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传统的颠覆和诗骚传统的回归──从叙事角度看“新感觉派”小说

中国小说传统叙事模式，即以情节为中心的线性全知叙事，到了近代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新感觉派”作家迎接了这种挑战。到了30年时，小说以新的叙事形态体现在“新感觉派”作家的小说创作中。而在叙事传统的颠覆立中，中国传统的诗骚抒情格调反倒回归于新的小说创作里。     

试论李东阳的格调思想

明代李东阳在其《麓堂诗话》中提出了他的格调思想，这对后来复古派格调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1、以乐衡诗的基本思路和论诗方法；2、识辩“时代格调”的学诗途径；3、守法而求“兴趣”的创作思想。     

先意定格的窘境——李攀龙七律对李颀的"拟议"与"变化"

李攀龙七律的诗意凝滞、意境淡化以及沧桑老成，与其取法李颀而偏重格调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李攀龙七律取法盛唐而片面追求气势、格调的倾向，促使复古派诗人逐渐认识到自身创作的局限性，进而从理论的高度对诗歌创作中意与法的关系、格调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加以反思。尽管李攀龙的七言律诗本身在“拟议”与“变化”之间瑕瑜互见，但其在明代复古派诗人及后世评论家中引发的理论思考与理论阐释无疑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王世懋“逗”变的诗歌发展论

王世懋“逗”变的诗学观点是用变化发展的眼光来审视诗歌的发展,而这种变化发展又不是陡然完成的,它需要“逗”的渐变过程。秉持这种观点王世懋看到了高倡复古、格调的七子派的不足,并在对其进行批评的过程中体现了“逗”变诗学观点的价值意义。     

黄庭坚辞赋平议

黄庭坚的辞赋,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情感上,既深于亲情、笃于友谊,又明于哲理、富有机趣。风格上。则怨而不怒、婉而多讽,境界高而趣旨远,文辞美而格调雅。他以高古之文,改变了六朝赋体的艳丽之格,成为宋代文赋典雅派的代表人物。其在赋史上的地住,并不逊色于欧阳修和苏轼。     

论清代格调派副将王昶

王昶不仅是清代格调派后期代表“吴中七子”中的翘楚,而且是清代格调派的副将。其副将地位由以下几种因素决定：首先,诗歌成就凌烁诸子;其次,继承并发展沈德潜的格调说,使之更加合理;再次,编选《湖海诗传》,嗤点时贤,总结清代格调派师徒传承及诗学观点,俨然诗派宗主;最后,王昶达官高寿,生徒遍天下。     

齐己《风骚旨格》十体臆说

齐己《风骚旨格》有十体，以摩神取象之法，表现他对诗歌风格的体察与认识，今妄臆于下：“一曰高古。诗云：千般贵在无过达，一片心闲不奈高。”贵，宝贵；达，显达。奈，通耐，忍受。何能高古？不求闻达于诸侯，可谓高古。可是仍必有诸侯存于心中。至无过达，则心中亦不存在，应是更高，然如自视为高，于心存之，则又非高古。要一片心闭，不受任何外物的牵累，连此之高，亦不忍受，则真高。能体察此真情之诗，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五）可谓高古。“二曰清奇。诗云：未曾将一字，容易谒诸侯。”容易，轻易；谒，…     

《李尔王》中的乐观情调(英文)

本文以新批评派的“文本”理论和文化学角度,分析了《李尔王》的格调,认为它是一出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的戏剧。     

皎然“文章宗旨”发微

皎然论诗标榜“风流自然”,是提倡语言畅达、精神脱俗、情思飞动的诗风,但他并不认为这种诗风是诗人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主张以苦思结撰反求流动畅达,以脱俗之精神进求狂逸之表现,达到“格高”、“气正”、“体贞”、“貌古”等等。这使得其所谓“自然”含义更加丰富,在“自然”的旗帜下加进了重视技巧的因素和崇尚主观的精神。这种文学思想对中唐诗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宋人“以文字为诗”及明代格调派诗歌思想的先河。     

从清代四大诗说看清代诗歌特色

有清一代，诗派林立，主要有四派：神韵派主张兴会神到，写出味外味；格调派讲究章法，追求韵律；性灵派主真情、重个性、尚才气；肌理派主张言有物，言有序     

简评董其昌"南北宗论"

董其昌是明代著名画家、理论家 ,他提出了山水画中南北宗之说。南宗画用笔文 ,北宗画用笔硬 ,并确立了南宗画在艺术史上的主导地位     

浙西词人吴陈琰考议

浙西词人吴陈琰为“浙西前驱”曹溶的学生,于康熙二十年同淄川名宦唐梦赉相唱和,留下一百三十多首词,并与其他浙西词人有着广泛的交游。吴词境界阔大、慷慨俊爽,与其师曹溶一脉相承,却与典型的浙西词风迥不相侔。吴陈琰作词之时正是浙西词派发展壮大之际,他的创作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浙西词人从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创作群体走向文学意义上的流派之经过。     

20世纪茶陵派研究回顾

明初台阁体学向明中叶复古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而以李东阳为首的荼陵派在此期间担当了历史所赋予的重任，扮演了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角色。20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对李东阳及荼陵派的研究由冷趋热，从李东阳生平及作版本，茶陵派组成成员，茶陵派学创作，茶陵派学理论，李东阳书法风格，茶陵派的影响及历史地位等方面对茶陵派进行了探讨。     

《晚清四十家诗钞》与桐城诗学

《晚清四十家诗钞》精加评点,分别涂径,以师友源澜为主,收录近代旧体诗人诗作,从编辑体例、选辑原则等方面表现桐城诗派的诗学观。辑者吴闺生继承桐城诗学并兼容当时各旧体诗派的诗学观,总结了晚清桐城诗学特色和创作方法,将桐城诗学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诸城琴曲《关山月》音乐风格研究

诸城琴派的特点是它的山东民间音乐风格,《关山月》是具代表性的曲目。从考察琴曲的渊源人手,通过对音乐本体、演奏技法的分析,以及琴曲风格形成的原因的探究,可以初步发现对《关山月》的山东音乐风格。     

从“善用故而为新”到“怪怪奇奇”——盛中唐诗歌流变

唐代诗歌发展至贞元后期,一部分诗作中出现了求奇求怪的趋向,到元和,形成了怪奇诗派。从表面看来它和当时朝廷推重的典雅诗风截然不同,但在本质上它们有相似处——求新求变是他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作为台阁诗风的代表,权德舆提出了＂善用故而为新＂文学主张,并多方探索寻找诗歌新的发展空间。文章从权德舆、孟郊等的诗作入手,分析唐诗由盛至中的发展变化,进而指出,贞元年间,唐诗的变化是广泛的,其中已经有了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萌芽。     

戴望舒的诗美和诗论

戴望舒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派诗人代表,其诗风与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徐志摩诗风迥然不同。戴氏诗风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表现为沉哀,中期为寂寞,晚期为昂扬。其诗论和新月派代表性诗人闻一多的诗之“三美论”相反,主要宣扬诗的纯粹性,拒绝音乐、绘画入诗。     

交流与融汇——京派作家与外国诗意抒情小说

对于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具有学院派色彩的京派作家群体的探讨,以往的研究者往往过分强调京派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关联,本文意在探讨京派作家与外国文学(尤其是与外国诗意抒情小说)的关系,并探寻京派小说在中外文学的交流与融汇中形成的文体特征。     

从版本体例的发展流变看后世对《花间集》的接受

北宋至清代晚期,《花间集》流行版本或多或少,版本体例的变化或显或隐,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动不居的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了各个不同时期对《花间》词的接受态度。     

以校风建设为突破口构建和谐校园

校风建设必须明确指导思想,贯彻综合性、示范性、自觉性、渗透性的原则,通过教风、学风、作风建设,创建高职院校和谐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