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州四皓庙四皓墓稽考——兼论商山即楚山

介绍了商州四皓庙的概况，通过资料引证和碑石佐证，得出了商州四皓墓不是“衣冠冢”，而是真墓的观点。四皓的隐居地商山，也称楚山，西起商州城南，绵延至丹凤城东，四皓在商山一带隐居多处。     

从元白咏四皓诗看其仕隐观

元稹、白居易的唱和诗——《四皓庙》和《答〈四皓庙〉》,对四皓的仕隐行为一贬一褒,一抑一扬,针锋相对,态度迥异,鲜明地体现了二人截然相反的仕隐观。     

商山四皓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商山四皓文化源远流长,资源丰富,产业开发的潜力巨大;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环境下商山四皓文化产业发展面临良好机遇;发展商山四皓文化产业要统一认识,加大投入,提高商山四皓文化的人文景观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力度,同时要打造商山四皓文化品牌,拓展对商山四皓文化产品的开发.     

商州四皓庙四皓墓稽考--兼论商山即楚山

介绍了商州四皓庙的概况,通过资料引证和碑石佐证,得出了商州四皓墓不是"衣冠冢",而是真墓的观点.四皓的隐居地商山,也称楚山,西起商州城南,绵延至丹凤城东,四皓在商山一带隐居多处.     

商山回皓，是耶非耶

“四皓”是秦末隐居商山的四位年皆80有余的著名学者,须发皆白,故名“四皓”,人称东园公、角（音绿）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个人学识渊博,品行高尚,为避秦末之乱,远离繁华的帝都,隐居于商山。四皓死后葬于商山,相传干余年间,凡经此地者,文宫下轿,武将下马,肃然致礼。     

近十年商山四皓研究综述

商山四皓一直是古今诗人的咏赞对象,四皓研究也是学界持续关注的学术课题。近十年来,商山四皓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商山四皓史料钩沉、考证及历史背景分析入手开展的历史研究;二是结合有关商山四皓文学作品的注释解析及接受传播开展的文学研究;三是关于商山四皓与地方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积极探讨。今后的四皓研究,一方面要注重利用现代技术工具进行文献整理,进一步丰富商山四皓的研究文献;另一方面,跨学科研究将是商山四皓的学术增长点,应注重其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价值。此外,要更加重视域外学者的四皓研究,努力实现文献共享和方法互鉴,加强国内外学术对话,促进文化认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文化力量。     

商山四皓汉初事迹述论

商山四皓为我国秦末汉初四位著名隐士。汉朝建立后,四皓拒绝刘邦的邀请,是因为刘邦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打消他们的心理顾虑,刘邦败在策略上,而不是简单的“四人者年老矣”与“上慢侮人”;四皓之所以接受太子的邀请出山,是因为太子等人采取了合理的策略,四皓也欣赏太子的性格。四皓对于太子之争的平息,符合古代“立嫡不立庶”的惯例,也有利于汉初社会的稳定。     

陕西商洛四皓墓旅游资源的开发

四皓墓是陕西商洛市著名的历史文化遗迹,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当地政府和旅游相关部门对四皓墓及其碑林园的旅游开发活动方兴未艾.在开发过程中,我们认为,要以四皓墓的文化内涵为基础,发掘其所蕴涵的潜在旅游效益,树立“大旅游、大产业、大发展”和“无旅不优”的观念,积极利用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带动区域旅游经济的增长.     

商山四皓汉初事迹述论

商山四皓为我国秦末汉初四位著名隐士。汉朝建立后,四皓拒绝刘邦的邀请,是因为刘邦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打消他们的心理顾虑,刘邦败在策略上,而不是简单的“四人者年老矣”与“上慢侮人”;四皓之所以接受太子的邀请出山,是因为太子等人采取了合理的策略,四皓也欣赏太子的性格。四皓对于太子之争的平息,符合古代“立嫡不立庶”的惯例,也有利于汉初社会的稳定。     

西汉四皓史事的文化解读

“四皓史事”产生于一个由谋略主导的传奇时代,这要从战国到西汉初期的长时段来审视。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便是以政治、军事的捭阖纵横为舞台,由谋士群体为智库,以谋略为驱动,书写胜王败寇、去危图安的历史传奇。刘邦作为草莽英雄崛起,其事业处处得益于谋略。既坐天下,谋略情结依旧。对所事之君刘邦的这些特性,张良有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自信,然后才谋划了四皓的系列政治表演,不动声色地影响、进而改变高帝决策心态。从西汉后期开始,四皓话语广泛出现在传统典籍、史论和诗赋中,该话语代表了嫡长子继承制的政治传统,寄托了“群辅”的东宫制度安排,承载了隐逸文化理想,对中古政治和社会生活均有久远的影响。     

这可能是柳宗元的一篇佚文

198 7年 6月间 ,我曾从陕西蓝田、商县、丹凤、商南一线沿着唐时的秦楚古道所经之地进行考察。在商县和丹凤县的地方志办公室查阅资料时 ,发现明、清的《商州志》中 ,均载有署名柳宗元的《四皓碑赞》一文 ,在近代所修的丹凤县志中 ,也有此文载入。当时 ,丹凤县新修县志已完成初     

商山四皓后裔源流

“商山四皓”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扶汉前后，是隐居商山，还是隐于苏州太湖洞庭西山?苏陕之间尚有争议。笔者从考察到的大量资料及家谱证明，四皓从避秦隐形到扶汉后均隐商山，四人之家人跋山涉水从江南来到商山与其定居，繁衍生息，后裔遍及商洛及迁徙有关省、市。周、吴、崔、唐四大家族是商洛人口的主要源流之一。     

李白在商州的诗歌创作探析

李白被排挤,出长安时经过了商州。在商州的创作中以吟咏四皓的内容居多。商州经历和四皓的事迹对李白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使他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他在此后的诗歌创作不仅批判奸佞小人,而且把矛头指向了唐玄宗,批判唐玄宗的荒淫昏聩导致贤才失路,国家动荡;同时也对李白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冲击,他不再仅仅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寄托于社会的认可,而且更加注重才华、人格的价值,追求自我完善,他的价值追求发生了由外向内的转变。     

《梁四公记》对“商山四皓”之典的重构

《梁四公记》主人公高贤年迈、特性各异。四公被萧梁太子萧统礼而识之并归附于太子之事与史载中汉惠帝得"商山四皓"辅佐以巩固太子之位的情节颇为相似。其中,四公形象是对"商山四皓"形象及作用进一步细致分化的结果,但四皓在隐逸之志与人生志趣方面又不同于梁四公。《梁四公记》思想倾向更接近崇尚神异、博物的道教思想,体现了搜奇志异、博物尚奇的创作观念。     

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易》学因素

在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龙场悟道”是一个重要的转机,而处于下锦衣狱、谪龙场驿的忧患中,王阳明曾精心研读《周易》,并有不少抒论之作。本文对此展开论析,以探明王阳明“龙场悟道”中的《易》学因素。     

李商隐《吴宫》是写三国吴主孙皓事

本文根据历史记载,认定李商隐《吴宫》诗为写三国吴主孙皓事,否定了该诗是咏吴王夫差的说法。     

王阳明“拔本塞源”论之诠释

众所周知,王阳明的思想可以面向社会回应许多社会问题,“拔本塞源”论就是其运用思想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之一例。可以从“拔本塞源”之内涵、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明清学者对“拔本塞源”论的评论三方面,阐述王阳明思想及其运用于社会实践的意义和价值,同时指出其局限性与不足。关注“拔本塞源”论,既要关注王阳明本人对仁者天地万物一体思想的心得,也要关注明清学者对其重要性的点评。后者对深入理解《传习录》,建构其思想史,尤其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王畿与钱德洪对王阳明"四句教"的不同诠释路径

“天泉证道”所提出的“四句教”是王阳明的立教宗旨,“四句教”本身包含两种诠释向度,王阳明的两位高足钱德洪和王畿围绕着“四句教”展开了争论并分别从中诠释出相反的“四有”和“四无”的结论。     

商州有望跻身历史文化名城

商州原为大禹时契的封地商国，商山为秦末汉初“四皓”隐居地，商於六百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水陆交通繁盛的通道。商邑是商鞅的封地，比秦都咸阳还早一年。州城四面文物丰富：东有夏商用遗址，南有新石器地点群，西有恐龙脚印和恐龙蛋化石，北有旧石器地点群。商州民间文化丰富多彩，有南北过渡和融合的特征。商州自民国以来的落后状况，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得到改变。     

《史记》“四始”论溯源

“四始”是传统诗经学的重要概念,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四始”论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四始”论的渊源和根本依据当于周代礼典用诗和先秦儒家《诗》学中求索.从周代重要礼仪用诗所寄寓的政治内涵,到先秦儒家通过论述这些诗篇所阐发的政治思想,再到汉代经学以“四始”总结提升这些诗篇的政治义理,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史记》“四始”论作为汉代诗经学的纲领性理论,是对周代仪式乐歌政治用意和先秦儒家政教诗学的继承和发展.