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科举制度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由国家设立许多科目，定期举行统一考试，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也叫“开科取士”。隋炀帝时，开始设立进士科，用考试方法来选进士。     

唐代福建进士考辨

唐代是福建教育和科举兴起的初期,考中进士者寥寥可数,本文将唐代福建进士及第者逐一考证出来,并纠正一些地方史志的记载错误。     

五代至宋初科举制度探析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之一,自隋唐创立科举制度以后,经过五代及宋初不断改革和完善逐步走向成熟,科举制度成为宋代中后期及明清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五代至宋初实行了更加严格的锁院、糊名、复试、殿试等考试制度,同时,科举取士的官僚政治地位和作用也进一步提高。通过对五代至宋初科举制度的探究,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     

浅析唐代的科举制度

唐代科举是中国科举制成型期，在此期间把一些重要的原则和具体的条例明确地规定下来，使科举成为一种选拔文官的制度。在整个科举史上可以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唐代科举，就科目来说种类繁多，及第者和落第者的情状万千，及唐代作为科举制的发展时期具有它的不完善性。     

科举制度的经济学视角——以古代宁波府为例

通过宁波府中举进士与三鼎甲的人数,来说明宁波科举业繁荣;然后从经济自然资源、城乡集市数量增加商品经济的发展;盐业发达与盐场课司税收多;宁波对外开埠后,经济格局变化和经济收入增多;金融钱庄的发达;清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宁波明清建筑业;洋行买办行业发展等九个方面,来论证科举文化事业的发达,其后面有着经济力量的支持。     

中国科举制度与高考

一、科举制度及其演变 科举制度是各封建王朝设立科目,通过统一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因分科取士而得名。其以“怀牒自投”为主要特征,以试艺好坏为取弃的主要依据,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     

中国的科举制度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     

《畿辅通志》辽进士考辨与辑补

光绪《畿辅通志》卷三四《选举》录辽进士46人,其中9人记载较为确切可信,而多数人记载失误、不详或有异议,可从朝代、姓名、籍贯、科次等方面予以考辨;所录进士缺遗较多,根据史传、墓志、碑记等文献,并参考前辈研究成果,辑补和考订失载进士50人。     

科举制度下的《论语》

隋实行科举制度,设明经、进士两科,为更多士人开放仕途。进士以考诗文为主,明经以考经义为主。唐代进士一科独秀,明经则不被人们看重。明经考试注重“帖经”,“帖经”类似现今的“填空白”,盖住左右经文,中间只开一行,以白纸贴住数字,令考生填写,如十条通五条以上,就可以口问大     

朝鲜王朝科举中的“进士”与“壮元”

在朝鲜王朝,“进士”指通过小科进士试获得的功名,相当于中国的“生员”,这与中国科举“进士”有很大的区别。此外,朝鲜王朝把本国所有科举考试的居首者,均称为“壮元”。朝鲜王朝科举中“进士”“壮元”的特殊用法,为中国明清与朝鲜王朝士人在科举交流中带来了障碍,也为后世朝鲜王朝科举研究者带来困惑。尤其是当前,除韩国以外的学者容易混淆朝鲜王朝与中国的“进士”一词,①且常常将朝鲜王朝科举中的“壮元”误作“状元”。因此,研究朝鲜王朝独特的科举用语体系,有助于探析朝鲜王朝在学习、模仿中国科举制度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康有为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基因

康有为是一位从传统中脱颖而出的激进政治家,他那视天下为己任的救世倩怀,惟我独尊的道德优越感,展示了其独特的文化个性,康有为从反传统开始,最终又回归传统。     

论康有为的教育发展观

康有为作为政治活动家,其政治理想的追求是以创办教育为支撑点的。其在教育思想中所体现的"勉强为学","逆乎常纬"的教育理念,在教育活动中所追求的"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的精神,在教学实践中所确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都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开拓作用。康氏以政治目的为出发点,抱着培养维新变法斗士的愿望,大力传播西方政治思想,培养了一批具有叛逆精神的近代知识分子。但作为饱受传统文化浸淫的今文经学传人的康有为,由于历史与时代的原因,其教育观念与教育实践最终还是没有走出扬弃传统文化,张扬西方精神,又回归传统的历史怪圈。     

康有为和孙中山进化论思想比较

进化论从西方传入中国之后,成为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把进化论作为他们社会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二者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异的地方。     

康有为海外游记研究

康有为流亡海外时期,曾打算全面考察各国的风俗政治,权衡优劣,以期为中国之时弊开出良方;而他主体心性中去苦求乐的态度与世界公民的胸怀,使他得以脱离国族主义的偏颇,建构出“大同”世界的人类社会的远景。本文讨论康有为的30馀篇海外游记和相关诗文,结合他的身世遭际与学问背景,考察其思想文化内涵中的真伪优劣。     

激进的序幕--康有为孔子观浅析

康有为所倡导的孔子观与他的经学思想密切相关的。在他之后,孔子在中国思想领域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经历了从“神”到“人”再到“鬼”的过程。康有为则是这一激进变迁过程的始作俑。     

试论1895～1898年康有为改良理论的失误

戊戌变法的惨败,与1895~1898年康有为改良理论的失误直接相关。康有为改良理论源于孔子学说,改良理论模式采取激进主义,改良必要性植根于中国战败的现实及其严重后果的预设,改良的主要依靠力量寄望于维新派人士乃至皇帝一人。如此诸多失误,为改良运动的最终失败埋下了隐患。     

从《大同书》看康有为的社会福利思想

康有为《大同书》通篇以“人类关怀”为主线,构架了一幅极乐的未来社会的蓝图。康氏所构想的未来社会是没有家庭的,他设计了一套系统而完善的社会福利组织,以此为依托使大同之世的人民过上极乐的生活。     

康有为政治制度改革思想的形成及变化

康有为政治制度改革思想的形成及变化，明显地从七上书中表现出来，《上清帝第一书》为第一阶段，为政治制度改革思想萌芽时期；《第二书》、《第三书》、《第四书》、《第五书》为第二阶段，此时他形成了君主立宪思想；《第六书》、《第七书》为第三阶段，他的政治制度改革思想趋向例退与保守。作为维新派领袖，其政治制度改革思想的形成和变化直接影响了变法的进程及成败。     

康有为师法西学的教育观

康有为把教育视为拯救民族危亡的前提和途径,通过亲身实践、改革旧式教育体制、废科举、倡新学、普及国民教育和设立奖励机制来提高国民素质、发展科技,实现国家独立富强。尽管他师法西学的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但他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出色的教育家之一。另外,由他发起的戊戌维新思潮为新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康有为君主观的演变

康有为一生的政治思想和实践都未偏离“君主”这一中心。康有为君主观的演变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从学理和政治形势出发,通过观察、比较、思考逐步演进的政治、学术理想,即君主立究;另一线索是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对光绪皇帝知遇乏恩的报答之情,这也深刻影响着他的君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