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究竟什么是论证——复张盛彬、杨世秀同志

我和李振江撰写的《究竟什么是论证》一文(载《贵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对刘宗棠,同志《论“承认”》一文提出了商榷意见,接着张盛彬、杨世秀同志又分别撰写了《究竟什么是成功的论证》(载《贵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关于论证、论据与承认》(载《贵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肯定刘宗棠同志的观点,并对我们的文章提出了商榷意见.为了对有关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以促进我国逻辑界对“论证”的研究,特撰写此文,对张盛彬、杨世秀同志文章(以下简称“张文”、“杨文”)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反驳如下:     

就最高成本价格理论与康世立同志再商榷

康世立同志是最高成本价格论的创始人。对最高成本价格论,我曾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上撰文商榷。1991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康世立同志的《就“最高成本价格”问题与唐国增同志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康文”),对我的异议给予回答,并进一步阐发了最高成本价格理论。反复拜读康文之后,我仍感最高成本价格论难以成立,故特撰此文与康世立同志再商榷,也望经济学界同仁参与争鸣。     

_多余的话_光辉是主要的吗_与陈铁键同志商榷

瞿秋白同志的《多余的话》一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中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一段时间,不少同志出于对烈士的敬意,同时深知国民党反动派惯于欺骗舆论,造谣中伤革命同志,因而对于当年发表在香港《逸经》杂志上这篇引起社会广泛议论的文章抱根本怀疑态度,认为纯系敌人之伪造。后来,一些同志看了此文,未就其真伪提出疑问,却认为它不是一篇好文章。文化大革命期间,瞿秋白也因此被认为“叛徒”,遭到讨伐。现在,有的同志又对此文提出新的看法,真可谓千秋功罪,难与评说。 然而,历史是最公正的。它决不会让一个岳飞式的人物永远以“叛臣逆子”的形象留在人民心中,也不会让秦桧之流永远窃取“救国功臣”之名,而为后世所尊敬。历史总会给人们留下种种痕迹,让后代去观察、了解、判断,最终使人们看清事实的真相。     

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动力论

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动力理论体系的,是历史合力论、阶级斗争动力论和经济决定论三个原理层次。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在一些场合涉及历史动力问题,如:“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关于历史的创造者——向黎澍同志请教

<正> 近几年来,学术理论界围绕历史创造者问题展开了讨论。黎澍同志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中,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两个命题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只讲英雄创造历史固然不对,提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有片面性。”     

关于《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思想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绥行》(以下简称《论缓行》)一文,写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是他前期著名的战斗文章。关于此文的思想性质,过去议论很多,其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此文集中表现了鲁迅前期反帝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精神,但其思想基础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一种则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还强调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可否定——对黎澍同志几个论点的质疑

<正> 黎澍同志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关于反封建的一些思考》,《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三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又提出几个与此有关的否定性论述。本文试就黎澍同志的一些论述提出质疑.     

“论十二大关系”是对《论十大关系》的继承与发展

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以下简称“论十二大关系”)这篇重要文献,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当年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事实上,“论十二大关系”正是对《论十大关系》的继承与发展。“论十二大关系”是江泽民同志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对新形势下“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进行的深入探讨和     

再论主编观念的更新

卜庆华同志的《论主编观念的更新》(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发表后,引起了颇为强烈的社会反响。《高校文摘》、《编辑之友》、《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学术刊物相继为之摘登、转载或复印;湖南教育出版社与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编辑学论文集,也分别收录此文。卜庆华同志的《再论主编观念的更新》为前文续篇,继前文提出的学报主编应着重更新学术观念和加强编辑部内部建设的观点之后,又从更新价值观念、提高主体素质、实行现代管理三个方面,进一步论述了新时期学报主编观念的革故鼎新与自我完善。此文与《论主编观念的更新》一文互为补充,读来发人深省。     

“长勺之战”时齐鲁强弱辨析

《曹刿论战》记述了春秋前期公元前684年的齐鲁长勺之战。此文是雅俗共赏的名篇。史家往往把这场小小的战役与井陉、淝水等大战并列,作为历史上一个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龚维英同志《“长勺之战”不是“弱军战胜强军”》一文(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对俗解提出质疑。然拜读之后,却觉得水越搅越     

对《柳宗元传论》的一点质疑

读孙昌武同志所著《柳宗元传论》,深感该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了新的综合,用力辛勤,值得肯定。但该书有的见解似乎是对原文的理解出现了差错,因而作了一些文不对题的阐述。如该书第八章《坚持理论斗争》中关于“生人之意”的提法即是一例。孙昌武同志在该书第二六一页写道:柳宗元“写作了《贞符》、《封建论》等理论著作,总结了他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一种以‘生人之意’为动力的历史发展观。”并以“生人之意”作为论点,用了十多页的篇幅具体论证柳宗元的社会思想。     

人的需要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兼与严钟奎等同志商榷

读到严钟奎同志的文章《人类的物质经济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见《光明日报》1980年1月15日。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为此文或该报有关报导),和一些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文章、报导,颇有疑义。对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我是不赞成的。现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期进一步展开讨论。     

《新华文摘》、《贵州日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等报刊陆续载文介绍我院学报发表的一批文章

《论罗贯中》(李修生)一文在本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贵州日报》编发的《文摘》第十九期(1981年4月25日)在“历史人物”栏内以《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为题,对该文作了介绍。还有黄芩、周菲二同志合写的     

意音文字的表现力那么强吗?——与刘庆锷同志商榷

《北京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刊登了刘庆锷同志《汉字的特点与汉字改革》一文,此文提出了“意音化是汉字的发展规律”,“意音文字比表音文字表现力要强得多”等论点,本文仅就这两个论点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与庆锷同志商榷。     

李清照《词论》的功过得失

南宋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无咎”条下著录了一段论词之语,称“李易安云”。魏庆之《诗人玉宵》卷二一《诗余》条,在《晁无咎评》之后,亦引此文,题作《李易安评》,又另作《李易安云》,文字略有出入。清代《词苑丛谈》卷一《体制》转引此文,题作《李易安词评》。今人将之命名为《词论》。《词论》是李清照唯一的论词之作,也是词史上最早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篇词论。     

论康有为设想的_大同_世界_兼与汤志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社会,这是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与对《大同书》的评价有关,而且也与对康有为的评价有关.汤志钧同志在《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文中说:“我在《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见《历史研究》一九五九年第八、十一号)中指出,《大同书》是康有为一九○一年至一九○二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大同书》中所说的     

再论“承认”──关于论证的定义、特征、功能和方法

编者按本刊1993年第1期发表了刘宗棠教授的文章《论“承认”》后，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既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本刊曾陆续发表过一些讨论文章。刘宗棠教授经过进一步研究，写出了前文的续篇《再论“承认”》。我们热忱欢迎学术界同仁对此续篇提出的观点及其它问题展开争鸣。李默的《论证的本质》一文，从考察人类证据史和司法审判的历史入手，结合对现代数学和现代逻辑论证理论的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论证定义。李文与刘文在内容上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在过【一并发表。一、应该面对现实认真研究“论证”问题1．l逻辑学与论…     

论恩格斯“意志合力论”的历史辩证法思想——读《恩格斯致约·布洛赫》

“意志合力论”是恩格斯晚年所特别注重阐发的思想，它对于深入理解作为历史的辩证决定论的唯物史观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意志力”的角度阐述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     

矛盾统一性的涵义应当包含转化——与林渊同志商榷

关于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从5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争论的焦点是“意识与物质是否有同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曾经告一段落,但是到了80年代,又兴起了“物质和意识是不是对立的统一”和“矛盾同一性的涵义是否应当包含转化”问题的争论。汪锡龄同志在《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发表题为《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矛盾同一性涵义》的文章,认为矛盾同一性应当包含转化。林渊同志在《辽宁教育学院     

教育不能商品化——兼与张武升、秦虹二同志商榷

近年来,教育理论界一度讨论教育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焦点集中在教育能否商品化上。《江西教育科研》1992年第3期又刊出张武升等同志的《深化教育改革与教育商品化问题》一文(以下简称《深化》),重新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要商品化的观点,并认为这是深化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笔者认为,对此有再商讨之必要,故写此文与张武升等同志商榷。一、“市场调节”的教育、教育“商品化”与“教育产品的商品化”在本质上不能视为一致,三个概念的内涵不同,不能互相代替《深化》提出:“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必然是计划性教育,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必然是市场调节或商品化的教育(在这里,市场调节与商品化在本质上被视为一致的)。”①又提到“教育商品化,关键问题在于建立相应的劳动力供求市场和科技供求市场,形成国家引导劳动力供求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