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

《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通史。该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白话为叙述载体，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突破了以往通史的撰述体例，为通史写作开创了新纪元。     

吕思勉通史著述研究述评

吕思勉是史学大家,在诸多学术领域都有广泛的建树。他的两部通史著述《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取得了多方面的撰述成就。文章就学术界对吕思勉学术的研究来叙及他的通史著述研究状况,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以期推动吕思勉通史著述研究的新进展。     

吕思勉通史著述研究述评

吕思勉是史学大家,在诸多学术领域都有广泛的建树。他的两部通史著述《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取得了多方面的撰述成就。文章就学术界对吕思勉学术的研究来叙及他的通史著述研究状况,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以期推动吕思勉通史著述研究的新进展。     

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风波述论

民国时期曾发生了两起鲜为人知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风波，分别是顾颉刚编写的《本国史》教科书风波和吕思勉编写的《白话本国史》教科书风波。探究这两起风波，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学历史教育发展的特点。     

论吕思勉通史撰述中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

吕思勉是20世纪通史撰述的名家,其先后著《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就吕思勉这两部通史中对社会学的接受和运用,略陈拙见。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查禁风波探析

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出版于1923年,是我国第一部以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在中国史学史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此书在出版十二年后,一度遭到国民政府查禁,并由此引发了民国年间知名报人龚德柏,与著名记者赵超构、 商务印书馆及吕思勉与之间的讼案,随后由此案引起的聚讼纷争竟持续了近二十年之久,当时诸多学者均参与到此次讨论之中。     

吕思勉与陈恭禄关于《新学制高中本国史》的论辩

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史家群体中,吕思勉(1884—1957)以编著大量历史教科书闻名,他的《白话本国史》(1923年)、《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24年)、《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34年)、《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1935年)、《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37年)、《中国通史》(1940年、1944年)等,对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育影响深远。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国史教科书,时人普遍认为乏善可陈,不能令人满意,而吕氏所编各种教科书算是适用些,但当时历史教育界批评吕氏教科书之声仍不绝于耳。且不说《白话本国史》因"贬岳称秦"遭受舆论界的广泛抨击,其他教科书亦多负面评论。如《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曾被江西省会中等学校教师列为完全不满意者,(1)《复兴高中本国史》则有熊梦飞、张一纯、姜季辛、周谷城等批评。(2)遗憾的是,《吕思勉全集》以及《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皆未披露吕氏对批评者的回应文字。1927年陈恭禄曾在《时事新报》副刊"书报春秋"发表《挂帐式的本国史课本》,评论吕氏《新学制高中本国史》,稍后吕氏作《答陈君恭禄》一文,回应前者的批评。这是目前仅见吕氏公开回复批评者的文字,吕氏全集未收录,吕氏年谱长编也未记载。鉴于吕氏此篇佚文的特殊价值,现连同陈氏书评一并整理再刊,以便读者进一步了解吕氏的编史思想。     

浅谈早期吕著中学本国史教科书

史学家吕思勉终身从事历史学的研究及历史教育工作,一生著述丰厚。其编写的教科书,引发了很多人赞扬和批评之声。他前后编纂教科书,无论是历史分期、历史考据、纪年方法,还是具体的史学观点都有所变化。吕思勉编写的教科书在变化的同时,反映出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进化过程。这些变化,既是吕思勉学术轨迹变动的体现,又是当时中国史学在时局变动、学术嬗变大势中的体现。     

重建大学与中学的血脉——上海“名教授与准名师零距离对话”活动简记

民国以来的中国历史学界是曾经有过一个传统的：严肃史学研究领域绝不对大众史学的普及置身事外,中学历史教学界也绝不放弃自己对于史学研究的责任。我们都知道吕思勉、顾颉刚等诸位先生是曾经如何热忱地投入到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撰里去的;年长一些的人大约也还能记得我们建国后的各大高校历史系的教授有多少人是中学历史教员出身。这样的血脉相连不单是使我们的史学界留下来诸如《吕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这样的瑰宝,尤其重要的是,这使得我们的历史学在许多年里一直是一门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活的学问。     

《白话本国史》的修订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界形势和社会舆情的变化,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某些“不合时宜”的叙述和评论,是否需要修改、如何修改？对作者和出版方都是一个难题。大致说来,商务印书馆较多地考虑形势与舆情的压力,虽不得已、但仍按要求做审时度势的修订,以保证史书的再版续印。吕思勉则不愿随波逐流地改书,尤其不愿按某种现实的需求来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但他又不能不顾及社会舆情和商务印书馆的处境。《白话本国史》的二次修改,最终都由商务编辑代笔,实在是无可奈何的解决办法。作为一个案例,《白话本国史》的修订,印证了史学研究中的老问题：当史学研究的求真与现实社会的致用发生矛盾冲突时,史学家是放弃求真以迎合社会舆情？还是相反？社会的相关方面是希望史学家掩饰真相以保证与现实舆情的一致,还是相反？这个难题,似乎至今还未找到两全的办法。     

论吕思勉的新史学

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式的领袖人物,或注目于王国维、陈寅洛建构的那种令人眩目的史学新范式。吕思勉史学虽与上述效应无缘,但在新史学的创建过程中,自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和价值在。一、吕思勉史学的构成背景一位西方学者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传统,或者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围绕着不同然而相互联系的主题形成的传统谱系。”①这一见解启发研究者有必要首先把握吕思勉史学的传统谱系。与同时代的史学大师相比,吕思勉不仅没有胡适、陈寅俗负发海外的幸运经历,甚…     

吕思勉与历史编纂的新探索

吕思勉先生是梁启超所开创新史学的承继者和实践者,一生著述宏富,尤以两部中国通史和四部断代史奠定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白话本国史》以其鲜明的进化史观,严密的历史考证和流畅的文字表述开创了通史编纂的新纪元;《吕著中国通史》在继承传统历史编纂遗产的基础上,极富创造性地发明了两大板块的新式体裁,且已显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服膺。其通史编纂思想和编纂经验在《先秦史》、《秦汉史》等四部断代史中明显地得到运用和发展,因而做到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独到深刻的议论赋予历史记载以巨大的震撼力。他对历史编纂的不断新探索,亦折射出其学术思想演进的脉络。     

吕思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述评

<正>吕思勉(1884-1957),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吕思勉一边诲人不倦,一边潜心研究,著作等身。在他的学术著作中,相当一部分为教科书。其中,《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以下简称为《本国史》)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吕思勉撰写的第一部高中使用的中国通史教科书。     

国学名家之吕思勉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世代仕宦”的书香之家的他,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了解中国历史。16岁自学古     

“形式“的解放:洞见与盲视——胡适的“白话“主张和“新诗“理论

从胡适和梅光迪、任鸿隽的两次争论入手,对胡适弃文言用白话的立论依据进行了历史和理论的梳理.胡适从思考中国文学“有文无质“的弊病出发,为“白话“文学凝聚了“说法“,这是一种把文学变革落实到语言形式的革新方案,但胡适把白话的“达意“直接移用到“新诗“时,混淆了“诗法“和“文法“的区分.     

文学语言与现代小说的“雅俗”突围

晚清以后,随着启蒙思潮的高涨、国语运动的开展以及域外小说风潮的熏染,白话小说逐渐受到重视并走到历史的前台.但是;传统“雅俗”语言视野中的“俗语”并不能直接服务于现代小说的语体构建.小说不仅要用白话来写,而且要传达书面的审美特质,但由于主体的书写惯性以及俗语白话的“说-听”话语体制不能满足现代审美的要求,现代小说困境重重,解决这一悖谬处境需要新的白话.展示这一历史过程,有益于认识清末民初小说探索的历史逻辑,也有益于揭示和评价“五四”文学语言变革之于现代小说发展的意义.     

浅论吕思勉的史学

吕思勉是现代史学大师，他被严耕望誉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但在大陆一直被忽视。本文从他的史料观、史学功能论、著史倚重札记和语言风格等几方面，粗略地加以介绍，希望有更多的学人关注研究吕思勉先生。     

不知风化,焉知山崩

半个世纪以来,吕思勉先生著作等身,成就丰富,与陈寅恪、陈垣及钱穆被合誉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虽然他已逝世四十年,然其广博周赡的史学成就依旧是中国史学研究中一笔丰盛的文化遗产。 吕先生之史著,强调史籍与史料的考核,讲求实事求是的综合研究、融会贯通,同时亦注重于历史发展过程前因后果的探讨。因此,吕先生的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史以及其他多种著作,洋洋洒洒约千余万字,尽管皆以史料的翔实、深厚与周赡而著称,然而就其历史学理念而言之,吕先生却是明确主张:不必兢兢于故纸堆中讨生活。 1920年,吕先生便在他第一部历史著作《白话本国史·序例》中首先强调:“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史藉与史料的考核辨证,却是依照着“社会历史变迁进化”的现念,对古代史进行着“新的解释。基于此,吕先生常常在乾嘉朴学的承继基础上,对于“古今风云之递变、政事之变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尤为注重,在浩如烟海的古史料中提要钩玄、披沙拣金,“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必不可无著者而为之”,从而突破了清代考据学之藩篱,在严谨翔实的史料考     

五四文学革命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继承与转化

五四文学革命时流行的“古白话”思维,将章太炎提及的中国语言发展历史中的“言文合一”现象绝对化、普遍化,强行将一些文言作品转化成“古白话”,背离了章太炎以小学为根基的白话思路。同时新文学中的“芟夷典故之风”“‘起于应用’的文学观”“深揪用字错误的论争策略”借鉴了章太炎修辞立诚的文章观,却抛弃了“修辞立诚”中的文字考证基础。五四文学革命在转化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同时,章太炎也对文学革命进行了思考,强调白话对文言的依赖,展示言文合一的难度。     

吕思勉先生整理旧史籍的意义

三十年代时,吕思勉先生几乎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所编的高中课本《本国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发行了12版。但是六十年过去,吕先生却又有点寂寂无闻的样子。大约是因为现在的社会较为重视史观与史论,而对于史实的追求反而在其次的缘故。其实吕思勉先生未尝没有自己的史观,只是那些真知灼见都分散融合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之后,而不专门做成高头讲章,遂为急于要读到理论性结果的读者所忽视。试举一例。吕先生在本国史里就已主张,历史应该重视对普通人与普通事的研究,因为这是“风化”,而不应该把注意力只放在特殊人物和特殊事件上,因为这只是“山崩”。山崩的出现有时往往是风化的结果。在这里,他已敏锐地感觉到历史的动力并不在帝王将相,而在一般的百姓身上。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吕先生在写作《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等四部断代史时,都将其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