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过其人及其诗词

刘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今人所著各本中国文学史在讲到南宋作家时没有一本没提到他的。然而对于他的生平的介绍和对于他的作品的评价,不是说法不一就是语焉不详。下面谈一谈对一些有关问题的看法。 一、关于他的籍贯 他的籍贯在哪里各本文学史的说法很不一致。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郑本《文学史》”)说:“刘过,字改之,襄阳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以下简称“刘本《文学史》”)说:“刘过(字改之,泰和人)。”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以下简称“陆,冯《诗史》”)说:“刘过,字改之,太和(今江西泰和附近)人,一作庐陵人,更有作襄阳人者。”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文研所《文学史》”)说:“刘过,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人。”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对于刘过的籍贯,历史文献是怎样记载的呢?据《四库     

宋玉赋中巫山神女的文学史地位与影响

从社会文化、精神心理和文艺美学角度看。宋玉《高唐》、《神女》二赋中的巫山神女这一神话传说，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具有“开人神爱恋之先”、“肇梦恋文学之端”、“曲尽女性美的第一篇”三个方面的开创地位和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言》“人学”思想宏观谈

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指文学以人为对象。本文所谈的“人学”思想则是指人性、人情、人道等。西方评论家把卜迦丘(1313—1375)的《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并列,誉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曲”。人们又把乔叟(1340—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十日谈》相提,认为是人文主义的开山之作。如果说以上两部作品是西方的“人曲”那么冯梦龙(1574—1646)编撰的《三言》,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曲”之一了。这东西方“人曲”的“人学”思想,灿若明星,交相辉映。     

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的文艺美学观

<正> 在中国近代美学与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是最早热心学习和介绍西方美学,并尝试用西方美学与文学理论来评论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之一。从1902年至1912年的十年之间,他先后写下了《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具有较浓厚的西方哲学思想的美学、文艺论著,被誉为“以西洋的文学原理来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     

“风骚”并称与南北文化之关系

“风骚”并称萌芽干西汉，定型干南朝。“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屈原的《离骚》，代表《楚辞》。“风骚”并称，代表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特征的两个最早源头，影响后世深且远矣。在“风骚”精神的沾溉下，在地理环境的孕育下，南北文化中的文学、绘画、书法、舞蹈等文艺形式之风貌迥异；北方文化粗犷刚健、率真务实，呈质实之美；南方文化细腻柔婉、含蕴尚虚，显空灵之丽。南北文化之交融，自然产生新活力、新气象，从而推动文学之发展。     

当代文学评论的可喜收获——读黄伟宗《文化与文学》

黄伟宗同志的《文化与文学》,最近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文艺评论选集.正如作者在《依然故我(跋)》里所说:“近几年来,我多以文化观照文学,或以文学观照文化,所以,这册以近年作为主体的评论文章选集,取名为《文化与文学》”.我们遵循作者关于“以文化观照文学,或以文学观照文化”的指引,谈下面四个方面.一、以文化观照中国当代文学40余年的发展状态和规律.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观照——在“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一文里,作者把中国当代文学分成三个时期.从1949年10月至1965年5月为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时期,此时期的文化特点是“蜕化、苏化、北文南化——赤色文化”.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即中国当代文     

刘过其人及其诗词

刘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今人所著各本中国文学史在讲到南宋作家时没有一本没提到他的。然而对于他的生平的介绍和对于他的作品的评价,不是说法不一,就是语焉不详。下面谈一谈我对一些有关问题的看法。 一、关于他的籍贯 刘过的籍贯在哪里,各本文学史的说法很不一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郑本《文学史》”）说:“刘过,字改之,襄阳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以下简称“刘本《文学史》”）说:“刘过字改之,泰和人。”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以下简称“陆、冯《诗史》”）说:“刘过,字改之,太和（今江西泰和附近）人,一作庐陵人,更有作襄阳人者。”中国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以下     

《金瓶梅》作者新证

美国学者海托华(James R.Hightower)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一文中认为:“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划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     

读经——纵横在历史舞台

一部中国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经”的发展史。“经”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基础,造就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质与文化个性,承载并涵养着民族精神。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矣子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得其心,斯得民”“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秋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楚辞·离骚》)“风萧萧兮易水寒…     

现代诗歌教学中的情感美

“美育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和智育之手段。”(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可见美育对德、智育的重要作用。 而在众多文学欣赏材料中,唯有诗歌的效果最佳。“诗,是文学的峰顶,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艾青《诗论》)。笔者认为,现代诗歌是最直接,最有时代气     

幾社·几社·机社

“几社”是明末著名的文学社团,也带有明显的政治团体色彩。它在明末清初之际,不仅有过“抗清”的悲壮政治活动,而且其主要成员如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何刚等人。还都曾留下过不朽的诗文作品。而在“几社”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则不仅是著名的少年民族英雄,“诗亦高古罕匹”(沈德潜评语)。要之,“几社”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人们对它也并不感到陌生。 但是,现在关于它的名称的写法,却实在让人感到为难,或者简直无从下笔了。已使用简化字编排的新编《辞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等,以及繁体字与简化字并用的《汉语大词典》等权威性著作、工具书都写作“几社”;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游国恩等先生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修订本)、吴志达著《明清文学史·明代卷》(高等学     

试论李白的游仙诗

李白的游仙诗,曾为一些人所诟病。赵次公说：“白之诗多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造化哉”(《杜工部草堂记》)。直到近人一些有影响的论著仍对李白的游仙诗备加责难。有的说得比较含蓄,如陆侃如、冯沅君说：“落魄的身世,逼他走上颓废的路(《中国诗史》);有的则说得很明白,《中国文学研究》中徐嘉瑞就说“李白在齐州,曾受符符录于高天师,所以他在文学里的宗教背景,是一种荒谬绝伦的道士教(中国的下等宗教)”(《颓废派之文人李白》);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李白诗选》的《前言》,指出“无庸置疑,李白诗歌内容中也存在着…     

情趣·意象·形相的直觉——朱光潜“境界”观谈片

对于文学的审美特性,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诗论、文论),一般都着眼于从文学(诗词)的那种言近旨远,言尽意不尽的审美蕴含方面立论,所谓“兴趣”、“神韵”、“意境”或“境界”等等说法,就是对这种审美特性的一种准现象学的描述或概括。在近代以来西方美学由“自上而下”转换到“自下而上”,着力于审美活动中美感经验的分析这一背景的参照下,或“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或。移西方文化之花,接中国文化之木”从而对诗美——“境界”问题做出较深入的研究,堪称“双璧”的,当属王国维与朱光潜。王国维明确标举“境界”,将其作为概括文学审美特性的统摄性范畴,承前启后,开新风气之先,功不可没;而朱光潜在其《文艺心理学》、《诗论》等力作中,则紧紧抓住“在美感经验中我们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样”这个中心环扣,对“境界”进行了条分缕析,以近现代在西方得到长足发展的审美经验理论来观照中国文学理论,无疑提供了一个积     

论少数民族对元散曲形成和发展的贡献

元代,是国内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代。民族文化之间的大撞击、大交融,在文学上必然出现新的文学样式。散曲,这一新兴的诗歌和乐曲,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汲取“里巷之曲”和“胡夷之曲”的养分,破土而出,在元代发展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学的殿堂。它与稍后兴起的杂剧,成为一代之文学——元曲,在文学史上异彩夺目。就散曲创作而言,兄弟民族作家也不乏其人。据隋树森先生《金元散曲》辑录,有姓名可考的作家共212人,其中少数民族作家22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另外,《录鬼簿》及《录鬼簿续编》还载有十余位少数民族散曲家姓名(惜其作品今已无存)。可见,元散曲的形成、发展,兄弟民族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唐宋八大家故事之柳宗元咏驴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少时勤奋好学,13岁即有文名。文学上主张继承秦汉散文传统,文风洗练,幽邃,清澄。作品有“精裁密致,璨若珠贝”之誉,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位置。代表作有《童区寄传》、《捕蛇者说》、《渔翁》、《江雪》、《黔之驴》、《河东先生集》等。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语文教学中现代文化品格的渗透

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教会学生怎样做人。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学就注重“文道统一”的原则。荀子在《王制》篇中曾说：“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于卿相大夫。”在《大略》篇中又云：“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当然，荀子所讲的“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带有历史性的特征，他的“礼义”是符合儒家所宣扬的伦理道德观念，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文学所具有的造化人心的作用却是历时性的。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是从古代旧文学中拼杀出来的，在陶养中学生的文化品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五四”文学开始，在文化…     

“多情应笑我”别解

苏轼黄州时期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多情应笑我”一句,很多人都作倒装句“应笑我多情”讲。“多情”即“忧愁多感”、“多愁善感”。比如,徐中玉《苏东坡文集导读》(1987年巴蜀书社出版)、俞平伯《唐宋词选释》(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简编本,下)、王水照《苏轼选集》(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等都是如此。应该说这样讲不无道理:其一,黄州之谪,毕竟     

《史记》写人艺术分析

《史记》以人为纲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继《左传》、《战国策》之后,以其精湛的写人艺术、娴熟的写人技巧,成为史传文学的丰碑,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后世文学的“土壤”。     

史传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上)──文史因缘中的小说史解读

“文胜质则史”、“《诗》亡而后《春秋》作”．文史同为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与成果,其间因缘割舍难尽。中国史学之发达、重史崇史观念之浓重世所罕匹,史学堪称中国古典文明的渊薮与结晶。文化精英在长期大量纪传体历史编撰实践中约定俗成的规范系统──史传传统深受文学濡养,同时又对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嘉惠良多。薪尽火传,富含文学性的前四史及六朝正史虽为刘知几《史通》诋斥摧抑．并造成后世正史文学意味的剧衰,其叙事写人艺术却在唐人传奇小说中延伸发展。对史传传统实现创造性转化正是唐人传奇小说号为“一代之奇”、“特绝之作”,从而宣告了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独立。成败两由之,文史因缘洵为解读中国小说史的总枢机与大关键。     

疑中求“疑”

李白名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静夜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中的两个“疑”作何解?一般选本如清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现代朱东润先生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都没有替它作注,似乎“疑”很容易理解,无须作注。正因如此,不少人认为“疑”就是“怀疑”的意思。《语文学习》(94年第2期)载文说:“诗人出外奔波已久,深感时序更替之快,思乡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