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的渗透与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重构--“改土归流”后湖广土家族地区的士绅培育与社会控制研究

雍正时期,湖广土家族地区相继完成了“改土归流”。在“改土归流”后,流官们积极地实施教化,培育士绅阶层。士绅阶层的兴起加强了湖广土家族基层社会的控制,“皇权始下于州县”。土家族地区的士绅与州县官积极合作,士绅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他们积极地经办公益事业、赈济灾荒。到19世纪中后期,作为州县官和土民的“中介”,土家族地区的士绅权威日重。     

地方精英的分裂与乡村民众的变乱——以清末莱阳民变为例

清末时期的莱阳,由于新政和地方自治的推行,使得当地士绅阶层的权力分配失衡,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部分和官府联系密切、负责新政具体筹办事宜的城绅权力扩大,成为新政的获益者。他们在主持地方新政的同时谋求私利,给当地民众的生存造成巨大压力,成为民众反对的对象。而在权力的重新分配中出局并且自身利益也受到损害的一部分乡绅则加入到这次民变当中。他们和乡村正式体制内的村长社长、村落里的"能人"和"强人"等乡村社会的其他精英人物联合起来,一起发动和主导了莱阳的民变。乡村精英们的参与,使得这次民变表现出较强的组织纪律性,成为一场乡村民众大规模的反抗运动。     

论清末州县自治财政的管理——以直隶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州县自治财政迥异于传统的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专门财政管理机构的出现;管理制度的近代化;士绅成为财政管理的主体.它在一定程度上祛除了以往州县财政管理中的弊病,也是对州县财政收支结构变化和财政规模扩张的一种适应,昭示了州县财政管理制度的近代化倾向.清代州县自治财政管理的变化是传统财政制度的异化与资本主义外来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虽然新政效果差强人意,但是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实践,对民国时期乃至当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     

2004年高考历史综合复习新设计：第一部分 历史同步导学 中国近现代史部分——第三单元：辛亥革命和北洋军阀的统治

依据新的《历史教学大纲》规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出现、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军阀割据下的中国政局”为学生阅读内容。不列入考试范围。但在“同盟会成立、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以及辛亥革命社会背景与清末新政”、“预备立宪”之间存在共时态相互联系。这种情况考生也应引起注意。     

论清代云南士绅与云南社会的关系

士绅作为地方精英是拥有领导地位及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在国家政治事务和地方事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但是清代云南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也是很多社会责任的承担者。清代云南士绅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共活动,对云南的地方认同和地方利益的维护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和国家认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清代云南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如何理解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里程碑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过程。武昌起义的成功,中华民国的建立,把这场革命推向高潮。因为武昌起义发生在旧历辛亥年,人们把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称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它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诞生,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政治上,推动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进程(一)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它不仅推…     

庞树柏与辛亥常熟光复——兼论地方精英集团的结构演变

南社社员庞树柏不仅是近代文坛的诗词学家,也是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的地方新派士绅代表,突出表现在为策动1911年11月的辛亥常熟光复事件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以庞树柏为代表的革命派人士,以中国同盟会与南社为平台,政治上主张民主革命,无疑成为清末民初新崛起的地方政治力量,由此带来的地方精英集团的结构演变,体现了辛亥革命对地方社会变迁的历史影响。     

试析20世纪40年代地方社会中的“新权绅”——以县参议员群体为中心

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权设治于州县。构成县以下的地方社会权力群体主要是依靠社会威望获取的“士绅”。国民党建立政权后,逐渐将国家政权体制深入地方社会,起用当时在籍离职官员和清末民初以来地方自治机关中的新官绅担任公职,从而形成了新权绅阶层。     

清末新式社团与士绅的转变--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清末新政时期,科举制的废除使士绅阶层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优势。但政府推行的发展实业、新式教育及地方自治等改革措施,又为其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在政府指令的运作下,地方社会相应成立了商会、自治会、谘议局等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士绅借助于这些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在角逐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重组。新式社团和地方自治机构的出现,分享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促成了地方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士责与民生：清代关中士绅与地方社会救济

居于乡村社会的士绅将地方社会救济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不仅捐助灾荒、战乱,而且救济婚丧等一切地方事务。在参与方式上,他们或襄助官府救助,或以个人力量直接救助灾民。但总体上看,士绅对乡民的救助力度远远小于官方的赈恤。从时效性来看,士绅的救助因为减少了官府的申报等中间环节,无疑效果更为积极。最后,在清朝后期,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救助远远多于清前期,这也与中后期国家财政紧张密切相关。     

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制为何难以在旧中国落籍

辛亥革命是真正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成立了政党,制定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奋斗目标。它以革命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创立了民主共和国,推动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然而,民主共和制度只作了短暂的逗留,中国并没有真正走上资产阶级革命派预设的民主共和轨道,反而倒退到四分五裂和军阀割据的局面中。革命派为之长期奋斗的理想最终成了水月镜花,其原因何在?一、民族资本主义基础薄弱,无力支撑共和国大厦。经济基…     

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会党的策略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反清斗争经验的丰富和政治经验的缺乏,注定会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争取的社会力量;会党简单、率直、行侠好义的性格特点,以及革命派对会党这一性格特点的准确把握,则定格了革命派与会党之间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为争取会党参与,革命派采取了必要的手段与方法;在革命派领导发动的武装斗争中,主要领导皆为会党首领,会党徒众可以说是“无役不与”,革命派利用会党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策略。在完成反清大业后,革命派对会党的态度骤然变化,无情地将昔日的盟友抛弃,对会党组织加以取缔、镇压。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软弱性、会党的革命『生与破坏性这些本质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晚清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

20世纪初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摧垮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一民主革命中,以留日革命学生为骨干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充当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研究晚清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继承发扬留日学生的爱国革命精神是不无意义的。     

论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

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他们的革命宣传,尤其是排满宣传,对于动员广大汉族官僚、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参加辛亥革命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他们的武装起义和暗杀活动,不仅加剧了本已严重的社会危机,造成清统治者的极大恐慌,而且也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主张,尤其是他们以革命和国家为重的大局意识,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其作用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没有革命派,也就没有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近10年清末湖南新政研究述评

清末湖南新政是湖南近代化历程中的重要一环,由此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学者大多偏重于对教育改革和新政推动者的研究:教育改革方面涉及到学堂体制、实学教育和法学教育等方面,而新政推动者方面则侧重于官员、士绅阶层以及立宪派。分析表明,现有研究成果多是宏观上的论述和分析,个案研究相对稀少,对新政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风俗变迁的研究尚显不足。     

试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政策的性质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运动中,批判清政府封建教育政策,明确提出了革命教育思想。南京临时政府在此基础上废除了以忠君、尊孔、读经为中心的教育政策,废除了清朝学部颁布的教科书和含有封建专制内容的民间教科书,推行资产阶级教育政策。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政策的性质与洋务运动时期和“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政策有着本质区别,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教育革命。     

晚清江苏地方自治的推行背景探析

晚清江苏地方自治的推行从思想源流上看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宣传的结果，是晚清各种政治势力彼此制衡的结果，是经济改革与士绅力量壮大并促成市民社会形成的结果，另外，科举制废除后文化精英生活史的变化、新型文化教育事业兴起也有一定影响。     

新式学堂与清末革命——以徐锡麟为例

开办新式学堂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借助清末兴学的潮流,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新式学堂发展成为自己宣传和组织革命的阵地,徐锡麟任教和兴办新式学堂的历程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最终,新式学堂演变为培育革命力量的基地和清末革命浪潮的助推器。     

清末新政背景下的毁学事件与乡村社会——以宣统元年宜春县为例

宣统元年（1909）,江西宜春发生了一场毁坏新式学堂的社会风潮。清廷及地方政府从不同立场对事件做出各种应对,而士绅、乡民以及社会舆论界几乎都对政府的作为不满。这反映出在乡村社会转型期中,社会各阶层对国家新政的不同理解,进而导致了各阶层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矛盾不断激化,冲突就在所难免。     

试论20世纪40年代四川新县制下的基层民意机构

20世纪40年代，四川省按照国民政府制定的《县各级组织纲要》，力图在社会基层建立各级“民意机构”。然而，由于未能充分发挥广大基层民众来公正选举民意机构，而是以“公正士绅”来代表民意，并且着重把“民意机构”当作完成各种行政任务的工具，这就造成“民意机构”只代表地方士绅以及其他有产的意志，在解决民从最感痛苦的诸如摊筹派募、征丁、吏治腐败等问题上作用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