认识和了解协商治理和宗族的基础上探究如何实现村治过程中协商治理与宗族的有机结合,即充分挖掘宗族协商治理功能的发挥,并阐明二者结合的现实意义,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村治过程中的宗族--对赣、皖10个村治理状况的一项综合分析

按西方主流理论,宗族作为“原始组织”,将为“人工创立的社会组织”所取代,但在近20年来我国农村宗族却出现了复兴的新情况。本根据对10个村治理状况的深度观察,从日常生活、村庄、行政村和村际关系等层面分析了宗族对村治的实际影响。指出,宗族在村治过程中发挥着双重性的功能,一方面,提供了较好的服务与帮助,填补了若干管理真空,避免了更严重的失范和无序,而且,强族组织与宗族集体意识成了抗拒行政权力不法侵害与剥夺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宗族往往以狭隘的本族利益为归依,奉行着恃强欺弱的逻辑,并倡导男尊女卑,崇尚迷信。因此,不应简单地对宗族给以全面否定和肯定的结论。要构建农村治理的新秩序,虽然无法舍弃宗族,但是应当寻求新的资源和新的机制。     

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

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一直以分散居住的小规模散村占据主导地位.文献记载所见汉唐宋元时期北方地区的集村,是经过长期发展、扩大或官府强制合并而形成的结果;现今北方地区集村为主的乡村聚落面貌,是在清中期以后才形成的.南方地区散村向集村的发展,只是局部地区和部分村落的现象,没有普遍性.散村是传统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的原生方式,集村则是长期发展或演变的结果;传统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的总体变化趋势是立基于自然与经济需求的分散居住的原始倾向逐步被放弃,主要立基于社会、政治与文化需求的集中居住越来越成为主导性的倾向.在集村状态下,村落构成为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控制的基本单位;而在散村状态下,则以若干自然村落组成的地域区块构成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控制的基本单位.     

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

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一直以分散居住的小规模散村占据主导地位。文献记载所见汉唐宋元时期北方地区的集村,是经过长期发展、扩大或官府强制合并而形成的结果;现今北方地区集村为主的乡村聚落面貌,是在清中期以后才形成的。南方地区散村向集村的发展,只是局部地区和部分村落的现象,没有普遍性。散村是传统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的原生方式,集村则是长期发展或演变的结果;传统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的总体变化趋势是立基于自然与经济需求的分散居住的原始倾向逐步被放弃,主要立基于社会、政治与文化需求的集中居住越来越成为主导性的倾向。在集村状态下,村落构成为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控制的基本单位;而在散村状态下,则以若干自然村落组成的地域区块构成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控制的基本单位。     

行政化村治与村民外流的互动--以湖南省G村为例

本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分析了行政化村治与村民外流的互动关系.认为,(1)行政化村治对村庄经济资源的过度汲取所导致的治理型贫困是推动村民外流的重要动因;(2)村民大量外流又构成对行政化村治的强大冲击;(3)行政化村治无力消解村民外流带来的冲击,两者互动的结果可能是行政化村治的崩溃与规范型村治的构建.     

中国农村研究中的整体性和主体性——评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

贺雪峰所著<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一书,主要关注中国农村研究中的"整体性"和"主体性"问题.所谓"整体性",即提倡超越个案,通过划分区域类型来整体性地了解中国农村,以及提倡不割裂村庄各现象,通过"村治模式"来整体性地了解某具体村庄;所谓"主体性",即提倡从经验中找到中国的"真问题",拒绝以套用或修正西方理论为中国农村研究的出发点.这些无疑对于推动中国农村研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治理——权威与民主关系视角下的村治模式探索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实行后,村治精英和村民都获得了法律赋予的治理村庄的政治资源,成为决定农村治理成败的重要因素。村治精英是村民选举产生的带头人,主导村庄发展的方向,村民是实施村庄治理的决定力量,在实现村庄治理目标中发挥主体作用。本文通过对村庄治理的动态研究,从精英权威和民主参与关系的视角,探索精英主导与村民参与有机结合的村治模式。     

发现边缘人--近年来华中村治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近年来,华中村治研究渐渐发生了一些颇具深远意义的转向,他们将之前以乡村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拓展到乡村社会边缘人这一素来少为学界所关注的群体。研究者们从村庄社会秩序、乡村治理和国家治理体制等三个层面对上访农民、钉子户、乡村混混等边缘人群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剖析。这些研究已经从早期的无意识或者意识不够上升到一种明确的学术自觉,成为获得重要学术创新与突破的生长点,并可能为认识和理解中国农村,推进学术积累与传承,增进中国社会学与世界社会科学对话做出新的贡献。     

精英治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

近几年来,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精英治村呈现普遍化发展的倾向,引起人们的关注。精英治村,一方面推动了农民脱贫致富、村民自治和社会事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也出现了滥用权力、政治领导水平不高等问题。这需要引起人们关注,并妥善解决。     

精英治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

近几年来,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精英治村呈现普遍化发展的倾向,引起人们的关注。精英治村,一方面推动了农民脱贫致富、村民自治和社会事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也出现了滥用权力、政治领导水平不高等问题。这需要引起人们关注,并妥善解决。     

村治中家族势力的地位变迁

家族曾经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一直是政府乡村治理的直接和主要依托,并在各个时期显示出不同的特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今的家族已经由一个政治、经济共同体转变成以情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共同体,家族势力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继续会因多种影响而进一步衰退。家族势力从农村治理中逐渐淡出是一种历史必然。     

农村人口流动与村治的改善与提升--以河南刘村为个案

本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考察了农村人口流动对村治的影响.认为,农村人口流动有利于村治的改善.表现为(1)农村人口流动为村治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资源;(2)农村人口流动造就了新的社区精英,并对原村治格局形成一定冲击,使原村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3)大量村民外出务工带来了农村治安状况的好转和社区秩序的稳定;(4)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使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文章最后提出了在农村人口流动背景下提升村治水平的若干政策建议.     

从“好人治村”到“硬人治村”——免税后村干部角色变化及其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干部的角色特征和行为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能人治村＂、＂混混治村＂、＂恶人治村＂、＂富人治村＂等现象。村干部角色变化反映了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变迁和乡村治理逻辑的嬗变。陕西关中Z村调研发现,该地区免税以来干部角色经历了从＂好人治村＂到＂硬人治村＂的转换。＂好人治村＂主要源于该地区＂弱结构、强规范＂的村庄性质;而＂硬人治村＂不同于学界所讲的＂富人治村＂和＂能人治村＂,需要结合地方社会性质和免税后基层治理逻辑予以解读。     

小议阎锡山“村治”改革中的社会教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阎锡山在山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村治"改革运动。这一改革不仅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次面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运动。混乱的社会秩序激发起阎锡山的济国之情,他将中国式哲学思想与日本"村町制度"相结合,辅之以先进人物的帮助,推进"村治"改革,实施社会教育。其"村治"改革中的社会教育围绕"开民智"与维护政治统治展开,采取操纵与说服相结合的方法,并采用类型多样的机构作为实施媒介,整肃了山西风气,为"村治"改革提供了相对文明开化的社会环境。其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基础上的宏大社会教育观及有效的方法,对缓解中国当下社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颇有借鉴意义。     

大众传播环境与傣族文化传统的变迁——以芒市北里村为例

作为一个德宏傣族社会的缩影,大众传播环境对芒市北里村的文化和传统有着明显的影响。当前,以北里村民为代表的傣族受众处于大众传播中的弱势地位;文化记忆的传统载体逐渐让位于学校教育和大众传播,这个渐变过程也带来了人们思想和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打破了傣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为其变化提供了各种可供借鉴和模仿的模式,成为促进傣族文化传统变迁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