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当代人物专传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维新斗士梁启超不得不流亡日本.在日本,梁氏很快学会了日语,这使他有机会大量阅读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原版书籍.这正如其在《东籍月旦·叙论》中所说的:“新习得一外国语言文字,如新寻得一殖民地.”对此,梁氏颇感欣慰,他说:“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梁氏借鉴欧美、日本的史学理论,开始了企图打破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探索.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了《南海康先生传》和《李鸿章》这两部重要的当代人物专传.     

在公益行动中提升学生品格

<正>江苏省无锡市育红小学（以下简称“育红小学”）秉承“智爱化新,为公益民”校训,以“小红帽”之公益服务精神锤炼学生公益品格。学校的“‘为公益民’价值引领下的‘小红帽’行动”成功申报江苏省中小学生品格提升工程项目。项目实践中,学校涵育学生“为公益民,爱行天下”的公益精神,渗透“我服务,我快乐,我成长”的公益理解,打造“小红帽,传大爱”的公益品牌。一、公益行动的内涵育红小学是国内较早开展学生公益行动     

大爱无疆 家国情怀——《梁启超家书校注本》阅读札记北大核心CSSCI

梁启超“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氏九个子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作出了积极贡献。几十年间,梁启超奔走国事、行踪无定,与孩子们的书信往来成为他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和渠道。这些家书,一方面是对传统家教精神的自觉承接,有关立志、求学、做人、治事的种种教诲充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又将西方现代文明中先进的观念、思想融入其中,力求实践他培育20世纪“新民”的理想和实现“少年强则中国强”的世纪之梦。子女们的成长道路上,留下了梁启超辛勤浇灌的深深印记。     

梁启超传播视野中的社会教育观

梁启超从事社会教育的主要工具是报刊、图书和学会三种传媒,他充分认识到了它们的社会教育功能,将其当作开启民智、培育“新民”和变革图强的利器。同时,为使社会教育大众化,梁氏还革新了报刊文体———政论,并将小说当作重要的传播文体,使传播大众化。     

论梁启超的“中国通史”情结

梁启超在1901年提出“中国史”概念,此后直到去世前都特别重视《中国通史》的写作,并设计框架,进行了阶段性写作.由于《中国通史》工程浩大,梁启超实践了一条会通“专史”以成“通史”的写作路数.在专史中,又特别钟情“中国文化史”.梁氏意在通过史学写作来激励民志,为中国在世界史上争取地位.     

梁启超进化论伦理观中的自由意蕴--以《新民说》为中心

梁启超的代表作《新民说》结合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梁氏以进化论为依据提出“道德革命”论,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提出质疑;他论述个人精神自由的重要性,并指出“除心奴”是实现精神自由的关键所在,这些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但同时其伦理观又具有很大局限性。     

胡适与梁启超的白话文学因缘

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乃是在晚清梁启超的“文学改良”止步之处向前推进。比起梁氏提倡的“俗语文学”,胡适提出的“文学工具的革命”对旧文学的破坏更彻底,因其从根本上颠覆了文白高下的传统价值认定,“白话”因此与“国语”划上了等号。梁氏高度肯定宋代以后的俗语文学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但其俗语文学进化史观仅仅成为一种设想,未能充分展开论述。胡适则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此说对后来的文学史书写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塑造和奠定了现有中国文学史的基本面貌。     

新平民教育“新”在哪里?

<正>21世纪的新平民教育正在中国大地上盎然兴起,一方面,它自觉地秉承了五四时期平民教育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一些当今时代所赋予的新内涵和新特质。毫无疑问,准确地了解新平民教育的这些新特征,对于开展这一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新平民教育到底“新”在哪里?     

"新民"思想的历史考察

“新民”即人的现代化,严复、梁启超、五四民族精英和晏阳初都先后提出了“新民”的思想。严复道出了“新民”之声;梁启超呼唤“新民”,提出了“新民”之道;而晏阳初更是走向了“新民”之路而闻名于世;今日,面对“三农”问题,“新民”成为了令人困惑的问题。     

挑战自我决胜创新题

所谓创新题,是由一般题演变而来的,具有结构形式新、问题情境新、设问角度新、表达方式新等特点．解答创新题,一是通过转化,化“新”为“旧”;二是深入分析多方联系,以“旧”攻“新”;三是创造性地运用数学思想方法,以“新”制“新”．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么在高考中我们一般会“遭遇”哪些类型的创新题呢？     

"古学复兴"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研究

梁启超把清代学术思想的“繁荣”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比勘,进而将清代看作是中国的“古学复兴时代”。对此,许多学者认为梁氏是从清代学术变迁的层面来比附西方的“文艺复兴”,只看到了二者表层的相似性。这自有其道理。但梁氏在进行这一比附的同时,进一步把握了二者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的共性。此种共性就是梁氏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津津乐道的“科学精神”。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略论梁启超与近代白话文学

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着开风气之先的推手角色。在为白话文开启新局、推行白话文方面,梁启超无疑是先锋。梁氏诗界、文界、小说界“三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充实了白话文学的内涵,创立了新的文学表达形式。梁氏的思想和著述启发后学孕育了新文化运动的新种子。     

立体几何创新题

数学高考注重考查学生的创新意识是近几年来的趋势,今后仍将是高考命题“孜孜以求的目标”.而立体几何命题作为高考命题改革的试验田,近几年来,在题型结构、设问方式及综合能力的考查上不断推陈出新,值得注意.解答数学创新问题,一是通过转化,化“新”为“旧”;二是通过深入分析,多方联想,以“旧”改“新”;三是创造性地运用数学思想方法,以“新”制“新”.     

《四世同堂》的文化选择

老舍抗战的力作《四世同堂》是一部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从独特的文化心理学视角切入,以沦陷中的北平的一条胡同的居民群表现了旧北平在困境中灵魂的挣扎和觉醒,通过他们从“惶惑”、“偷生”逐步走向觉醒和抗争民心理历程,形象地展现了一部八年抗战史。《四世同堂》创作于抗战相持阶段,当时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代呼唤民族的觉醒和奋起。老舍笔下的旧北平市民麻木、不觉醒,他们惶惑偷生,因循苟且,敷衍保守,显示了在长期封建统治下由传统文化的“精神负累”造成的民族弱点,同时,…     

新课标下新旧转换的处理

新课标倡导课堂学习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创新精神和探索能力等理念,给语文教育吹来一股清新的春风。课改理念为广大师生普遍接受,但正处于摸索阶段的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语文老师由原来的照本宣科变为能歌善舞的演员;课堂活动过多、教学方法过于灵活而使课堂难以控制;学生能自由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但却不能实实在在触摸文本学到知识和提高能力,考试中也没能体现效果……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了我们从原来一个“旧”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新”的极端。那么在新课标理念下我们如何处理好“新”“旧”的转换,找到合适的定位和教法呢?笔…     

《大学一解》解析

《大学一解》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习观来表征诞生于西方的大学精神之所在,“明明德”是大学的基本功能,也是大学的本体精神,反映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必须以人为出发点的本质特征。“新民”则是大学的派生功能,是大学精神的表现形式,表明大学作为文明的制高点应该服务社会和引领社会。而求得社会和谐是大学的目标功能,是大学的灵魂。通识教育是实现所有教育功能和表现大学精神的手段。     

孔子与梁启超为政思想之比较

孔子的为政思想以“仁”为核心,主张为政者应富民、重民,举贤人,“宽猛相济”。梁启超的为政思想以“自由”为精神,认为应助民、听民,用英雄,“放任干涉相结合”。它们都蕴涵着许多发人深省的思想精华。     

王安石反对司马光的斗争

北宋时期,以王安石为首代表无特权的地主阶级下层的“新党”,同以司马光为首代表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王安石的“新学”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变法精神,主张改革;司马光的“旧     

梁启超历史人物传记略论

被史家誉为“史林泰斗”的近代人物梁启超,还是孩童时代就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十三岁前,梁氏就已熟读过《史记》、《汉书》等史籍,直到三十岁,《史记》之文尚能“成诵八九”,这为他研究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年后梁氏更是嗜史成癖,但当时家贫“无所得书”,所以梁氏对21岁那年夫人用“嫁时簪珥”为他换得竹简斋石印二十四史这件事刻骨难忘.而梁氏一向也把治史视为自己的老本行,常常自嘲动辄谈史.作为治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梁氏从30岁开始,一生中写了不少的历史人物传记,这些传记大至上又可分三类:民族英雄传记;改革家传记;学者、思想家传记.这些传记都属史学性传记,但也有少数文学色彩比较浓厚.下面我们作一简要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