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抗币与法币、伪币斗争述论

抗战期间，我党在同日、伪、顽等反动势力进行军事、政治斗争的同时，还在经济领域同其进行着激烈的金融货币斗争。抗币在这场斗争中诞生、成长、壮大，逐步建立起了良好的信誉并占据了市场，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抗区货币体系，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全面胜利发挥了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     

“十二币”的游戏

在美国西部曾流行过“十二币”的赌博游戏，据说是一位酒吧老板推出的．他把7元硬币分成两堆摆在柜台上，一堆3元，另一堆4元．然后招呼喝酒的牛仔过来赌赌手气，让牛仔也掏出5元硬币摆成了另一堆（图1）．     

晋冀鲁豫边区冀南银行币统一币制之考察

抗战时期,在冀南银行创建前夕,晋冀鲁豫边区各地金融货币市场十分混乱,严重扰乱了边区市场和金融秩序。面对极为杂乱的货币流通局面及其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边区政府通过清理各种土票杂钞和收兑根据地内各行政区发行的货币等措施,历时一年多基本废除了旧的金融秩序,建立了独立统一的冀南银行本位币市场的新金融体系。     

“三三制”和“两面派”——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晋冀鲁豫边区的政权建设,在贯彻"三三制"原则的基础上,又具有自身的历史特点和地域特色。一方面,边区政权建设在面临日伪疯狂"扫荡",中心区暂时沦为游击区时,因地制宜地转换政权建设方式,采用培植"两面派"政权的方式坚持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另一方面,为动员群众参加抗战,边区政府强调对村政权的改造,尽力将村政权改造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     

“征支纪念”币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底到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而日本右翼势力却一直竭力否认日军当年惨绝人寰的暴行,公开叫嚷“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日本政府为表彰当年上海派遣军的“功绩”而颁发的“征支纪念”币的发现,是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有力佐证.     

未成年人保护“护身”更要“护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谈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对未成年人“心”的关怀应该加强。孩子摔伤了、骨折了是看得见的，父母老师心疼，但这是短痛；孩子学坏了，关系的则是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未来。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2007年6月1日施行

6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将正式开始施行。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这部法律将成为献给孩子们最好的节日礼物——让祖国花朵健康成长。[第一段]     

《红与黑》中的“红”与“黑”

司汤达的作品《红与黑》通过主人公于连·索黑尔的个人奋斗经历,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的社会生活。从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斗争、于连的奋斗目标、思想性格、生命历程以及爱情这几个方面分析作品的题目与内容的关系。     

《左传·申之会》“堕币”考

《左传·申之会》"王使往,曰:‘属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将堕币焉。敢谢后见’"历代学者都对"堕币"及相关纪事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无共识。文章参阅了《礼记》"币"的用途,以及对《左传》"堕币"其它记述来看,"堕币"就是致送贽币,是古代两国宾主相见的礼仪。"寡君将堕币焉。敢谢后见",无非是表达了希望见面,并先以"堕币"为由头表达行相见礼的意愿。而这里的"币",则是玉帛等用作两国君主贽见的名贵礼物,而非作为祭币的一般性物品。     

“亚元区”建立初探

最优货币区理论为“欧元区”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欧元的流通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亚洲是世界人口最多的洲,也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分析了当前在亚洲建立“亚元区”的可能性以及存在的各种障碍,并据此对今后亚洲各国金融合作发展思路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渡荒述略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中枢。1942--1944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中国共产党人以人为本，采取了一系列的发展生产等自救措施，他们一方面同敌人作斗争，一方面开展生产救荒活动，通过具体的计划和救灾措施，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封锁，而且渡过了这场罕见的灾荒。这次救荒也为今后战胜灾荒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论国民党新县制与地方自治的关系

抗战时期,国民党推行的新县制是以孙中山的“县自治”学说为理论依据,主要内容是将保甲融入地方自治,健全基层组织,以强有力的保甲组织来推动地方自治。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加强了国民党在基层和农村的统治,也有利于国民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坚持抗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陆机《晋纪》考

陆机作为一代文豪,著述甚富,除大量的文学作品外,史志目录还著录了他所撰写的晋朝第一部当代史《晋纪》。但综合史料加以考辨,此书的主要作者应为束皙,而非陆机;此书的正确名称应为《晋书》,而非《晋纪》。这部纪传体的晋史之所以误作编年体的史书,也是有因可寻的。     

辑注本《启颜录》词语注释商兑

辑注本《启颜录》在校点和词语注释方面存在不少舛误。本文在校核敦煌本原卷的基础上,研读有关录文及注释,略举该书校注可商补者25条,并进行了补正。     

爱国主义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

国共两党都有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都主张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向西方学习，振兴中华，都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帝斗争，这四个方面都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并成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     

由陆机交游看西晋吴地文士的生存状态

陆机的交游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交游对象主要是以吴士为主的南人。这些吴士表现出三方面的群体特征：身份上,多为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吴地世家子弟;交往中,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具有相互提携和彼此保存的地域观念;心理上,具有普遍的吴地情结。在西晋南北地域矛盾突出的背景下,吴地文士的生存境况十分恶劣,但客观上来看,他们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     

《鹿鼎记》楔子与清初两大文字狱

《鹿鼎记》第一回“纵横钩党清流祸，峭茜风期月旦评”，作为全书的起始，引述了作者金庸的一些家族史料，主要是其先祖查继佐涉“明史”案一事，及查继佐与“大力将军”吴六奇的一段传说，而同是金庸先祖的查嗣庭也因遭受文字狱的迫害而死。唐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制造的文字狱，有案可查的就有一百七十多起，而“明史案”和“查嗣庭案”就是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两件，并都与金庸的先代有着复杂的牵连。这两桩文字狱，在《鹿鼎记》的构思过程中给了作者一定的启发。     

王安忆《长恨歌》历史叙述刍议

本围绕王安忆《长恨歌》历史叙述表现形式展开论述,指出作品中“违反历史真实”的观念被消解,表现出王安忆对历史观的解码和重新编码。使学独立于历史,还原其“第一要素”的位置。     

张王与元白新乐府创作关系考论

对于“张王”与“元白”之间新乐府创作的关系,学界或以为元白曾影响张王,或以为张王曾影响元白。这两种认识都是缺少根据的。他们的新乐府创作年代不同,各自独立,风貌各异,彼此之间并无太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