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新视野

译介学是近年兴起不久的新兴学科,它拓展了比较文学、翻译学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展示出极大的学术研究空间。文章对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基本概念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对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的关系问题等,更是做了相当深刻的分析。     

中国文学译介阵地丢失的文化反思与对策

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物《中国文学》(英文、法文版)退出历史舞台，折射出自身体制和海外文化市场的双重矛盾性。本文从个案入手剖析了影响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传播的诸要素之症结所在，并在调研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对策。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文学翻译与文化调适

随着诺言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中国文学也在世界文学领域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而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翻译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因素。在本文中,将就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文学翻译与文化调适进行一定的研究。     

津巴布韦文学及其在中国的译介

津巴布韦文学作为非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绍纳语文学、恩德贝莱语文学和英语文学三部分组成。其中,津巴布韦英语文学的发展更为丰富多彩,经历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萌芽期,20世纪50-70年代的成熟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独立后的繁荣期三个阶段。津巴布韦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对较少,以英语文学为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介绍到中国后,中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空白,直至21世纪初才又重新有所发展。总体来说,中国对津巴布韦文学的译介存在译介数量少、译介缺失、作家及作品名翻译未形成统一标准、专门研究性论文缺乏等特点。     

试谈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创新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要靠翻译。中国文学翻译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厚积薄发,冷静成熟,民族立场坚定。中国文学翻译的丰富经验必将在新平台、新理论、新方法、新境界的翻译实践中绽放异彩。     

翻译与译介学跨学科研究的新尝试——《文学翻译与译介学理论新探》评介

《文学翻译与译介学理论新探》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文学翻译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也为文化转向后的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该书首次将译介学纳入翻译学范畴的文学领域进行系统性研究,在国内尚属首创。其突出贡献表现在:分层次界定文学翻译与译介学的新概念;确立了翻译研究中的译介学范畴;阐释了翻译研究的译介学范式;分析了翻译视域下的译介学传输路径;明确了传统文学翻译研究的当代化进程。     

译介学及翻译文学研究界的“震天”者一谢天振

我国的翻译学、译介学及翻译文学学科近年来获得迅猛发展，这除了得益于我国翻译及翻译理论传统的丰厚积累，还靠了像谢天振教授这样的一批翻译理论家的努力。谢天振教授从比较文学切入翻译研究，论述了文学翻译的特性，响亮提出并有力阐述了“翻译文学应该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提出了翻译文学史编写的有关理论主张，逐步系统地建构了译介学的理论体系，这些都在比较文学及翻译研究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文学历史观与少数民族文学抢救

在中国文学史上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成逐年下降趋势,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受重视已然成为事实。少数民族文学抢救迫在眉睫,本文主要论述传统文学历史观、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地位缺失的表现、如何构建和稳固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地位,结合少数民族自身特点建设科学的“多民族文学史观”。     

文学翻译的政治——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的译介

学翻译是为权力服务的，译和赞助人出于不同的背景(意识形态)对原作的“重写”，可以使一个外国作家在译中呈现出不同的化品格和审美面貌，因而学翻译是一种政治活动。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的译介鲜明地展示了学翻译作为政治行为的意义。     

现代文学史观几种建构理念的评析

现代文学史观是现代文学史编写的灵魂,决定着文学史著的品格。在近年来现代文学史观的诸多建构理念中,朱德发的"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唐金海的"文学史观的‘长河意识’和‘博物馆意识’"、关纪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以及当前提出的"民国机制"民国文学史"等是其间产生较大影响、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梳理评判这些建构理念有助于合理认知当前研究的新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治史理念研讨交流的深化。     

中国儿童文学师夷说

我国有三次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热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二次在建国后的50年代,第三次在1978年以后。“五四”时期,域外儿童文学译介促进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形成。上世纪50年代,在泛意识形态影响下只有苏联和东欧的儿童文学作品能译介进来。改革开放后,出版的大量东西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使我们懂得了儿童文学应有的本体特征、美学内涵和地道的品质与真谛,中国儿童文学才汇入世界儿童文学的潮流。     

从翻译文学史角度看西方传教士与儒家经典外译

西方传教士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传播了儒家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西方传教士的翻译选题动机是为了调和中西文化,将基督教根植于中国社会的肌体。代表译者主要有利玛窦、理雅各和卫礼贤等,主要译介成就是对"四书五经"的外译。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与研究引起很大的反响,参与并影响了西方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深深影响了许多艺术家与学者。在译介儒家经典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歪曲儒家经典原意的现象,对此学术界应有清醒的认识。     

佛经文学翻译及其对我国古典文学的影响

汉魏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是中国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佛教发源于印度,通过佛经翻译在中国发扬光大,成了中国主要宗教之一。佛经文学的传播不仅给汉语言带来了新语汇、新文体,也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灵感和想象力,在题材、内容、意境等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新疆地域翻译的文化观

翻译是民族交往和文化融通的实践活动,文化是翻译的关键因素和永恒主题;多元文化视野是翻译研究的基本依据和背景空间。新疆是我国语言文化多元的典型区域,全球化的发展日益彰显新疆地域翻译的重要性。本文借鉴文化翻译学派的核心观点,针对新疆地域翻译的特点与现状,围绕文化多元、文化交流、文化规范和文化敏感展开论述,以期加强新疆地域翻译研究的文化意识并进一步确立文化翻译观。     

中国的世界文学史写作与世界文学观

中国学者从1927年撰述世界文学通史类著作至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展现了深具特色的世界文学观:有"排中"的世界文学史,也有中国文学包含其中的世界文学史,后者更有利于呈现世界文学的整体面貌;在后一类世界文学史著述中,"中国文学"的位置有多种体现方式。中国的世界文学史类著述强调东西方文学的二元对立,以及东方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在世界文学史动力理论的探讨上,中国学者提供了阶级论、人性论、世界主义三种有价值的模式;中国学者撰述的世界文学通史,其构成因素基本上只取那些在国别文学中"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而国际间对此却有更丰富、深入的探索。     

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古代性"

中国近代翻译有层次区别 ,早期的科技翻译不同于后来的哲学、文学翻译 ,前者主要是技术问题 ,后者主要是文化问题。文化翻译具有双重性 ,它涉及到深层的语言体系问题。古代汉语体系决定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从根本上具有中国“古代性”     

从文化视角论汉语新词英译中的异化

从文化视角入手,以异化理论为依据,结合汉语新词的来源以及构成,探讨在汉语新词的英译策略中运用异化理论,采用音译、音译加注、直译、直译加注以及创译等方法。     

汉语旅游文本中文化负载的翻译:功能翻译观

借助功能主义翻译观,对汉语旅游文本中文化负载的翻译进行探讨。从旅游翻译的目的出发,通过对潜在旅游者体验、了解一种新的文化这一旅游动机的研究,作者认为,译文要达到激发潜在旅游者旅游动机的目的,必须要保留源文的异域文化色彩。然后通过对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方法的比较和跨文化交际的分析,作者提出:要保留源文的异域文化色彩,译者应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通常包括直译和音译。在异化翻译方法会导致文化真空时,译者必须采取补偿措施,包括:加注、补充和类比。当然,译者对源文中对达到翻译目的没有帮助的信息可以删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新解读——基于现代化的视角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分期的研究需要放在现代化的历史视野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以现代化为视角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探求现代化的启蒙、取得现代化身份的历史时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摧毁封建主义的制度基础、实践现代化的历史时期；误读和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现代化建设的暂时迷失时期和现代化的全方位、立体式的拓展时期。以现代化为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有待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