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小说美学及其周边

梁启超的小说美学是对传统美学的突破,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性质,他的小说美学思想还推动了近代小说美学的研究,使之突入一个比较自觉的理论层面。     

著名学者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子、哀时客．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从小才华出众，被誉为神童。十七岁中举。后随其师康有为参与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在当地创办《新小说》杂志，倡导小说界革命，     

论梁启超小说理论及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在近代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所论及的主要内容有：提出了小说的总体改革方向；论述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探索了小说的内部规律。这些见解不仅在当时发挥过作用、而且对后世学也有一定的影响。本在详细分析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对现代作家作品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熔铸新理念 开辟新天地－论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的贡献

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以其对“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启动了中国写作理论的现代转型，而且以其《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这部讲授作文法之好书，为当时以及后人提供了提高写作能力的钥匙。     

梁启超的文学翻译理论探析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常被誉为“维新志士”,凸显其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同时很多人也将他赞为“百科全书”似的学者,褒扬他的学识渊博。诚然,梁启超在这两方面都是当之无愧的“急先锋”。然而他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成就,往往为人忽视,那就是他对翻译西学的提倡和对翻译的独到见解。与同时期著作等身的严复与林纾相比,梁启超的确稍逊一筹,但在翻译理论和方法的贡献上,可与之平分秋色。梁启超的翻译强国思想,翻译文体革命及翻译文学理论,翻译的语言价值以及其翻译方法与标准直到今天也有其特殊的借鉴意义。     

熔铸新理念开辟新天地--论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的贡献

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 ,以其对“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倡导 ,启动了中国写作理论的现代转型 ,而且以其《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这部讲授作文法之好书 ,为当时以及后人提供了提高写作能力的钥匙     

梁启超的文体观

作为晚清启蒙文学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唯小说独尊,他对小说的本体性关照,引发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滥觞,小说由此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梁启超把小说置于其它文学体裁之上,促使了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由雅向俗的发展趋向,而这种俗文学观念的变化,在梁启超的文体观中有突出表现。     

梁启超的文体观

作为晚清启蒙文学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唯小说独尊,他对小说的本体性关照,引发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滥觞,小说由此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梁启超把小说置于其它文学体裁之上,促使了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由雅向俗的发展趋向,而这种俗文学观念的变化,在梁启超的文体观中有突出表现。     

论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基本特性

尚用、开放、新变是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基本特性。求实尚用是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基本品格，也是其小说理论建构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以为我所用的民族立场为核心，向着一切异质化开放是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基本风貌，亦是其取得重要理论成就的方法论基石；超越传统、超越自我的批判精神与探索精神使其小说理论体现出求新求变的时代风貌与价值取向。     

梁启超的“教育文学”与近代韩国文人的关系——以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申采浩的影响为中心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的＂启蒙时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是韩国的＂开化期＂,此时期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小说观的论文,同时韩国文人申采浩拿起笔来为祖国的未来奋笔疾书。梁、申二人把小说当成革命的工具,甚至视之为改变整个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基本手段。本文通过中国近代文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韩国近代小说的影响,分析了中韩文人在小说观上的交流,重点以韩国文人申采浩为例研究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     

现代乌托邦精神——试论梁启超翻译与创作的政治小说

由于受工具论观念的影响，学界对梁启超翻译与创作的政治小说的研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文章从乌托邦思想理论的视角考察政治小说的存在理由。作者认为，政治小说是晚清精英知识分子乌托邦精神的表征，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追求。     

主体的召唤与实现——梁启超启蒙小说理论新探

梁启超认为,传统文化对小说的歧视导致其创作主体沦为华士商贾,整体品位不高。而要实现“新民”,就必须吸引新兴知识分子投身政治小说创作,利用小说的通俗性、感染力来传播启蒙思想。近代出版业的兴起与科举制的废除为此提供了现实条件,促成文学格局从以诗文为主向以小说为主的演变。     

从《新小说》创刊号延期管窥“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

梁启超从邂逅《佳人奇遇》开始,就发现政治小说可以进一步推动改良运动的发展。于是逐步进行“小说界革命”的预前酝酿。而《新小说》杂志无疑是其践行“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阵地。但《新小说》创刊号的发行,就经历了颇多波折,由此也可管窥到“小说界革命”发起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偶然。     

“新民”与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功利主义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具有浓烈的功利主义成分,这是不争的事实。梁氏的小说理论的政治化和功利化,是其"新民"之文化启蒙的需要。梁氏赋予小说以强大的功能,以之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而非小说文体本有的属性。同时,梁氏小说理论之功利主义,也与其身处过渡时代、有意误读日本政治小说和实施特定的表述策略相关。     

小说作为“革命”-重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革命”在梁启超文学及政治道路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中国未来记》这部未完之作,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呈现了文学与革命的辩证关系,恰恰成为梁启超种种革命理念的现代寓言及未来想象。在他的理念预设框架内,小说与革命的重要性不相上下。文章检视了梁启超展开革命话语的路径,以及他之所以将小说视为宣传革命最有力的工具的理由,关注梁启超如何在小说的“将来完成式”中调动起对革命的种种理念,以及种种叙事策略如何构成其革命日程表中的标的物,关注《新中国未来记》所指涉的“未来”,并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考量该小说的启示义。     

论康有为对梁启超小说创作的影响

康有为对梁启超的小说创作有多方面的影响。积极影响是：使梁启超的小说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促成其投身于小说创作;消极影响是：使《新中国未来记》中途辍笔。从梁启超开始创作小说到最后放弃所写的小说,康有为在其中扮演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创新

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提倡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章,他从文学的艺术本质和特征出发给小说进行了文体定位,提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以及“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从而使小说真正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体,奠定了现代文学文体分类的格局.     

梁启超重塑国民精神的实践与新小说

梁启超提出以“新民”为核心的新理念,强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国家生存及发展的重要作用,期望引进欧美、日本的思想文化来激发民族文化中积极进取的成分,尤其推崇现代政治理想和科学精神。他积极倡导的“新小说”承载了国人欲改变落后现状的迫切愿望和对理想社会形态的渴求,考察其“新小说”可以发现,其中蕴藏了国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时代精神的特质等丰富信息,展现了勇气和求新精神,突破了传统文学的陈旧内涵,创造了文学的新世界。     

影视艺术与小说文体

“趋影视体”小说是影视艺术作用的结果，反映了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表现了小说对影视艺术的屈从和依附。“为影视艺术而小说”，意味着小说家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营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要考虑到未来的影视改编，其深层动机在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其结果是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被削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     

启蒙思潮与梁启超小说观的内在矛盾

清末民初特定的时代语境,促使知识分子不断反省传统文化的积弊,并将思想启蒙作为救亡图存以及文化重建的药方,小说的普及面和独特功效激发了梁启超小说新民的冲动.然而,小说为谁而作,普通现实读者还是理想读者?这一问题的取舍不定构造了梁启超小说观的内在矛盾,两类读者审美规范的冲突鲜明地呈现了梁启超试图整合小说为谁而作与小说为何而作的尴尬和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