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乾嘉学者的马班异同论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马班异同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乾嘉学者从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等几个方面研究马班异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他们超越马班异同研究上抑此扬彼的局限，主张马、班并举，《史》、《汉》同列。他们在比较马班异同时，能够考虑到成书背景、著史旨趣及著史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认识更加深刻，并且其得出的结论也较客观、公允。     

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

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试论钱穆与内藤湖南对中国史的比较研究

钱穆是20世纪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史学大师;内藤湖南是日本研究中国史方面“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二人都在中国史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仔细比较后发现,二人的生平,治学之路,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对文化史的研究,对历史深度和广度的把握,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以《国史大纲》和《中国史通论》为例,比较二人治学的异同,对更好的把握历史和研究历史很有借鉴作用。     

试论华峤的史学贡献--兼论《后汉书》的价值

华峤继承了马班创设的以纪、志、传、表撰史的纪传体，所著《后汉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家后汉史中体例最完备的一部，该书不仅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而且行文“秀辞简质，叙致温雅”，为后世所取法。     

刘咸炘《汉书知意》探微

刘咸炘的《汉书知意》引证丰富,侧重从史法、义法角度论析《汉书》。在《汉书》研究方面,他不墨守成规,对相关论述予以批判,以宏观视角论《史》、《汉》之异同,并强调研读《汉书》应注重源流,具有较强的史学史意识。     

谈《诗经》与《楚辞》爱情描写之异同

从三个方面论述《诗经》与《楚辞》爱情描写之异同：一是关于爱情婚姻观念的异同；二是对爱情婚姻心理描写方法的异同；三是《诗经》与《楚辞》描写爱情婚姻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之异同。     

张承志《黑骏马》中的民俗机制

民俗机制在文学作品中具有独特作用。张承志的《黑骏马》之所以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 ,主要是民俗生活的成功描写 ,具体表现在 :(一 )有形物质民俗生活相 ;(二 )无形心意民俗生活相     

社会大学运动

社会大学有两种：一是有形的社会大学；二是无形的社会大学。社会大学运动是要把有形的社会大学普及出去，并且要给无形的社会大学一个正式的承认，使每一个人都承认这无形的社会大学之存在，随时随地随事进行学习。     

《史》《汉》类传比义

由于司马迁与班固两位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出身与遭际及各自史学才能之不同,因而《史记》和《汉书》中的相同的类传虽记述时代、内容基本相同,但评价却大为不同。表现在对西汉王朝的看法上,《史》多讥剌之辞而《汉》则代之以雍容圆滑的记述。在道德评判上,《史》往往冲破伦理道德的束缚,而根据人物的具体情况定其优劣;《汉》则自觉地以统治者的代言人自居,处处以统治者的正统思想来绳墨历史。在义利观上,《史》重利但不排斥义;《汉》则重义而轻利。《史》、《汉》类传之异鲜明地体现了两位史家的史学思想。     

《原本玉篇》与《大广益会玉篇》引《诗》体例考——兼论王先谦三家《诗》辑佚之失

南朝顾野王所撰《玉篇》经唐代孙强、北宋陈彭年等人的重新修订，题为《大广益会玉篇》流传于世。未经修改的《原本玉篇》失传已久，直至清末民初由黎庶昌、罗振玉等人从日本传回国内。二书皆保留有众多《诗经》材料，在引《诗》体例上互有异同。《大广益会玉篇》虽然大量删减《原本玉篇》中的《诗经》经文，但保留了不少注解训释，且二书所据皆以《毛诗》为主以《韩诗》为辅；《原本玉篇》引《诗》皆标明是毛家还是韩家，《大广益会玉篇》则只称为《诗》而不言何家，但可以推断为毛。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疏于辨别二书的引《诗》体例，并将二书混为一谈，通过“非毛即韩”的排除法认定《玉篇》所引之《诗》为韩，出现了一系列辑佚失误。     

《史通》所见“三史”考证

刘知栽在《史通》中经常提到“三史”,周一良先生认为这“三史”是指“旧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而非“新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他说：“徐坚《初学记》卷二一《文部·史传二》云：‘世以《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矣。’知开元中犹承六代旧习,目此三者为三史。刘子玄之作《史通》,其心目中三史亦指此三书也。”（《敦煌写本杂钞考》）并以《史通》中《叙事》篇“《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与《书事》篇“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范晔博采众书,     

《诗品》与《文心雕龙》诗学观之比较

《诗品》和《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理论著作，关于钟嵘、刘勰二人文学观的异同，中日学者争论很大。现就两人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诗歌创作自然论等方面作简要分析。     

论五经的历史思想

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三礼》和《春秋》等上古三代文献。也是后世诸子百家的共同源头。五经并非一时之作，却是与孔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它内蕴着丰富的史学思想。主要包括《周易》的历史变通思想；《尚书》的历史借鉴思想；《诗经》的天命王权学说；《三礼》的因革损益史观和《春秋》的史义史法论。这些史学思想对于后世中国文学和文学思想的发展。对于中国文学和史学思想之民族特性的形成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论撰史》与《史通》之比较

《论撰史》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史学批评的专文,《史通》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卢奇安与刘知幾生活在相差5个世纪的不同国度,但是他们二人在历史真实、史书编纂以及史家素养等基本史学理念上却有着诸多相通之处,并且都对西方与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将《论撰史》与《史通》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西方史学史上诸多理念的异同,有助于深化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     

从群像对比和事件互著中观照《晋书》的载言书事

载言和书事是史书用以记录人物言行的主要笔法,是《史》、《汉》以来用以表现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是史书中文学表征的重要体现。《晋书》的载言和书事文笔简洁,但是在人物的塑造上却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寓无形的评价于群像对比之中,同时善用互著来揭示事件的复杂性,体现了文史的融合,在众多史书里别具一格。     

《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粤传”篇目比较

本文将《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的＂南粤传＂篇目进行比较,从而考察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在治史方法上的异同。虽然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在民族观上态度迥异,但两人的治史都是沿着实证、考证、详实记载的路线发展。司马迁是史学实证的开山鼻祖,而班固则在撰写《汉书》过程中对司马迁的史学实证精神有了一定的继承和发展。     

《史记》影响下的唐宋史学与文学繁荣

唐宋时期是《史记》发扬光大的时代，俞樟华的《唐宋史记接受史》充分揭示了史记对唐宋史学和文学的影响。该论著将《史记》的接受史与学术史结合起来研究，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唐宋人接受《史记》的重心所在，唐人侧重《史记》的作文之法、文字考证、注音释义、奉为史书之首等，宋人关注《史记》编纂体例、班马异同、史记选本、人物品评等方面。《史记》不仅影响了唐宋文学作品的本身，而且还影响了唐宋文人的文学观念等，唐宋史学和文学的繁荣与《史记》的影响密不可分。     

明代《诗经》“汉学”研究论略

会议认为“汉学”盛于清世，实则在明代中叶就出现了“汉学”运动。《诗经》的复活，旨在打破朱子《诗》学的一统天下，寻求诗的原始意义。其间出现了三个流派，即尊序抑朱派、杂采汉宋派与辨正汉说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朱子《诗》学进行了冲击，为明代《诗》学带来了新生机。     

论《北史》与《魏书》之异同

众所周知,李延寿改写《北史》,其主要依据是《魏书》,所以《北史》和《魏书》两书在史料上大部分是相同的,但如果我们认真比较一下两书就会发现李延寿对《魏书》进行了很大程度上的删削和增补,所以两书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点。本文主要对两书的异同进行粗略地比较,并且重点论述其不同之处。     

齐鲁文化与两汉礼制及礼学

所谓齐鲁文化是指先秦齐国和鲁国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而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是泰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两汉时期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与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礼学”基本上都是承源于齐鲁之学。汉王朝开国伊始，鲁人叔孙通就根据儒家学说为统一的大汉帝国制定了一套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的礼仪制度，并编撰《仪品》十六篇与《汉礼器制度》，不仅奠定了有汉一代的礼制基础，而且为其后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礼制确立了基本模式。汉代的“封禅”与“明堂”制度也主要是在齐鲁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确立的。此外，汉代的《仪礼》之学、二戴《礼记》之学与《周礼》之学也都与齐鲁之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