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变文》与《伍员吹箫》杂剧比较

伍员是中国古代久负盛名、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春秋战国以来,载录伍员事迹的史传稗说代不乏籍,敷衍伍员故事的文学作品更是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伍子胥变文>与杂剧<伍员吹箫>就是以伍员故事为题材创作的说唱和戏曲文学作品.<伍子胥变文>是唐代敦煌文学敷衍这一题材的唯一作品,<伍员吹箫>是谱叙这一题材最有深刻思想意蕴、最富艺术感染力的现存杂剧.这两部作品虽都以春秋时期楚国伍员替父兄报仇的历史事实为素材,却由于作品文本体式与作者思想倾向、艺术功力的不同,在创作方面也呈现出了显著区别与悬殊差异.比较它们的异同,对深入认识和准确评价中国俗文学在唐元时代的演变发展具有弥足珍贵的作用和不可忽视的意义.     

从大众审美情趣看《伍员吹箫》改编伍子胥故事

伍子胥的故事是春秋战国时期颇具盛名的故事之一,从正史到民间传说,从史传文学到小说、戏曲,流传范围非常广泛。《伍员吹箫》从大众审美情趣的视角,对伍子胥故事当中的人物形象、矛盾关系以及故事结局进行了改编。改编符合观众善恶有报的道德伦理观念,迎合观众平民化的价值追求以及娱乐趣尚的欣赏习惯。     

《伍子胥变文》与唐代的血亲复仇

《伍子胥变》在情节上对唐前史籍特别是《吴越春秋》多有因袭，但在复仇行为等细节上，它又大胆虚构，突破了伍子胥故事在以往流传中所形成的注重史实的模式。这些变化是与唐代血亲复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在唐代政府对私自复仇的严厉打击以及社会主流观念倡导理性复仇的压抑下，民间浓厚的复仇意识在学上的反映，其学史意义值得注意。     

《史记·伍子胥列传》复仇观的价值特点

伍子胥复仇是中国古代众多的复仇故事中情节最为波澜壮阔的复仇故事之一。就目前可见到的材料看,记录其事的典籍很多,而且基本上都对其矢志复仇之事进行了歌咏或演绎,使得这一故事历久弥新,长盛不衰。其中,司马迁的《史记·伍子胥列传》在该故事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第一次将伍子胥故事的整体脉络梳理清楚了,更在情节增删中体现了赞美复仇的情感倾向,并且在其实现复仇过程的描写中渗透了司马迁本人特有的观念和情感取向。     

论《伍子胥列传》的悲剧意蕴

悲剧意蕴是在人困难与不幸中展现的人格力量以及引发的怜悯、悲恸和为之动容的震撼与陶冶。司马迁儒道融合的生命意识形成了他特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及他自身的悲剧经历,形成了他的悲剧意识。《伍子胥列传》充满了一种抗争、豪气的悲剧精神。     

《伍子胥列传》伍子胥形象之司马迁自我精神的体现

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对伍子胥忍辱复仇的经历做了生动的描写,并借此诠释对自身遭际的感叹,对伍子胥隐忍精神的称颂,也体现了自身发愤著书的卓越精神,并将自我对人生的感叹,及对复仇意识和生命意识的深刻见解全部倾注于其中.     

论冯至《伍子胥》的诗化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史存在一种新的小说样式——诗化小说。冯至的《伍子胥》具有这种诗化小说的典型特征：诗化的语言、结构的散文化及浓郁的抒情氛围、象征性的意境。浓郁的诗情与哲理的契合,给诗化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审美特征的发展空间。     

冯至博士《伍子胥》新论

《伍子胥》是一篇运思式的诗化小说,歌德的思想观念广泛地渗透于其中,充满了“变”与“断念”的思想;语言是《伍子胥》艺术创造的核心问题,是冯至在留德期间追求现代纯净语言的一个结果     

论《伍子胥变文》之悲情美

<伍子胥变文>蕴涵着丰富的悲情美,主要表现在家世厄运的悲戚、逃难旅程的悲辛、异国奋斗的悲苦、生命归宿的悲怆及路人为之献身的悲壮等层面.     

论《伍子胥变文》中的儒佛交融

《伍子胥变文》在佛教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其中却深蕴着儒家的传统思想与文化,如儒家的“天人感应”、“孝道”、“惩恶劝善”等思想,体现出儒佛交融的特点。考其缘由,在于佛教作为一外来文化,要想在儒家思想文化深厚的本土生存、发展,必须要对共同的伦理内容给予强调和突出,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以努力寻求两种文化之间的契合。     

论伍子胥

在历代稗官野史、小说戏曲中,伍子胥往往被写成一个报仇雪恨、大智大勇、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然考诸史实,其真正面目并非如此。他把父兄私仇凌驾于国破邦耻之上,叛国投吴,处心积虑,兴师伐楚,破郢鞭尸,几灭楚国,成为楚国历史上叛国者中危害祖国最大的国贼,与其祖父椒举眷恋祖国,愿为效力的爱国情操大相径庭,与屈原、申包胥等著名爱国者相比,更是天渊之别。他在吴期间,妄生嫉妒,诬谄太宰,居功自傲,漠视夫差,终以叛吴投齐,阴谋败露,落得个赐死抛尸,葬身大江鱼腹的下场     

诗意的流亡——论冯至小说《伍子胥》的语言特征

《伍子胥》是冯至四十年代创作的小说,它具有诗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小说语言上.小说通过别具匠心的人物描写方式及遣词造句形成了舒缓的叙事节奏,运用内心独白、联想以及古典诗歌的直接引用表现出诗化的叙述方式,并提取诗歌中常见的意象传达浓浓的诗情.     

试论冯至《伍子胥》中的和谐社会理想

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和谐平衡,是冯至用诗人的眼光进行小说创作的重要关注点。作者以中西融通的视野,在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用形象的小说文笔对心中久巳向往的理想和谐社会进行了畅想。其内涵表现为教化兴邦、高尚的人格、纯净的人性和人际关系等方面。     

关于伍子胥有否对楚平王掘墓鞭尸的辨析

我国历史上向有掘墓辱尸的恶俗,多种古籍都记载了伍子胥掘墓鞭尸的事。宗法制度下为父兄复仇具有时代的正义性。伍子胥极其刚烈的个性和强烈扭曲的复仇心理,使他有可能做出掘墓鞭尸的出格行为,古代良好的防腐保尸技术,使鞭尸成为可能。屈原歌咏伍子胥,是从伍忠于君国,却无辜遭受腐恶势力打击,迭遭厄难,身死国灭的悲惨境遇中,慨叹自身命运并担忧楚国前途,并非歌咏他的暴虐行为。孔子等人的儒学观念,影响了他们对伍子胥复仇这一史实的记载、删削或篡改。     

正史·传说·讲唱文学——由《伍子胥变文》看伍子胥故事的嬗变

变文这一盛行于唐代的讲唱文学,依其内容可以分为讲经与讲史.讲经的变文虽是讲唱佛经故事,但已经消弱了宗教的迷信色彩;讲史的变文多讲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但有较多的敷衍成分,富有文学的意趣,且具民间文学的特点,因而最受群众喜爱.本文既是一篇探讨讲史变文《伍子胥变文》嬗变轨迹的文字.作者试图用发展的眼光、比较的方法,就《伍子胥变文》在主题、情节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正史和传说的继承与发展作一番详审的探讨,从而说明了民间文学创作贴近人民、体现人民意志与愿望的特点.     

先秦两汉文献中伍子胥故事及其形象流变

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的伍子胥是一个忠臣和孝子统一的形象,其事迹中既表现出具有孝亲与血亲复仇的观念,又表现出一个忠谏而颇具能力的臣子形象,体现出明君忠臣的政治理想,从而使伍子胥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而又独特的文化形象。     

关于伍子胥“掘墓鞭尸”若干问题的辨析

我国历史上向有掘墓辱尸的恶俗.多种古籍都记载了伍子胥掘墓鞭尸的事.宗法制度下为父兄复仇具有时代的正义性.伍子胥刚烈的个性和强烈扭曲的复仇心理,使他有可能作出掘墓鞭尸的出格行为.古代良好的防腐保尸技术,使鞭尸成为可能.屈原歌咏伍子胥,是从他忠于君国,却无辜遭受腐恶势力打击,迭遭厄难,身死国灭的悲惨境遇中,慨叹自身命运并担忧楚国前途,并非歌咏他的暴虐行为.孔子等人的儒学观念,影响了他们对伍子胥复仇这一史实的记载、删削或篡改.     

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流亡之旅”——试论冯至《伍子胥》中的流亡意识与生存意识

冯至关于伍子胥逃亡的故事创作,经过了十几年的酝酿,每一次酝酿都与冯至自身颠簸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直至最后成书。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酝酿与创作,冯至在无形中拉近了现代与古代的距离,使得《伍子胥》的成书过程或多或少直接承担了十几年间冯至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某些变迁。冯至赋予“流亡”以现代的意义,同时他也在对“伍子胥流亡”的审视中,寻找着自己的“流亡的归宿”。     

先秦子书与伍子胥故事

伍子胥作为春秋时代的风云人物,曾引起战国时期史学家和思想家的广泛注意和深刻思考,其故事不仅见录于先秦史籍,而且也见载于诸子著作.与史家记载不同的是,<韩非子>、<吕氏春秋>给伍子胥故事增加了一些新的情节和人物,这不仅丰富了伍子胥故事,而且也使这一历史故事的小说意味愈加浓厚;<荀子>、<庄子>等对于伍子胥形象虽然大多只是简短的点评,并不讲述故事,但都对伍子胥的品格给予了道德评判,形成了伍子胥忠贤、强谏的人物形象.这些引迷和评价具有三方面的意义:在思想内容上促使伍子胥的忠臣形象成为后来故事发展的内在灵魂;在表现形式上,推动了伍子胥故事的小说化和文学传播,显示出子书向小说转变的趋向;在文体上,则体现了中国早期小说的某些重要特征,如譬喻故事加议论的叙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